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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文苑

“封校”有违法治精神

2015/1/7
    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滩发生踩踏事故,造成30多人死亡。位于陕西西安的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在其官网首页刊文《上海节日踩踏惨剧不幸证明我院对节日管理无比正确》,对该校平安夜封校一事进行回应(1月6日《信息时报》)。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平安夜“封校”引发媒体热议后,该校对“封校”行为作出回应,称严重的惨剧正是在看似正常时尚的节日狂欢中发生。表面看来,若是复旦、华政等高校像西北大学现代学院一样“封校”,一些年轻学子将可以避免伤亡。那么,外滩踩踏事件后,全国其他高校应否防患于未然,学习该校这一“无比正确”的做法?关键在于,除了“封校”外,有没有其他保护学生安全的措施?“封校”是最好的措施吗? 

    近年来,一些高校强行在学生电脑上安装软件、限制使用电脑时间,动用先进的指纹扫描仪对学生上课进行“指纹考勤”,要求大学生上课必须背书包等等,种种规定的背后,无不像“封校”一样,出自校方的拳拳爱心。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受保护的学生却反感这样的“保护”?为何这样的规定会被舆论戏谑为“奇葩”、“雷人”校规? 

    经过多年来的法治建设和法治宣传,权利意识已然深入人心。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应慎用限制权利的手段达到保障权利的目的,否则,会出现一些极为荒谬的规定。为防止节假日可能发生的事故而“封校”,为防止学生感染流感,能否同样限制学生外出?学生参加体育活动可能受伤,就因此禁止校内体育活动吗? 

    动辄“封校”、严禁、严惩的背后,不仅折射出学校管理者缺乏应有的法律常识和法律精神,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懒政思维在作祟。从学生利益出发的“安全考虑”,归根结底还是更有利于自己。因为对管理者来说,这样最简单易行,又立竿见影。只要能保证学生在校期间平平安安地不出事,就算“成功”了。 

    “以人为本”“与国际接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之类的说法喊了多年,一旦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总难免沦为严厉的管制。一些大学的管理者总是在比谁更严格、谁更规范,很少听见有学校管理时在尊重保障学生权利、提升学生公民意识、营造宽松的环境和氛围上下功夫。而后者恰恰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大学之大,在于大学之精神。外滩踩踏事件中伤亡的学子为高校安全管理工作敲响了警钟,但是,高校若因此采取“封校”等方法保护学生,自觉向“后中学”或“中学后”靠拢,无疑是南辕北辙。真正爱护学生、保护学生,校方亟须革除“管制”教育思维,尊重学生权利,充实教学内容,丰富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培养健全人格和公民精神。靠管制的手段、严厉的惩罚、虚骄的奖励,只能培养出逆来顺受、乖乖听话的学生,不仅不能真正保护学生,还无谓地增加了对自由权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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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玉忠

1947年1月生,1982年1月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到检察机关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1991年5月起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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