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学术研究 / 学术观点 / 正文
学术研究

批捕权的设置及相关制度思考

2017/11/28
  一、关于批捕权的设置
  逮捕属于刑事诉讼中的一种强制措施。设置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但滥用强制措施,就会产生侵犯人权的巨大危险性。为了协调社会利益和人权保障之间的矛盾,在使用强制措施时,应坚持强制措施的强制力度与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的原则。德国刑事诉讼法称之为比例性原则,即强制措施与犯罪的轻重成比例。{1}逮捕是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它直接限制着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因而在适用时应当严格把握。首先,在适用对象上严加把握。逮捕只适用于罪行重大或有逮捕必要的嫌疑人或被告人。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12条第(一)项规定:“被告犯罪重大且有羁押之理由存在者,得命羁押。如羁押与案件之重要性与应予科处之刑或保安处分不成比例者,不得为羁押之命令。”其次,有程序上的限制,在适用逮捕措施时应当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这就是批捕权。
  批捕权的产生,主要的目的是限制批捕权的滥用,防止错捕,减少滥捕,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在西方,官方逮捕通常采取令状主义,由警察、检察官或其他有权提起控诉的当事人,向预审法官提出请求,预审法官在审查后签署逮捕令,执行逮捕。被逮捕人有权就预审法官的决定提出上诉。通常认为,批捕权具有程序性裁断的性质。签证官必须是具有法律签证权的、中立和公正的官员。“中立和公正”,一般解释为与本案结果无关并且没有参加本案诉讼的官员,起码不是站在警官和检察官立场上的官员,据此,在西方国家,批捕权由在理论上保持中立的法官行使。我国根据法律规定,批捕权由检察机关行使。有学者认为,我国批捕权的设置不尽合理,应当由法院来行使批捕权。理由是:1.对涉及人身自由和诉讼进程具有重大意义的批捕权,统一由审判机关来行使更具有权威性。2.法官能在控辩双方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中立的态度,有助于公正地把握批捕权的运作,既可以有效地防止那些无辜的公民纳入到刑事诉讼中来,又可以防止其他法定机关滥用国家司法权现象的滋生,体现出严格的法律制约,这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3.如果让检察机关享有批捕权,就可能使这项权利成为失去制约的绝对权力,而最终演化为一种在功利主义驱动下不惜践踏人权的十分危险的权力。同时,在一定意义上,批捕权与检察机关所承担的诉讼职能也存在着矛盾冲突。如果将二者混在一起,不仅使诉讼结构丧失其内在合理性,也不利于诉讼目的的实现。{2}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站在一个较为成熟的司法模式上来反思中国批捕权设置,是非常有益的,但如果不顾及我国司法体制与国外司法体制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其产生的结论可能就会出现较大的谬误。笔者认为,回答我国批捕权的设置是否合理,应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检察机关是否必然就是功利色彩浓厚的一方当事人;二是中国检察机关的性质能否保证公正与中立地行使批捕权。
  检察机关不应行使批捕权的前提是检察机关扮演着功利色彩浓厚的当事人的角色,检察官在法庭上激烈争辩,极力维护控方的立场,因而不能保持中立,不适宜行使批捕权。也因为持这种观点,该学者提出应当改造检察机关,提出了检警一体化的构想。{3}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我国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法律地位与西方任何国家都不具有可比性,因而用别国之履来适我国之足的司法改革思路是很难行得通的。{4}如果说在现代法治国家,控、辩、审三角结构是其司法体制的核心精神的话,那么由谁来承担控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职责,却是一个不十分明确的话题。简单的认为检察机关是一方当事人就不符合事实。很显然,在各国,有权提起控诉的机构各不相同,并非都是由检察机关提起控诉。20世纪80年代中,英国制定了检察机关法,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独立于法院和警察局的全国性的统一的检察机构,而在此前,控诉的职责大都由警察局或者陪审团承担。法国预审法官也有权提起控诉。即使由检察官提起控诉的国家,检察官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美国以及瑞士,检察官扮演着警察首脑的角色,其作为控辩审三方的一方当事人,名副其实。但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警察与检察官有一定的分工,绝大部分侦查任务由警察负责,检察官可以指挥侦查或者自行侦查,但这种侦查具有二线侦查的性质。并且检察官以法律与正义的原则行使检察权。虽然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导致检察机关在体系上容易使人认为其是政府的代言人,但毋庸置疑的是,检察官拥有较大相对独立于政府的权力。在德国,检察机关虽然是以司法部长为首的行政等级制度的一部分,但它是一个司法机构,而且像法院一样,必须为真理和正义服务,他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必须达到这个目标。因此,检察机关不是反对被告人的一方,他的任务不是依靠片面收集证据的方法穷追被告人,不是把向法院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任务留给被告人或其辩护人。相反,检察机关也必须调查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检察官的司法特性如此突出,以至于研究检察制度的德国著名学者洛克教授认为,检察官具有法律守护人的地位,对检察官及法官而言,事实的查明与法律的判断,应依同一目标行事,因而,此乃两者相提并论的有力论证。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三权分立原则下西方司法体系中的控辩审三角结构,其实质的内涵并不是一个控辩平衡的等腰三角。可以这样说,恰恰是三权分立给其一个貌视合理的虚幻的三角结构。所谓检察官在三角结构中作为一方当事人,如果行使批捕权就必然会成为受功利主义驱使下侵犯人权的机器,未免言过其实。当然也不可否认,由于在体系上受制于行政机关,检察官不可能完全独立,客观上仍然存在滥用批捕权的危险。这也是西方普遍由审判机关而不是检察机关来行使批捕权的原由。但这种危险在中国现行政体下是完全可以排除的。
  约在14世纪,法国国王就在主要法院设置“检察官”职位,以维护国王的利益,执行刑罚,收缴罚金。但自欧洲大陆创设检察制度以来,检察官就处在法官与警察两座大山的谷间地带,在两大旗帜鲜明集团的夹杀之下,摸索着自己的定位。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上虽然自始有监督法官裁判、控制警察侦查的功能,但此种与检察制度相生伴随的谷间地位,使人如入五里雾中。一方面,检察官不欲沦为次等的“侏儒法官”;另一方面,检察官也不愿意成为高级的“司法警察”。其实,如何厘清检察官的定位,使其摆脱“副标题”的命运,向来是各国检察官制的难题。{5}作为检察官,游历于法官(司法官)与警察(行政官)之间,在理论上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而在实践中,也没有一个成熟的模式得到普遍推崇。
  笔者认为:检察制度建立有它的客观必然性。首先是侦查与起诉思维存在着客观的差异性。其次,法官的执法需要必要的监督,特别是在集权国家,这种监督,尤为必要。具体到这种权力如何配置,各国受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需要,或者强化检察机关的行政职能,或者偏重于它的司法职能。一般来说,在当事人主义的法治环境下,检察官较多的扮演控方当事人的角色,功利主义的色彩较浓,而在职权主义的法治环境下,检察官较多的负担查明事实真相的责任,司法的色彩较多。无论是当事人主义还是职权主义,在西方,三权分立是其国家机关设置的基本原则,而检察官不属于立法,也不属于受宪法独立性保障的法官,因而划归政府领导,司法部长大都是检察机关的最高首脑。总而言之,检察机关的设置及权力分配是根据各个国家具体的国情决定的。
  三权分立理论是西方建立检察制度的理论前提,检察官游历于法官与警官之间。如果独立出来,必然会违背三权分立的政权基础,因而普遍反对由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反观中国的检察制度,它具有自己的特色。关于我国检察制度的性质,笔者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的检察权是一种司法权,这种司法权不是实体性的裁决权,而是程序性的裁决权,这种中立公正的程序裁决权是保障检察机关公正行使批捕权的客观基础。理由是:首先,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非三权分立,我们的检察制度可以独立于政府之外并且独立行使检察权,其地位在宪法保障上相当于审判机关。其次,我国的检察机关享有司法解释权,这是司法机关的一个显著标志。再次,我国检察机关以适用法律为目的,而不是作为完全意义上的控方当事人存在。检察机关作为一个中立机构,其权力的核心是程序性。程序性是指相对于行政管理权和审判裁决权所产生的实体效力而言,检察权只作出某项程序性的决定,引起一定程序的权力,而没有任何行政决定权和审判裁决权。{6}检察权的本质在于程序性的制约权(或日回复权)来实现对实体的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说,检察监督权并不一定是上下关系、垂直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制约关系。{7}从程序的角度看,检察机关的裁决具有中立性和终极性,因而属于司法机关的范畴。最后,从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机关能够中立公正的行使批捕权。根据法律规定,我国的控诉职能中的侦查职能划归公安机关行使,检察机关作为独立与政府的司法机关,可以超然地行使批捕权,它较少受公安机关的掣肘,捕与不捕与自己并没有必然的利害关系。
  明确了中国检察权的司法本质,批捕权的配置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作为超然于公安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外的检察机关,完全可以承担起批捕的职责。因为批捕权是一种程序性裁决的权力,而检察机关本来就承担着程序性裁决的任务。反观由审判机关来承担批捕的职责,则必须另设机构和事务性法官,专司批捕,而且还应避免产生主审法官先入为主的后果。诉讼成本加大,诉讼过程反而不经济。当然,检察机关既然承担起批捕的职责,而这种终局性的权力又客观上给当事人的人身权利造成极大的损害,因而应当赋予当事人一定的救济权。但我国刑诉法只给了公安机关的复议、复核权,而没有给当事人对批捕决定的复议、复核权,这是不公正的,或者说是我国刑诉法规定的一个缺陷。另外,既然由检察机关来承担具有司法性质的批捕权,就应当取消公安机关对批捕决定的撤销权,以维护司法的严肃性。另外,由于我国的检察机关还负担一部分自侦业务,在这里就存在一个如何能保证检察机关能中立公正地行使批捕权的问题。目前这一块还没有很好的解决。笔者认为,随着批捕业务实行主办制或由主诉检察官行使批捕权,赋予主(诉)办检察官独立的决定权,这个问题还是能解决的。
  二、关于捕诉合一制度
  捕诉合一制度,是指在我国检察机关内部,由审查起诉部门承担起现在审查批捕部门的工作。在捕诉合体的体制下,一名检察官既负责案件的批捕工作,又要负责该案的起诉工作,从而缩短办案期限,避免重复劳动,保证诉讼的效率。目前,沈阳12区县检察院、深圳市检察院和北京通州区检察院都在进行捕诉合一的实验。来自一线,具有丰富检察实践经验的学者,也提出打破现行批捕与起诉分离的状况,实行捕诉合体,建立以主诉检察官为刑事诉讼核心的新机制。{8}在通州院的实践中,选任责任心和业务能力强的主诉检察官担任捕诉合一的实验。主诉检察官独立承担审查批捕的任务。在作出批捕决定时,填写《侦查建议书》,就案件的实体和程序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侦查建议。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提出侦查期限要求,如在一个星期内移送审查起诉。在侦查期间,主诉检察官及时掌握案件的进展情况,发出侦查建议,引导协调侦查,为起诉打下良好的基础。当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主诉检察官能在很短的时间(如3天),就可以制作好起诉书,提交法院审判。在案件整个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事实清楚的,十几天之内就可以起诉。捕诉合体起码有4个好处:一是提高了诉讼效率,防止拖案;二是有效减轻了看守所的压力,降低了诉讼成本;三是确保了犯罪嫌疑人得到及时审判,取得刑罚的最佳效果。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刑罚的效果与犯罪后接受刑罚的时间成反比,越早接受刑罚,刑罚的效果就越显著。四是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在过去的办案模式下,一起案件起码也得等上3、4个月才有可能提交审判,而与此相应的是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无情的被关押在条件远比不上监狱的看守所里。美国宪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有获得及时审判的权利。而这种人的最起码自由权中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更有甚者,有的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呆的时间比判刑的期限还要长,这是极端不正常的。如果说过去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分别行使是为了相互制约,保证案件质量,而今,在推行主诉检察官制度后,主诉检察官素质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再通过增加环节,保证质量的做法,就极大地增加了诉讼成本。另外,批捕与审查起诉分别行使,造成批捕、审查起诉两张皮的现象也相当突出,公安机关在捕前拼命的要求批捕。当审查批捕部门作出批捕决定后同时要求还需要查清哪些问题后,有些公安人员就不那么热心了。有同志形象地把这种情况比喻为挤公共汽车。没上车前,使劲的往上挤,挤上去后就赶紧让关门。而检察机关内部由于批捕与起诉是两个部门,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导致批捕时给的侦查建议落不到实处。此外,我国侦查权与起诉权分别由两个机关行使,检察官不能指挥警察,结果造成侦查不符合起诉的要求。警检之间的矛盾很难协调,解决的途径就是实行捕诉合一制度。
  当前,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同属于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能。如果从主体上考虑,在持西方传统法学思维的学者眼中,由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批捕权不能掌握在一方当事人(检察官)手中,否则就是程序不公正。前面已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作了论述,在此,再就批捕权与我国公诉权的能否兼容问题作一说明。
  在西方,批捕权和公诉权是水火不容的。为什么我国的“公诉”机关能与批捕权兼容?首先,这还得从我国的具体国情说起。所谓刑事公诉权,是代表国家提起法院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权力,它是一项司法请求权、犯罪追诉权和具有专属性的法定权力。{9}虽然这种权力是一种行政权力还是一种司法权力,理论上还有分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西方,这种权力的行使,不能违背三权分立的原则。当检察官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时,无论他说是以“共和国”的名义,还是以“政府”的名义,从他组织上隶属于政府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或多或少代表的是政府的利益。如前所述,我国的检察机关无论从法律规定上还是从行使的程序裁定权上看,我国的检察机关都属于司法机关。作为独立于政府的国家机关,只有我国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才可以说是以“共和国”的名义。其次,我国的检察机关的公诉权,在实际行使中,与西方检察机关的公诉权,有很大的不同。在传统的职权主义诉讼结构中,以控诉、辩护、审判三者三角式组合为主要特征,而侦查是在检察官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起诉包括侦查,两者没有分开(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也是如此)。{10}在我国,侦查已从起诉中分离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侦查活动主要有公安机关负责。这样,很大程度上让检察机关从侦查的功利主义阴影下解脱出来,成为一个相对超然的、中立的机构,并使之有成为司法机关的可能。当然,起诉部门的补充侦查,也可以比照法院的自行侦查解释为依职权行为。再次,在传统的诉讼结构中,检察官是当事人,执行控诉职能。但我国检察机关的公诉人出庭,不是代表一方当事人,而是作为国家的代表,协助法庭查明事实真相。庭上的唇枪舌剑,不是尽最大的努力,得到一个不利于被告人的判决。庭审改革也不应当使被告人的命运取决于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作为对立的双方可以用来驳倒对方证人的能力、智慧、辩才以及精力和冷酷无情的程度。我们的检察官必须为追求法律、真理和正义而存在。正因为我国的公诉权是一种超然的司法权力,因而批捕权与公诉权是可以共容的。
  捕诉合一的关键是引导协调侦查。针对实践中检警关系不顺,侦查监督不力,诉讼效率不高的问题,有学者提出检警一体化的主张。正确处理检警关系,必须从刑事司法体系、程序及实际条件上着手。从现代检察制度设立的意义上看,需要保持检警的适当分离以形成张力,从而维持对侦查的过滤以及对侦查活动实施法律控制的机制。如果将刑事警察从警察机关中剥离,将大大损害刑事警察的侦查能力。因此,检警一体化将损害刑事司法的合理性与效率。{11}该学者还提出建立刑事警察双重领导体制或一重领导一重监督的机制。笔者以为,在现存的司法体制下,理顺检警关系,应当以加强引导协调,强化侦查监督为主,而实行捕诉合一将会成为理顺检警关系的突破口。实行捕诉合一,可以切切实实提前介入,使侦查围绕起诉进行,提高诉讼效率。同时,捕诉合一制度还保持了检察官的超然地位,确保了批捕权和公诉权的正确行使。
  三、关于错捕赔偿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依法逮捕。《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2项规定:对于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检察机关作出错误批捕决定或决定逮捕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目前,检察机关对错误批捕所带来的国家赔偿责任颇有微词,主要的矛盾点集中在关于错捕的标准认定上。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一是国家赔偿说。主张以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2项规定实际取得赔偿为标准。如被害人最终未获赔偿,不是错捕。二是逮捕当时说。主张以批准逮捕或决定逮捕当时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是否符合刑诉法第60条逮捕的证据条件为标准。如捕后案件发生变化,即使最终撤案、不诉、宣告无罪,也不是错捕。三是诉讼结果说。主张凡诉讼结果系撤案、不诉、终止审理、宣告无罪或者判处徒刑以下刑罚的,都是错捕。{12}四是刑事赔偿应当是一种冤狱赔偿,只要最终被认定为确实错捕,才产生赔偿责任,对于证据不足不予赔偿。{13}
  对于错捕的认定,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人权保障原则。刑事赔偿制度本身就是在欧洲提倡民主、人权以后发展起来的。现代世界各国宪法对公职人员执行职务侵犯和损害公民的权利,国家应当给予赔偿,几乎都有原则性的规定。刑事赔偿制度,作为国家对公民赔偿的一种制度,也几乎被当代各国所肯定。二是有利于提高案件质量原则。在执法水平还普遍不高的情形下,错捕赔偿客观上给执法者一种压力,促使其公正执法。
  认定错捕,必须以刑诉法第60条的逮捕条件为依据。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和虽然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但不符合刑诉法第60条逮捕的证据条件的,是错捕。对于前者,程序违法错捕,都没有疑义,但对如何执行刑诉法第60条的规定,分歧较大。笔者以为,必须准确把握逮捕的证据标准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各个具体环节,如立案、拘留、逮捕、侦查终结、起诉等阶段各有不同的证据要求。刑事诉讼的最终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通过具体的各个诉讼环节的不同的证明对象、不同的证明要求表现并逐步提高达到的。{14}应当认为,批捕的证据标准不能等同于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标准,不能等同于起诉的标准,更不能等同于定罪的标准,那么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时,无论当时证据多么充足,在定罪的证据标准上看,客观上仍有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的可能性。只要这种可能性存在,客观上就有可能存在错捕。但这种错捕能否说承办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显然不能。因此根据赔偿法的规定,就不应当赔偿。除此之外,更有学者主张,刑事疑罪也不应当赔偿。{15}可在此情况下,当事人的权利如何得到维护和保障?这确实是一个两难问题。
  在英美国家,治安法官有权签署逮捕证。治安法官分为带薪和不带薪两种,均由社会贤达人事构成,多数未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现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逮捕的实质条件是犯罪嫌疑人有“可成立的理由”。可成立的理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作过经典解释:逮捕官员了解到的事实和情况以及他们获得的合乎逻辑的可信材料,足以使一般谨慎的人有理由认为已经或正在实施犯罪(签署逮捕证的情形),或者在一特定人那里可能发现财物(签署搜查令的情形)就是存在可成立理由。所谓一般谨慎的人,是指未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普通人,而不是指司法官或律师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16}在能否构成犯罪还处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让一个正直的公民以他的正常思维来决定是否应当逮捕,是一种较为客观公正的做法。在大陆法系,虽然逮捕证由司法人员签发,但其逮捕的实质要件一般规定为有“重大嫌疑”即可。如日本刑诉法关于逮捕的条件是“有相当理由足以怀疑被疑人有犯罪行为”。反观我国的逮捕制度,在逮捕的实质条件上要求过于苛刻,而且还附带错捕赔偿责任,更是让批捕机关不敢轻举妄动。虽然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考虑到废除收容审查制度,在逮捕的实质要件上作了一些修改,把1979年刑诉法“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的逮捕要件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但在实践中,普遍认为,逮捕的要件并没有实质的变化。
  我国逮捕条件及赔偿制度的不完善,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部门时常就适用逮捕的条件在认识上发生分歧,结果造成有些案件久报不批。这样,不仅影响诉讼效率,且使一部分案件由于诉讼期间等主客观条件所限不得不另作处理。如目前公安机关对大量报捕未批的案件,只得降格按劳动教养处置,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另外,受逮捕条件和赔偿制度的制约,检察机关执法者的执法观念异化,如有论者认为,逮捕条件中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应理解为“起点的犯罪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实充分,犯罪事实基本上为犯罪嫌疑人所为”{17}或者理解为逮捕必须达到最起码要达到最低的起诉条件。{18}这种对批捕条件严加把握的事实反映了检察机关对错捕赔偿的一种无奈的心情。鉴于检察机关严格把握批捕条件的现实,有论者认为应当放宽批捕的条件,把“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修改为“有证据证明有重大嫌疑”,{19}但无论怎样改,只要错捕赔偿责任的存在,检察机关从自身利益(面子)角度考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宽批捕的条件。
  再来看错捕赔偿的衡量标准。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考虑,无论是违法的错捕,还是不违法的错捕,无论是存疑的不起诉,还是存疑的判决,只要违背了当事人的意志,限制了当事人的人身自由,都应当赔偿,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我们的法治与封建的法制就会没有任何区别。拿加重国家财政负担,有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等托词来回避冤狱以外的赔偿,是一种毫无同情心的表现。{20}作为司法机关,有义务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有责任去树立公众的正义感,而不是借口国家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享受豁免的权力。当然,这里有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从我国的传统来看,对国家赔偿都持一种过错赔偿责任。但这种观念应当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人权意识的觉醒应当加以改变。承认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就得确立国家的无过错补偿责任。很难想象在人身自由权利都得不到尊重与保障的国度,会有真正的民主与人权!在现实中,法院一贯对批捕后被判无罪的案件作出赔偿决定(持诉讼结果说),这实际上贯彻了人权保障的精神。但根据国家赔偿法和现行的财政体制,让检察机关背起错捕(违法的错捕和不违法的错捕)的名声和承担赔偿的责任,最终的结果是造成司法的懈怠和无效率,这有违司法规律,有悖司法公正。笔者认为,协调两者之间的关键,一是修改批捕的实质条件,把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修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的重大嫌疑;二是修改国家赔偿法,建立刑事赔偿制度和刑事补偿制度,完善刑赔诉讼程序。根据批捕时的证据条件,确定批捕有无违法行为。如有,则承担刑事赔偿责任,如无,则由国家承担补偿责任。在确定赔偿时,允许作出批捕决定的检察机关有申诉的权利。这样,既反映了司法规律,提高了司法效率,又切切实实保障了人权。
分享到:

研究人员

查看更多+

戴玉忠

1947年1月生,1982年1月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到检察机关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1991年5月起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副厅长......

政策法规

查看更多+
  • 2017-11-30 test
  • 学术著作

    查看更多+

    《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 通纂(上下卷)》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北京大学刑 事法律研究中心/组织编写

    2017-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