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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 第一百三十九期名家刑法讲座 “最近几代人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教义学进步?——评刑法中不法与责任的区分”成功举办

2018/9/19

2018917日上午9时,德国弗赖堡大学法学院教授米夏埃尔·帕夫利克(Prof. Dr. Dr.h.c.mult. Michael Pawlik)受邀莅临我院开展学术交流,在明德法学楼602会议室作了题为“最近几代人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教义学进步?——评刑法中不法与责任的区分”的精彩演讲。

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明祥教授主持,陈璇副教授担任翻译。出席此次讲座的有德国波恩大学法学院金德霍伊泽尔教授(Prof. Dr. Dr. h.c.mult. Urs Kindhäuser)及其夫人魏博雅教授(Prof. Dr. Petra Weber),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教授,刑法教研室冯军教授、时延安教授、田宏杰教授、赫兴旺教授、付立庆教授、李立众副教授、蔡桂生助理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赵书鸿副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强。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等多所高校法学院的众多学生聆听了演讲。

刘明祥教授首先代表人大法学院以及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对帕夫利克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讲座开始前,举行了客座教授聘任仪式。王轶院长代表法学院向帕夫利克教授颁发了客座教授聘书。帕夫利克教授对人民大学法学院授予其客座教授的崇高荣誉表示衷心感谢,为能够成为人大法学院大家庭的一员表示由衷的荣幸,并且承诺将以金德霍伊泽尔教授为榜样、竭诚履行客座教授的职责,为加强和深化德国刑法学界与人大刑法学科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贡献力量。随后,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拉开帷幕。

帕夫利克教授首先回顾了德国刑法教义学史上不法与责任分离的历史。不法与责任相区分的传统,肇始于李斯特、贝林、拉德布鲁赫的自然主义犯罪论,在这一理论中,不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这一论断曾一度为当时的刑法学界奉为圭臬。然而,随着规范责任论通过重构责任阶层的基础使得责任判断客观化,与人的不法理论通过主观不法要素的引入使不法判断主观化,上述区分标准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客观——主观”区分标准陷入困境之后,帕夫利克教授又为我们介绍了随后出现的另一种区分标准,即从规范论出发把握不法与责任的区分。认为与违法性判断相联系的是规范设定评价标准的作用;而与责任判断相联系的是规范激发法的共同体去实施法所规定的行为之功能,也就是“评价规范”与“行为规范”的功能区分。然而,帕夫利克教授对这一标准提出了两点质疑:第一,从内容上讲,这一区分实际上和上述自然主义犯罪观的差别不大;第二,从规范论上讲,虽然将规范分为评价规范与决定规范是可能的,但仅凭形式的规范构造并不能证立不法与责任区分的实质基础。

帕夫利克教授指出,在德国通行的刑法理论看来,不法的判断是受害者视角下的法益侵害,而责任的判断是行为人视角下对于行为人避免可能性的考量。根据梅茨格尔的观点,不法的核心在于被害者利益的保护,而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在不法范畴中能直接得到实现。然而根据梅茨格尔的理解,某种利益是否值得保护将不仅是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其充分条件,关于不法的理论会将责任论从犯罪认定中驱逐出去,但人们公认责任论是刑法所固有的问题。在许内曼教授看来,法益保护原则和可非难性原则共同构成了犯罪论的基础性原则,同时也对应于不法与责任的区分。但帕夫利克教授认为,这看似合理的区分实际上也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性。因为,预防与报应存在紧张关系,二者无法在一个体系中达到理论的自洽,而许内曼教授的理论恰好是试图将以预防为导向的法益侵害和以报应为导向的个人非难性融合在一个体系中,所以这一区分的根基并不稳固。

接着,帕夫利克教授提出,在犯罪概念与刑罚根据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联系。帕夫利克教授基于对黑格尔报应刑论的重新理解,指出如果认为刑法中的不法不仅仅是行为人和被害者个人间的冲突,而且是行为对于法所规定的自由秩序的侵害以及公众法信任感的丧失,那么要求行为人为这种秩序的破坏承担责任则是一种对行为人理性的尊重。帕夫利克教授通过简单介绍默克尔教授主张的统一的不法理论指出:既然不法并不是对法益的侵害而是对法秩序的否定,而这一否定具有交流意义,那么不法的判断就包含了归责要素。

最后,帕夫利克教授阐述了他对于德国刑法中的若干具体制度的理解。首先,对于紧急权的行使我们确实需要进行不法与有责的分离,但此时所谓的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其次,刑法中关于构成要件错误和禁止错误的规定也建立在对不法与责任不加区分的基础上。因为,在确定规范内容时,所谓的违法阻却事实与责任阻却事实都是划定规范内容的重要要素。最后,在共犯领域中,应当从对规范的否定的角度去重新理解共犯关系。

在随后进行的点评、问答环节中,在场师生踊跃发言,积极互动。金德霍伊泽尔教授首先对帕夫利克教授的演讲进行了点评。金德霍伊泽尔教授认为,犯罪论构造在逻辑上必须区分两个问题:第一,为何事负责?即归责的对象。第二,为什么需要为此事负责?即归责的标准。因此,阶层的划分对刑法理论的科学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帕夫利克教授回应说,事实上,他本人的犯罪论体系与金教授的两分法有不谋而合之处,只是在术语上存在差别。即,他本人认为:首先,应当确定公民为维护自由秩序而共同作用的义务是什么,这就是管辖性(Zuständigkeit)的问题;其次,在确定公民违反上述义务的情况下,需要判断,在具体的情境下,能否期待他履行上述义务,这就是归责性(Zurechenbarkeit)的问题。帕夫利克教授强调,他并不赞同完全抛弃传统犯罪论的成果,只是试图将现代刑法理论的新发展注入传统犯罪理论之中,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帕夫利克教授还指出,许多德国学者总是试图将刑法与政治完全脱离开来,这是不正确的,对刑法条文的理解离不开对刑法产生的政治背景以及刑法所处的宪政框架的关照。冯军教授分别向帕夫利克教授与金德霍伊泽尔教授提问:第一,如果像帕夫利克教授所言,不法与责任无法区分,那就意味着德国的传统犯罪论体系终将走向崩塌,在这种情况下,帕夫利克教授对犯罪论体系的未来构建有何种见解?第二,在金德霍伊泽尔教授看来,在归责标准中需要进一步区分“应为”和“能为”,但是,“能为”难道不是判断是否“应为”时的一个前提吗?帕夫利克教授进一步介绍了他所主张的管辖性与可归责性的两分构造,并且提出,应当将原本仅限于不作为犯领域的保证人地位概念扩展适用于一切犯罪。同时,帕夫利克教授对其导师雅各布斯教授所提出的功能主义理论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金德霍伊泽尔回应说,“能为”与“应为”可以聚集到一点,即“义务”概念。义务指的是“我根据自己的能力应当做什么事”。但是,义务是与特定具体情形相联系的,它无法在事先加以确定。蔡桂生助理教授点评说:首先,无论是根据德国刑法还是中国刑法,不法与责任的区分都是有其实定法根据的;其次,这种区分也有利于法学院的教学。帕夫利克教授回应道:第一,保安处分与刑法虽然都规定在刑法当中,但是二者本质并不相同。保安处分是一种纯粹的危险预防制度,它并不像刑罚那样以非难可能性为其基础,故它本质上并不属于犯罪的范畴。第二,刑法学者必须首先明确,除了创造出一套简明易懂的教学法之外,科学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建构真正具有科学内涵的体系和概念。金德霍伊泽尔教授回应说:第一,保安处分的重点在于危险预防,而刑罚的关键则在于建立在非难可能性之上的报应,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同意帕夫利克教授的看法。第二,关于科学性和教学法的关系,他不完全赞同帕夫利克教授的观点。他认为,不应当将科研与教学对立起来,实际上,他本人的很多学术思想上的灵感都源自于教学。田宏杰教授向帕夫利克教授提问:教授主张无责任的不法对于犯罪没有意义,仅对无责任能力人之行为的法律后果有关,但是区分不法和责任的犯罪论体系本来就是以尚待检验的行为(包含了有罪和无罪的行为)为其对象的,这是否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帕夫利克教授回答说:除了保安处分之外,紧急权领域也同样需要无责任的不法概念,即在面对没有法律依据的侵犯时,不管侵犯人是否具有责任,公民都有权向其行使防御权(或者是正当防卫或者是防御性紧急避险)。帕夫利克教授强调,他并非完全否认无责任的不法概念,而只是认为这一概念对于与刑罚这一特定法律后果相关联的刑法来说没有意义。

讲座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在讲座临近尾声之际,刘明祥教授代表全体师生为帕夫利克教授的精彩演讲、陈璇副教授的精准翻译以及在座师生的参与表示衷心感谢。帕夫利克教授背靠哲学,立足刑法学,带来了一场颇具高度和深度的学术盛筵。报告中既有高屋建瓴、领异标新的立意,又有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的展开;报告后的问答环节更是精彩纷呈、思想火花频频迸发。中外学者针对不法与责任相区分的犯罪论体系所展开的反思和交锋,启迪同学们重新审视和思考犯罪论体系的实质性根基。最后,第一百三十九期名家刑法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供稿:黄文轩、虞泽春、石佳宇

摄影:敖博

编辑:徐丽娜、陆思烨

审稿:孟珊

指导教师:陈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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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生,1982年1月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到检察机关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1991年5月起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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