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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主义与目的主义”:第一百四十期名家刑法讲座成功举办

2018/9/21

2018918日下午3时,德国当代著名刑法学家、波恩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乌尔斯 · 金德霍伊泽尔(Prof. Dr. Dr. h.c. mult. Urs Kindhäuser)受邀莅临我院开展学术交流,在明德法学楼602会议室作了题为“因果主义与目的主义”(Kausalismus undFinalismus)的主题演讲。

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明祥教授主持,陈璇副教授担任翻译。出席讲座的有金德霍伊泽尔教授的夫人魏博雅教授(Prof. Dr. Petra Weber),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冯军教授、付立庆教授、李立众副教授、王莹副教授,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高校法学院的众多学生聆听了演讲。

刘明祥教授代表人大法学院以及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对金德霍伊泽尔教授夫妇第五次访问人大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盛赞教授自2013年以来为人大刑法学科的国际交流和人才培养作出的巨大贡献,堪称客座教授的典范。

开讲伊始,金德霍伊泽尔教授首先强调,尽管因果行为论和目的行为论都不再是德国刑法理论的通说,但我们有必要对传统刑法教义学的遗产重新进行认真的梳理和解读,以澄清误区,从而为刑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在第一部分导言中,金德霍伊泽尔教授指出,因果行为论和目的行为论并没有对现实事件做出不同的描述。刑法上的行为概念之争所涉及的问题并不是怎样正确地描述可罚的举动方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借助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而行为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刑法总论的概念。在刑法当中,行为概念并不仅仅是抽象地表明,可以通过某个动词对一个人的举动加以描述,行为概念还恰恰是决定在某种特定的描述之下能够要求某人为某事承担责任的关联点。

在第二部分“‘因果’行为论的立场”中,金德霍伊泽尔教授详细剖析了德国当代刑法学通说对于因果行为论的重大误读。他指出,因果行为论从来都没有否认可罚的举动具有某种社会意义,恰恰相反,它认为可罚举动的社会意义正在于对某一犯罪构成要件的实现。对于因果行为论来说并不重要的,仅仅是行为人自己为其举动设定的意义,也就是其个人设定的目标。为了正确地理解因果行为论的立场,金德霍伊泽尔教授进一步强调了区分举动和行为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举动”指的是同一人的身体在两个时间点的存在。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时间点上,除了他事实上实施的举动之外,还有能够选择实施其他举动,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他事实上所实施的举动称为“行为”。当因果主义论者要求刑法上的行为应当具备有意性时,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行为人用以实现犯罪构成要件的举动,必须有另一个举动选项存在。因此,对于因果主义论者来说,有意性要素的功能就在于,将具有刑法意义的举动与不受意志操控的自然事件区分开来。金德霍伊泽尔教授指出,事实上,“因果主义论”这一名称来源于韦尔策尔(Welzel),是他给古典犯罪论贴上了“因果的”和“自然主义的”这样贬义性的标签。以李斯特为代表的犯罪论模式,区分了两类可罚性要件:其一,某人必须以某种行为客观地实施了举动,这种方式符合某一犯罪构成要件的描述,而且并未例外地得到某种特殊规范(比如正当防卫权)的允许。其二,该人必须在主观上对该违法的事件负有责任,因为他如果愿意合法行事,就能够避免发生该违法事件。可见,李斯特的犯罪论模式并不是以行为,而是以构成要件的实现这一基本概念为其基础的。

在第三部分“来自目的主义的批判”中,金德霍伊泽尔教授尖锐地指出,韦尔策尔完全曲解了因果主义论者的论断。拉德布鲁赫等人所强调的,恰恰是我们不能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对于具有刑法意义的举动来说,关键在于它实现了某一犯罪构成要件,同时构成要件的实现还必须可以归责于行为人。既然因果主义论者承认,刑法上的非难是与某种可以避免的构成要件实现行为相关,那又怎么能说这种理论是“盲目因果的”呢?金德霍伊泽尔教授进一步指出,目的主义论者的观点不能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可罚举动。事实上,韦尔策尔已经通过将可罚举动划分为受目的操控和单纯能够受目的操控这两种类型,放弃了为所有形式的可罚举动提出统一基本原则的学术理想。

在第四部分结语中,金德霍伊泽尔教授总结道:因果主义论之所以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就不再对德国刑法教义学有重大的影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即在纳粹时代,该学派的重量级支持者们均已噤若寒蝉,有的学者失去了在大学的教职,有的学者像则被迫移居他乡。目的主义论者的某些教义学结论,包括对构成要件错误与禁止错误加以区分并配以不同的法律后果的观点,已经成为当今德国刑法学的通说。但根本问题仍然在于,即使行为人没有违法性认识,也可以对他处以故意犯之刑,这在刑事政策上究竟是否正确?事实上,欧洲法院曾在一段时间内对该问题给出了否定性的回答。

在随后进行的点评、问答环节中,在场师生与主讲者展开了气氛热烈的交流与互动。冯军教授提出四个问题:第一,有意性是不是具有刑法意义之行为的最低要件?第二,因果行为论一方面在行为概念中强调行为必须具备有意性,另一方面在犯罪论体系的建构中又主张将有意性的实体内容,即故意和过失置于责任阶段,这是否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第三,金德霍伊泽尔教授是否认为违法性认识属于故意的组成部分?第四,金教授是否认为在德国当代的刑法学中,因果行为论将会复兴?金德霍伊泽尔教授回答道:第一,在德国,有很多刑法学者主张用可避免性代替有意性,可避免性指的是在行为人在实施某一行为时,有实施其他行为的可能性,只要行为人想要避免就能够避免结果的发生。相对于有意性,可避免性概念可能更为贴切。第二,行为概念的有意性要素与故意过失置于责任的做法并不矛盾。因为,因果主义论的故意概念仅仅要求行为人对于构成要件事实有认识即可,并不要求积极追求的心理。只有目的行为论才会将意欲要素纳入故意之中。所以,因果主义论与目的主义论对于故意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无论是因果主义论还是目的主义论,他们的行为论与各自的犯罪构成体系都是逻辑一致的。第三,德国早前的传统判例主张,只有对刑法以外之民法、行政法规范的认识错误才影响故意的成立,对刑法规范本身的认识错误不阻却故意的成立。1954年联邦法院的判例转而认为,影响刑事责任的违法性认识错误也包括对刑法规范的认识错误。此后20多年间,刑法学界对于故意和违法性认识之关系的讨论,基本上只是集中在形式化的问题,而忽略了更具实质意义的问题。即,当我们确定故意的概念的同时,必须将故意的内容与故意犯所对应的刑罚相联系。所以,如今不少学者主张,只有当行为人不仅对于构成要件事实,而且对行为所包含的反价值实质有所认识时,才能成立故意。金教授本人支持违法性认识属于故意内容的观点。第四,在20世纪70年代末,因果主义和目的主义之争归于平息,以罗克辛(Roxin)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重拾了霍尼希(Honig)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客观归责思想,而霍尼希正是因果主义论的代表人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果行为论在当代刑法学中已经获得了某种复苏。付立庆教授对金德霍伊泽尔教授在报告中展现出的严谨学术态度表示钦佩,同时提出一个问题:我国刑法16条规定意外事件和不可抗力不负刑事责任,该出罪事由究竟应当定位于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哪一阶层?金教授回应说:他认为,既然中国刑法16条涉及的是行为人能否避免某种损害性事件的问题,那这就属于责任排除事由,理应置于责任论阶层。王莹副教授提出两个问题:首先,在违法性认识错误的问题上,故意说历来被指责为具有产生处罚漏洞的弊病。金教授如何看待这一点?其次,因果主义论历来被认为是建立在自然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这是否与规范论立场相矛盾?金教授认为:第一,从德国现行刑法来看,对于严重的危害行为,刑法典都已经配置了过失犯罪,所以很难认为有巨大而不可忍受的处罚漏洞存在。在刑法发展史当中,故意说在刑事政策上追求限缩可罚性的范围。但1933年纳粹政权建立后,韦尔策尔则希望通过将故意和违法性认识相分离的做法来扩张刑罚范围。所以,支持故意说还是责任说,也体现了限缩还是扩张处罚范围的不同刑事政策观。第二,李斯特主张应当在刑法学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从这一点来看可以称之为实证主义者。但李斯特的实证主义和他的行为论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他反复强调行为必须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因果事件,否则就无法实现他所追求的犯罪预防目的。冯军教授进一步提问:尽管韦尔策尔与纳粹主义有关,但他似乎只是被迫无奈地身陷其中,因此,是不是应当将学者的政治立场与他的刑法理论区分开来?金教授回应道:韦尔策尔毫无疑问对德国战后刑法理论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这并不能改变韦尔策尔和纳粹主义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也不能否认韦尔策尔本人曾经积极投身于纳粹刑法理论的建构。由希尔根多夫与约尔登教授主编的《法哲学手册》,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考证和说明。

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在中德刑法学者的激烈讨论和交锋中不知不觉地消逝,直至红日衔山、夕阳西下,本场讲座才渐入尾声。刘明祥教授代表全体师生对金德霍伊泽尔教授的精彩演讲、陈璇副教授的精准翻译以及在座师生的积极参与,表示衷心感谢。金德霍伊泽尔教授的演讲和回答层次分明、条理清晰、言简意赅,既追根溯源、引经据典,又着眼现实、直面当代,与会学者和学子均受益良多。最后,第一百四十期刑法名家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供稿:王子悦、陈璇

摄影:王才钰

编辑:陆思烨

审稿:孟珊

指导教师:陈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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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玉忠

1947年1月生,1982年1月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到检察机关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1991年5月起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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