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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刑法讲座第一百四十四期“基于合法先行行为产生的帮助义务”讲座成功举办

2018/10/25

20181021日下午,智利天主教大学法学院的Alex Van Weezel教授受邀莅临我院,在明德法学楼602会议室作了题为“基于合法先行行为产生的帮助义务”的主题报告。

Weezel教授

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办,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冯军教授主持,王莹副教授翻译,李立众副教授担任嘉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本科、硕士、博士学生到场聆听了演讲。


主席台

正式开讲前,冯军教授首先对Weezel教授百忙之中仍不辞辛苦莅临我院开展学术交流表示感谢,并简单介绍了Weezel教授的求学经历及教授在刑法领域和西班牙语圈刑法学界的影响。随后,冯军教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给Weezel教授颁发了客座教授证书,宣布正式聘请Weezel教授为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中德刑法研究所的研究员。

 

受聘仪式

Weezel教授感谢了冯军教授的盛情邀请和王莹副教授的翻译,表示很荣幸有机会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开展学术交流,希望能和大家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很高兴能就智利和中国的刑法问题与在座各位展开讨论。


王莹副教授为weezel教授翻译

讲座正式开始,Weezel教授直入主题,指出在德国即便遵循现行法律规定没有违法行为也无法避免高速驾驶中的事故责任。在德国,不救助被撞伤行人并最终导致行人死亡的司机会构成不作为的过失致人死亡罪。一些学者对此表示质疑:死亡结果并非由超越可允许风险的行为造成的,也就是说在义务违反与伤害结果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另外,一个风险创设行为不成立作为犯罪,但针对同一结果却成立不作为犯罪,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这一话题在教育理论和司法实践领域都很棘手。Weezel教授指出,Fletcher教授认为要求司机在无责任事故中停留下来救助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利用现行刑法规范进行规制似乎并不妥当,要促进社会互助团结,引入一个普遍的见危不救罪应该更加适合。Weezel教授提到,他阅读了一些中国学者所著的相关文献,似乎在中国出现类似情形时,肇事者如果不履行救助义务,可能会被提起刑事诉讼,但并不会被要求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智利的道路交通法并不赞同以上做法,智利道路交通法规定司机如果导致他人伤害的结果,就有义务对其进行救助,如果不履行救助义务,就会被处以541天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事故受害人发生死亡或其他严重结果的话,上述刑罚就会被增加到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承担这一责任与司机为该事故承担其他可能的责任是不相干的,即司机依然需要承担这一事故引起的其他责任。

接下来,Weezel教授分四部分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在第一部分“问题综述”中,Weezel教授指出关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中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事故参与人的驾驶情况与引起刑法上的救助义务之间的关系。根据智利最高法院的判例,见危不救应被理解为事故引起的社会团结义务的违反。在这一案例中,驾驶员正常行驶时一行人撞到机动车侧灯,驾驶员在后视镜中看到该行人站立起来了,以为该行人无恙,驾驶员就开车回家了,但过了几天后这名行人去世了。最高法院认为驾驶员的上述行为触犯了见危不救罪,而且成立结果加重犯,因为造成了行人死亡的后果。  

Weezel教授不是很认同这个判决,他认为这个案件存在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另外上述审判结果也与该罪的两个重要特征不相符合,一是为什么刑法上的社会团结义务只适用于司机而不适用于同乘者及其他可能实施救助的人员?此种情形下只处罚司机似乎不符合见危不救罪的构成要件。二是社会团结义务是轻微的秩序违反行为,智利法律中其他类型情形的刑罚很轻,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罚金刑。而驾驶员不救罪中规定的没收驾驶证、没收事故车辆、有期徒刑等刑罚大大超出了社会团结义务的要求,使得刑罚幅度不相匹配。

第二部分,客观归责的关联。智利驾驶员不救罪保护的是身体健康、生命权益最受危及的人,因此必须以驾驶方式与伤害死亡结果之间的关系为前提,推导出驾驶员在刑法上应承担的相关的救助义务。这在该罪的条文中也有所体现,因为该罪可能的行为人范围仅限于驾驶员。通过司机与危险状态创设的特殊关系确立相关的救助义务,以上观点的优势在于强调考察驾驶员先行行为与不作为犯罪之间的关系,同时不对主观归责提出更高的不合比例的要求。因此不需要考虑死亡或者伤害程度及驾驶员的主观要件,只考虑在刑法上驾驶员有没有救助义务。这不是普遍适用的社会团结义务,而是对驾驶员提出的特殊要求,不履行就要处以比违反社会团结义务更严重的刑罚。

这种结论当然要接受理论和实践的检验。首先对结果的客观归责是否要求创设不允许的风险?当驾驶员的驾驶方式在被允许的风险范围内时是否可以对其进行归责?如果将归责正当性解释为司机对最低限度的社会团结义务的违反,那么,既不能使驾驶员不救罪中规定的严厉的制裁措施得到合理化说明,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对乘客、路人等其他交通事故参与人提出救助义务要求?特别是为什么不对其他对事故有责任的人提出要求?比如,如果事故是由于乘客袭击驾驶员或是驾驶员为了躲避横穿马路的行人而引起的。可见,该罪中的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需要进一步论证。

Weezel表示,对上述问题的可能性的解释就引出了特殊风险管辖的问题。虽然上述行为符合可允许的风险但创设了一个特殊风险,是一种超越了社会联系的内在风险。当立法者在法律规范中对不被允许的风险进行了特别详细狭窄的界定时,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特殊风险。在承认特殊风险的存在时,有可能也推导出一个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这种情形存在于例如志愿者接受医疗试验或者核辐射试验,亦或生产者销售者即使遵守了安全规范也可能导致消费者损害的情形下。产品责任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用以界定什么是特殊风险的例子。即使生产者销售者遵循了生产标准安全规范,但当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时,仍然有责任采取召回销毁产品等措施。人们可能会争论在多大程度上某个特定的行为能够成立特殊风险,但普遍会认可在上述机动车驾驶行为中就存在这样一个特殊风险。

特殊风险特别体现在人们对特殊风险负有特殊责任的时候,关于特殊风险的管辖,防御性紧急避险是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的一个反面例子。当一个行使可允许风险行为的行为人威胁到第三人的利益时,第三人不必忍受利益损失,而是可以行使防御性紧急避险所赋予他的权利防御该风险,并且以损害可允许风险行为人为限度。

撇开术语和体制上的区别,法律允许创设特殊风险,但是要求对此进行以下平衡:对于可避免的风险的进一步发展要肯定保证人义务的存在,只要风险的进一步发展可归责于初始行为时,初始行为人就有义务救助。比如无人机使用人在使用无人机过程中遵守了所有规范,但无人机还是跌落伤害了其他人,无人机使用人依然有救助义务。

第三部分,损害风险的防止义务。我们讨论的关键并不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超越了可允许风险的范围,而是特殊风险的保证人地位的确立是否需要违反义务的先行行为的存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溯及上世纪70年代,通说认为可允许风险范围内的行为不能推导出刑法上阻止损害发生或者扩大的义务。但传统理论也认为实施紧急避险的行为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必须阻止其行为产生的进一步损害后果,一旦违法阻却事由不存在了,避险行为带来的进一步损害很难被合法化。如遭遇入室抢劫时将抢劫者关到地下室是合法的,但不能在关了抢劫者之后就不顾其死活出门旅游一星期,合法的先行行为可以产生救助义务,如果不履行的话就会产生责任。

Weezel教授赞同通说的观点,但认为应当将特殊风险纳入考虑。产生特殊风险的行为是被允许的,虽然行为人没有完全检验或控制其行为是否会造成损害,但法律必须对其提出一定的要求,即在可能发生损害的时候,行为人在可能的情况下要防止该风险的进一步扩大。行为人的保障与防止义务大致相当于正当化事由中的行为所产生的义务。创设风险的行为导致的可以被归责的结果并不会引起一个结果犯的责任,但是可能会导致刑法上的一个损害防止的义务,如果这种防止是可能的话。例如,一个机动车司机由于光线不好撞倒了自行车车主,即使双方都遵守了道路交通法规,机动车驾驶人也必须将受伤的自行车车主挪到安全的地方以防止其被碾压,如果不这样做,机动车司机就会为第二次事故承担责任,即使事故不能追溯到第一次碰撞。

第四部分,防止义务的内容。我们需要确定可允许风险范围内驾驶员风险管辖义务的内容,将驾驶员视为后续发生的特殊风险保证人地位的观点是对潜在危险责任承担的具体化。同时,Weezel教授指出在具体情形中,如何界定特殊风险是个难题。因为具体到个例,还存在主观过错、第三人介入、被害人过错等因素。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见危不救罪存在的价值,该法条主要意义在于规定了法益保护的危险犯并配以重刑,以避免对可允许风险范围内的行为进行归责。

特殊风险问题仅仅是在客观归责意义上的可允许风险范围内具有意义,对于超乎寻常的风险的阻止义务并不在考虑范围内,比如行人自己出人意料地撞上了机动车,这种情形下机动车司机仅仅存在一个普遍的社会团结义务。违反这种社会团结义务仅仅是一种秩序违反行为,这种秩序违反行为所面临的处罚就很轻。

最后,Weezel教授总结道,行为人的在先行为与引发刑法上的救助义务的损害后果之间必须存在关联,这种关联在于结果对驾驶员的客观可归责性。在适用特殊风险的情形下,机动车驾驶员对于驾驶行为可能造成的后续风险具有独立的保证人地位,即使该驾驶行为处于可允许的风险范围内。可允许风险行为虽然缓和了保证人的地位并且阻断了结果犯的责任,但如果损害结果属于可允许风险行为的后果的话,阻止该风险可避免的损害后果的发生的义务依然存在。

报告结束后,Weezel表示很乐意接受大家的提问,希望能就有关问题与大家深入探讨。王莹副教授首先向Weezel教授提出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在先行行为的框架下论证这个义务的存在而不是直接通过驾驶行为这种具备危险性的行为本身?引入特殊风险这一概念的意义何在?Weezel教授认为到底是先行行为还是危险源产生了义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界定义务本身。社会团结义务明显不能解释这种义务的产生,产品侵权责任中生产者与销售者所承担的责任与特殊风险比较类似,可以帮助理解特殊风险这一概念。

随后,李立众副教授通过案例提出问题:大学生追赶小偷,小偷掉入井中,无法自救,大学生没有实施救助离去,根据智利法律大学生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Weezel教授表示这个问题确实非常棘手,其中还涉及了正当防卫的问题。智利也确实有这样的案例,最高院当时的判决认为追踪者构成见危不救罪而非不作为的故意杀人。他认为这个判决是正确的,但因为这还涉及了正当防卫的问题,本案中不法侵害人对冲突负有责任,与今天所讲的特殊风险问题有一定区别。但如果防卫人完全控制了情势,实施救助又很简单不需要承担什么风险的话,就要对不法侵害者的死亡结果负责任。

李立众副教授提问

冯军教授提出,根据驾驶员不救罪的设计思路,在特殊防卫中防卫行为导致不法侵害人死亡可能都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将不法侵害人伤害了不救助还要对死亡结果负责任,这合理吗?Weezel教授答道确实是这样的,冯军教授有这样的质疑完全可以理解。行为人在此并不是对死亡结果承担责任而是对剩余风险承担责任,比不作为故意杀人的责任更轻,应该构成驾驶员不救罪,根据具体情形在量刑上加以考虑。


冯军教授和weezel教授在讨论

在场的同学们就驾驶员不救罪的构成要件、特殊风险的范围界定、行为人的主观可预见性是否会影响归责等相关问题请教了Weezel教授。

供稿:陈雨丝

照片:余楠

指导老师:冯军

审稿:孟珊

编辑:冼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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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玉忠

1947年1月生,1982年1月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到检察机关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1991年5月起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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