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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程序与讯问方法”讲座成功举办

2018/11/13

2018115日晚,挪威奥斯陆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三位专家Asbjørn Rachlew教授、Ivar A. Fahsing教授以及Elisabeth Bjørnstøl女士受邀莅临我院开展学术交流,在明德法学楼206会议室作了题为“讯问程序与讯问方法”的精彩演讲。


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办,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程雷副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品泽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刘静坤教授以及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研究员董坤担任嘉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本科、硕士、博士学生到场聆听了演讲。


正式开讲前,程雷副教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及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对来自挪威人权研究中心的三位专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三位专家表示很荣幸有机会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开展学术交流,此次交流对他们产生了很好的启发作用,很高兴能与在座各位展开讨论。


讲座正式开始,Asbjørn Rachlew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围绕两个话题展开:第一,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调查式询问最新的发展;第二,如何使用调查式询问的知识来进行询问。他以自己在警官学院受过专业训练的经历以及丰富的实务经验为例对提出调查式询问的背景进行了介绍。他指出,通常一旦抓住了一个嫌疑犯,警察的职责就是让他招供。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比如在一些国家,警方会使用心理施压、心理强制的做法,面对嫌犯的时候,他们会使用操纵的技巧,同时伴有隔离式的审讯。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Asbjørn Rachlew教授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仅靠改变法律所能实现的改变是有限的,与全球人权问题打交道的时候,他发现问题从来不是立法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如果要让警方改变审讯的习惯,就要教给他们相应的知识和方法以及替代性的讯问方式,让他们使用这些方法去证实他们的假设,而不是采用假定的方式强迫对方招供。经过30年的科学研究表明,确实存在比刑讯逼供更好、更明智的办法让警方获得更准确可靠的关于案件的信息。他指出,调查式询问所体现的理念和原则就是这种可行的替代性方法。

随后,Asbjørn Rachlew教授向大家介绍了调查式询问发展的过程。调查式询问最先起源于英国,是针对上世纪90年代初期英国爆出的司法丑闻,由执法者、实践者、心理医生共同探讨出来的方法。10年后,Asbjørn Rachlew教授和Ivar A. Fahsing教授到英国学习警察讯问的知识,并把调查式询问的技巧带回挪威。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一直在世界各地传播调查式询问的技巧,他们通过警察的实践证实这些方法是有效的。他强调了使用调查式询问的过程对嫌犯是没有使用强制措施的,调查式询问实际上是要在审讯室里实践无罪推定的原则。

接着,Asbjørn Rachlew教授开始介绍调查式询问方法的主要内容。首先,他指出调查式询问是基于沟通性原则的,当警察给予嫌犯一个人应有的尊严和尊重,收到的效果会更好。调查式询问强调的是与嫌犯、证人和受害人沟通最基本的原则是一致的,这是区别于讯问的一点。另外,他还提到了挪威警方实践这个方法后的转变,当警方从审讯风格转变到调查式询问后,他们发现警察团队里的军事化气氛、男性主导的气氛不存在了。从性别角度来看,调查式询问能够去除男性化、对抗性的特点。

之后,Asbjørn Rachlew教授介绍了调查式询问使用的策略性方法。在准备对嫌犯进行询问的时候,警员首先要明确可能存在的证据是什么。在确认了证据之后,在询问开始之前,警员需要对证据从各种角度做出可能的合理解释。可以先假设如果嫌犯是无罪的,对于手上的证据来说还有什么其他合理的解释。在确认了这些合理解释的选项后再开始询问,在过程中测试所有可选的解释。警员要试图去寻找信息来证明嫌犯是无罪的推定。当他对所有无罪的假设都进行测试之后,再呈现潜在的证据,如果嫌犯是有罪的,此时他就很难再给出合理的解释了,因为警员已经先行积极地测试了所有无罪推定的解释。这样的方法能够促使警方以开放性思维进行询问,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再集中于如何让嫌犯招供。接着,Asbjørn Rachlew教授举了具体的案例在会议室里进行了调查式询问如何进行的演示。他指出联合国的反酷刑专员证明这个方法非常有效,能防止人们出于酷刑招供的冲动。现在调查式询问已经被很多机构所采纳。在调查式询问中,警方使用法律的保障机制与嫌犯进行沟通,告诉嫌犯有哪些权利可以使用。


随后,Ivar A. Fahsing教授继续谈调查式询问的具体方法。他说警员首先需要发现证据,保存证据,然后再与嫌犯沟通。如果嫌犯是无辜的,在面对一个希望了解实情的警察时,他能够提供合理的解释。如果是有罪的嫌犯,他就没办法给出这样的合理解释。这种方法能够帮助真正无辜的嫌疑犯,同时也会给有罪的嫌犯真正带来压力。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嫌犯没办法提供合理解释,警方也不会就此罢休,应当告诉嫌犯,他所指称的不成立,但警方不能因此作出有罪定论,而要由检察官或法官作出。Ivar教授指出调查式询问是一体化模式的思维方式,这个模式适用于询问以及贯穿整个司法进程各阶段的证据评估,是对排除合理怀疑理念的践行。一位法律事实的寻找者应遵循以下程序:思路是首先排除嫌犯无罪的所有合理的解释,最后才能确认其有罪。他表示希望大家在这些基本方面能够展开合作,并应用于司法各方面。


两位教授的报告结束后,表示很乐意就有关问题与大家深入探讨。张品泽教授首先提出问题:在调查式询问中警察是否是中立者?这种方式是否不仅适用于警察的询问,包括律师的质证等过程也同样可以适用?两位教授指出挪威法律明确规定警方必须是客观中立性存在,但同时被要求去寻找有罪的罪犯。Ivar教授指出警察应当通过一种方法在更大范围内寻找真相,寻找合理解释。调查式询问的方法并不是任何人都能使用,要求使用者本身必须具有相应的知识和经验,唯此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果。张品泽教授补充道,警察接受报案掌握的证据很可能让他相信嫌犯是有罪的,还要求他去证明嫌犯无罪,对警察的挑战非常大。Ivar教授认为科学研究表明当一个人形成一种观点后,很难保持客观中立,但不代表不能保持怀疑。警员会接受审讯技能的培训,从目前看来这种方法仍然是非常有效的。


接着,刘静坤教授提出问题:调查式询问是否以波普尔的证伪哲学为理论基础?这种哲学方法的前提是警察能够评估现有证据,在这个方面上调查式询问是如何操作的?Ivar教授认为该理论主要是思考如何做结论,而警察的职责是要进行调查。在挪威,进行询问必须要有一个书面调查计划,要先写上准备验证哪些假设,现有证据分别对应要验证的假设发挥怎样的作用。某个假设能够支持的证据最多,这个假设的可能性就最大。刘静坤教授追问,如果警察没有运用这种方法询问,法官会如何评估有争议的证据?Asbjørn教授举了挪威司法实务案例,他认为不能采纳警方强制讯问所得的证据,因为挪威警方违反了调查式询问的规范。


董坤研究员提出,有时讯问的目的不仅仅是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或无罪,还包括认定有罪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犯罪相关的信息,如犯罪同伙、所放置的炸弹在哪个位置等,调查式询问面对这种情况是如何处理的?Asbjørn教授认为嫌犯认罪后,更需要实施调查式询问,在此过程中进一步验证证据和假设的一致性,无论是从供述还是其他途径获得,直到最后获得一致性的信息。Ivar教授认可需要同步从外围获得信息进行调查。

张品泽教授补充,这种获取信息的方法是否算是一种交换,我国已存在这种方式,如果嫌犯与警方合作,在量刑方面可以对其减轻处罚。Ivar教授认为这不是一种交换,而是提前告知。在进行调查式询问开始,警察要以中立者的身份告诉他如果合作的话到庭审的时候会将其于定罪量刑考虑在内。张品泽教授追问,认罪认罚从轻是否是获得犯罪真相的方法?Ivar教授认为对于挪威宽和的刑罚来说这种做法对罪犯并没有激励效应。


最后,程雷副教授对Asbjørn Rachlew教授和Ivar A. Fahsing教授的精彩讲座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指出本次讲座大家达成的共识较多,谈及的很多问题都是各国相通的问题,并希望这样的交流活动会继续下去。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供稿:冼洁

拍照:袁铭

指导教师:程雷

编辑:王子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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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玉忠

1947年1月生,1982年1月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到检察机关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1991年5月起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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