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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刑法讲座第一百四十五期 “兴奋剂的刑法问题”讲座成功举办

2018/11/27

       20181119日下午3点,在明德法学楼917会议室,帕绍大学法学院院长HolmPutzke教授受邀为我院师生作了题为兴奋剂的刑法问题的精彩演讲。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璇副教授主持。出席此次讲座的嘉宾有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冯军教授,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的刘小熊首席代表、施小东项目官、安吉·哈特项目官及翻译员肖君女士。本院多名同学参与了此次讲座。


讲座正式开始之前,陈璇教授介绍了Putzke教授的履历。Putzke教授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特别是冯军教授和陈璇教授对他的邀请表示感谢。讲座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引言——体育赛事的现状;(二)服用兴奋剂在德国入刑的情况;(三)德国反兴奋剂法的相关情况;(四)刑事诉讼法的相关问题。

一、引言——体育赛事的现状

开篇Putzke教授向我们介绍了观众在感受竞技体育时的兴奋和狂喜,源于竞技体育本身的特点和大众对竞技体育的理解。竞技体育的目标是在竞争中达到更快、更高、更远,体育赛事具有纯天然性。同时,体育代表着健康、公正、团队精神,因此竞技体育尤其是其中顶尖的运动员,因其骄人的成绩及公正的精神成为人们追求的榜样。Putzke教授认为还有一点不应忽略,即公正对于体育的影响和商业化有关。这与体育赛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领域有关,例如说,广告业和体育业之间就相互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的人体的局限和巨大的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的张力促使许多人有做到更好并突破身体极限的动力,这就引出了今天演讲的话题——兴奋剂的刑法问题。

Putzke教授介绍道,服用兴奋剂的坏处包括:(1)服用本身对人体有损害;(2)对其他不服用的运动员不公平;(3)损害体育赛事的道德性;(4)对观众、赞助商构成欺骗。而德国的《反兴奋剂法》中就提及到了这几项要素。

二、服用兴奋剂在德国入刑的情况

Putzke教授先向我们介绍了在德国服用兴奋剂入刑的历史发展。20世纪60年代,由于服用兴奋剂运动员采用这种手段使自己比那些不服用的运动员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德国开始着手考虑体育运动中服用兴奋剂是否要进行刑事处罚。但最开始否决了这种想法,因为国家认为惩罚需要由体育协会进行而非国家。但随后发展将惩罚的权利交给体育组织存在这样的问题,体育组织一方面没有意愿,一方面由于运动员和体育组织之间的牵连,这种惩罚也难以进行。随后1989年欧盟制定了反兴奋剂的条约,1997年德国也将体育赛事中服用兴奋剂行为入刑,具体包括服用兴奋剂、为服用兴奋剂者开处方及其他使用在赛事中使用兴奋剂的行为。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持有兴奋剂的条约生效,两年之后的2007年德国才批准该条约在国内生效。2015年德国正式颁布实施了《反兴奋剂法》。此前德国都是按《药品法》来处理兴奋剂相关问题,当时的立法者认为服用兴奋剂是自我担责,关乎个人的自由意志,损害的亦是个人健康。在《反兴奋剂法》出台以前,服用兴奋剂行为只有涉及到运动员有欺骗行为时才会受处罚。具体而言,由于顶尖的运动员会与赞助商或赛事组织者签订相关的合同,而签订时需要声明本人无服用兴奋剂的情况,若发现运动员违反这条声明,则会侵害合同另一方的权益。

但在《反兴奋剂法》实施之后,德国国内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教授向我们具体介绍了德国《反兴奋剂法》的相关情况。该法开篇为立法宗旨,随后是法律禁止的行为、违法行为的处罚,最后部分为与数据保护有关的章节。

 三、德国反兴奋剂法的相关情况

 Putzke教授认为,从立法技巧上来说立法者很明智地未在法律中添加一个禁用物质及禁用方法目录,因为通过法律的程序较繁杂,批准时间较长,而法规的通过时间较短。与先前法律相比,新的规定包括本人服用兴奋剂也要受罚。该规定可分三个层面:1)持有兴奋剂+目的为参加赛事;2)服用+目的是为之后参加赛事;3)服用后参加了赛事,以上三种行为都要受罚。

由于该条规定处罚的是占有、持有的状态,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认为从持有到参加赛事有时间差,此时还未损害体育赛事的道德性,对此加以惩罚并不合适,因为刑法应该是最后的手段,且在有意愿时就处罚也会导致时间点过前。Putzke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与此条规定相关的细节问题。

首先,“有组织的体育赛事”是指国家体育组织或国际体育组织举办的运动赛或运动会,且在此运动赛事中要遵循国家的或国际的体育赛事规则。我们所知的著名体育赛事包括奥运会、残运会及国内的甲级赛事。有时友谊赛也在此范畴内。不在此范围的赛事包括私人的赛事、中小学运动会、大学校际运动会等。

其次,服用兴奋剂要受罚的行为人仅限顶尖的运动员,由此产生了关于“顶尖运动员”的定义问题。此处是由各个国家的反兴奋剂中心或机构组织来定义“顶尖运动员”,这些中心或机构规定,在反兴奋剂检测的系统大名单中榜上有名的运动员动向需要被监测,这部分运动员就为顶尖运动员。因此有两种方式来确定“顶尖运动员”的标准:1)国际层面: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标准;  2)德国:德国反兴奋剂机构NADA的标准。

但存在部分运动员不在这两份名单上,却被公认为顶尖运动员,立法者认为也应该纳入受该条法规限制的范围,就规定若运动员从体育赛事种直接或间接获得客观的收入,也属于顶尖运动员。直接或间接的收入包括出场费、获胜后的费用、赞助商支付的费用等。

Putzke教授指出,从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角度来看,该项规定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即是否以“足够确定的方式”来确定运动员的收入数额达到何种程度才纳入顶尖运动员的范畴。按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任何一个法律法规、规定都应该足够清晰,使得任何一个公民看到法规就知道哪些行为是禁止的、哪些行为是不禁止的。而德国立法者认为将如此细致的内容写入到法条中太过复杂,要解释它细化它就要通过释法。立法者也未提及收入要达到多少数额,一般认为要达到实报实销的数额以上,一些学者和机构就对此做了解释。

四、刑事诉讼法的相关问题

教授提出一个问题,若运动员所属的体育协会因为其服用兴奋剂已经对其予以处罚,那么刑法是否还能处罚呢?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国家有资格对此作出处罚,理由是纪律处分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处罚,“一事不再罚”针对的应该是指刑法。但教授认为一些职业或行业的纪律处罚可能很严厉,例如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不仅可能面临罚金的处罚,还可能被禁赛,这对运动员的运动生涯有很大影响,于他们的事业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死刑”判决。

由于不同的主体之间没有拘束力,行业协会和法官可能作出不同的处分措施。教授认为此现象也与以下原因有关:(1WADANADA的举证标准不同。有些需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有些需要“高度信服”的标准。(2)法官的独立性。实践中也可能出现行业协会认为不需要惩罚,法官却认为需要,由此在民众中引起争议,这也涉及法的统一性问题。

教授又介绍了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因为没有人必须自证己罪的原则,若运动员不愿意采血检验是否服用兴奋剂,则会影响证据的采信。验血结果的自主性会影响到证据提交之后的认定,教授本人也在法律评论中建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原则。

最后,Putzke教授总结道,《反兴奋剂法》出台后德国的司法实践中还没有关于反兴奋剂法的诉讼,Putzke教授认为该法的出台不是解决很多问题却创造了很多问题。Putzke教授认为一个自我答责的行为要处罚,首先不具合法性,其次不被人信服,且该法的出台还引发了如判断、定性的其他问题,如为何顶尖运动员就应该发挥楷模作用而大学生运动员就不必的质疑。


在问答环节,冯军教授就德国的自我重伤、自杀问题的处罚情况及加拿大大麻合法化问题与德国反兴奋剂两种不同立法趋势的差别向Putzke教授发出提问,陈璇教授就条文本身的合宪性或合法性及传统法益概念与法律条文可罚范围的关系向Putzke教授发出提问,教授一一作出解答。同时,在场其他观众亦踊跃发言与Putzke教授交流。


讲座进行到尾声,陈璇教授总结道,前沿问题的探讨和解决总是和基础理论的问题相关联,如反兴奋剂法入刑与“法益的概念”、“行为人的自我答责”等问题的关联。陈璇教授感谢Putzke教授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欢迎他再来人大进行学术交流,同时感谢肖君女士专业和精准的翻译。名家刑法讲座第一百四十五期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供稿:余楠

摄影:吴偶

指导老师:陈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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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玉忠

1947年1月生,1982年1月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到检察机关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1991年5月起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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