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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田宏杰：战争与暴力：社会演进与马莱斯维奇的理论重构

2021/2/20

作者：田宏杰，法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刑法与刑法现代化研究所所长，国家示范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挂职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审判员；兼任教育部教学信息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证监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指导专家，欧盟知识产权委员会专家顾问；中美富布赖特高级研究学者，哈佛大学、马赛大学、拉普兰大学等高级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领域：行政刑法与刑法现代化、司法改革与法治一体化、金融监管与全球治理、高等教育管理。

来源：《政法论丛》2021年第1期；责任编辑：唐艳秋。

摘要：当代犯罪学中少有专门以战争和有组织暴力为研究对象的著作，马莱斯维奇的理论研究让战争和有组织暴力研究重回犯罪学乃至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视阈。通过回溯被遗忘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传统社会科学的军事主义研究维度，独创性构建“经年累月的强制官僚化”和“离心式的意识形态化”相结合的研究范式，马莱斯维奇分析了现代性和有组织暴力的本体论之间的不协调，同时对战争与民族主义、社会分层、宣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新解读，从而极富创造性地使我们得以洞悉战争、有组织暴力及其现代特别形态—恐怖主义犯罪的生成机理和运行机制，进而知道如何科学应对当代恐怖主义的挑战，最大限度地远离战争与暴力，珍爱并永久守护和平。

关键词：战争；有组织暴力；经年累月的强制官僚化；离心式的意识形态化

引言

战争与有组织暴力是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却“很少能成为社会科学教科书的主角，而是被主流社会科学理解为落后时代的残余现象”，似乎是远离今日的“陌生国度”。这一印象部分根源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阴影。锡尼萨·马莱斯维奇极富原创性的研究改变了社会科学界在战争和有组织暴力研究方面的缺席状态，“迈出了将战争和有组织暴力研究重归社会科学主流的重要一步”(MiguelA．Centeno，普林斯顿大学)。尤其是其代表作《战争与暴力的社会学》，在麦吉尔大学的JohnA．Hall看来，“对比较视野下的战争史及相关的核心社会变量进行了分析，堪称该领域的翘楚之作”。

锡尼萨·马莱斯维奇是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授2010年被选为爱尔兰最高学术殿堂——爱尔兰皇家科学院的成员，2014年被选为欧洲科学院成员。他在种族与民族学、战争与有组织暴力研究方面富有极高的造诣，曾与著名人类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925－1995年)合作共事于爱尔兰国立大学。或许这段与盖尔纳的合作经历，让马莱斯维奇的社会科学研究更富有人类学的厚重，正如他本人所说:“人类发展的轨迹并非形成于几年或几十年，而是要经历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的沉淀与丈量。”锡尼萨·马莱斯维奇在民族主义、有组织暴力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研究成果，其以一贯之的核心思想是，“暴力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攻击性，而是一种依托于密集社群行动的现象”。而在其关于战争与有组织暴力研究的原创性贡献中，笔者以为，最具创新性的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回溯战争与有组织暴力研究的理论根基，主要是传统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军事主义研究或者说“好战”底色，既包括被尊称为“圣三位一体”的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的理论研究，也包括受到忽视的其他研究范式，以及其对当代社会科学产生的“隐性”影响。第二，利用两个分析性概念——“经年累月的强制官僚化”和“离心式的意识形态化”，对社会科学重要现象与话题进行全新诠释，例如，怎样阐释现代性与有组织暴力本体论之间的不协调。下面，笔者拟对此展开分析，以期窥得马莱斯维奇关于战争与有组织暴力的宏大深邃思想于一斑。

一、社会科学中“被忽视”的军事主义维度及其当代影响

(一)传统社会科学理论的军事主义思想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的研究兴趣经历了从军事主义向和平主义的过渡。二战后反军事主义社会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导致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发生了转移，对种族斗争、人种多元论的关注度下降，将一些突出好战性的观点作为纳粹暴行的根源性思想进行肃清，转而聚焦于社会阶层化、性别不平等、社会福利等内容，呈现出“和平主义”的倾向。然而，传统社会科学理论所蕴含的丰富的“好战”思想受到了忽视，转而以一种“隐性”的方式为当代社会科学进行着观念的输送。

马莱斯维奇首先探究了传统社会科学的经典代表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思·韦伯对暴力的理解，其将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尊称为“圣三位一体”，即基督教中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以突出他们在传统社会科学中的杰出贡献和崇高地位。三人之所以能够在战后社会科学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研究契合了战后社会科学发展的“和平主义”倾向。然而，在这种“和平主义”倾向的背后却隐藏着他们对战争研究的深刻洞见。

例如，作为启蒙主义传统直接继承人的涂尔干对集体机制的聚焦，就有着典型的“和平主义者”特征。在涂尔干看来，人类社会生活基于双方的自愿性，冲突只是例外情形，战争是反常行为，无法避免消亡的命运。但同时，涂尔干也认为，“战争与集体团结之间存在无法避免的纽带”，从而使其团结理论对社会科学视角的战争解读做出了极富价值的贡献:首先，涂尔干的《自杀论》是社会科学领域第一部系统研究自杀的作品，成功地论证了战争和自杀呈负相关性这一命题，因为“大规模战争会强化社会融合”，“强制民众团结起来应对共同的危险”。1870－1871年普法战争对普鲁士和巴伐利亚自杀率的影响即是明证。其次，涂尔干同样利用团结理论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其评价为“一个大规模的社会道德沦丧状态，而这一状态将导致机械团结的复苏”。因为国家首先是一个道德纪律机构，而爱国主义能够将个人与某一国家维系起来，为社会团结的形成创造条件。据此，涂尔干为战争和有组织暴力研究提供了一条线索，即理解并阻止战争和有组织暴力的关键，在于研究人类团结的运作机制。在马莱斯维奇看来，当宏观层面的战争宣传对鼓舞前线士兵的士气“鞭长莫及”时，涂尔干关于团结性的论述就彰显了对于战场团结的较强解释力。

尽管马克思的社会变革理论研究聚焦于现代性的社会经济基础，但他深谙社会秩序变革过程中暴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关注的暴力手段并非在真实战场上和敌人厮杀，而是剥夺和重新分配资产阶级的财产。然而，在论及战争暴力与现代国家之间关系时，马克思在社会科学层面仍然做出了两个重要的贡献:第一，他对战争与暴力的理解在巴黎公社(1871)时期发生转变，在《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新序》和《哥达纲领批判》等同时期作品中，强调了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重要性。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暴力也是社会迅速变革的机制，同时强调暴力依赖于经济先决条件以及特定的生产方式，没有了经济条件，强制力便不复存在。因此，马克思对战争和暴力并非漠不关心，而是将其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紧密联系起来，将战争与暴力视为社会变革的动力。

与涂尔干和马克思相比，韦伯对于集体暴力的研究兴趣更加明显，他的社会理论部分依托于一种尼采式的本体论，强调政治生活具有显著的强制性特征。韦伯对官僚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对官僚合理化的分析成为了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韦伯关于现代性的著名表述是“理性铁笼”，这一现象渗透进社会生活，形成一种日常的惯例。这种惯例化尽管缓慢，却向前有条不紊地推进，传统的社会行为形式逐渐让位于对效率的理性追求，裙带关系逐渐被官僚制度取代。典型的官僚制度受到规则的支配和精英的领导，是一套等级化的社会统治模式。马莱斯维奇认为，当代社会科学学者在对韦伯的官僚制进行研究时，忽视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事实:第一，很多社会科学理论在官僚合理化的经济或文化特征上的研究可谓浓墨重彩，也不遗余力地探究官僚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然而，官僚制的真正源头却在于军队，官僚制的内核是纪律，而“军纪乃是孕育一切纪律形式的母体”，“政治最重要的手段在于暴力”。第二，官僚理性模式向来与暴力垄断机构如影随形，没有发达的社会组织，暴力的效力便无从保证。韦伯对暴力作用的关注源于其所处的时代，具有深刻的军事主义思想烙印，但他“并没有为国家或者战争与暴力提供一种完全成熟的社会理论”，也“严重忽视国家得以产生和运行的更广阔的地缘政治背景”。

可见，马莱斯维奇将三位传统社会科学代表人物的理论中与战争和暴力研究相关内容抽离出来，揭示了传统社会科学思想中渗透的丰富军事主义观念，这种观念正是刻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不容忽视的特征。不仅如此，那一时期的社会科学思想中其实存在着强大却受到忽视的军事主义维度，当欧美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将研究的中心聚焦于战争、暴力与国家权力，从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研究路径:德国好战集权国家主义、奥地利－美国群体斗争范式、德国社会自由主义、意大利精英理论、英美进化论，以及法德社会暴力形而上学。德国好战国家主义受到19世纪普鲁士独特地缘政治的影响，对启蒙运动的普世主义和理性主义嗤之以鼻，对国家报以敬畏之情。特赖奇克否认启蒙主义倡导的人民主权，认为国家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拥有无边权力的绝对道德。不同于特赖奇克对国家与战争的颂扬，他的学生辛策发展出一套更为成熟的权力及暴力研究路径，对权力转化进行历史社会科学层面的阐释，从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危机到欧洲封建体系和13、14世纪的等级制国家，最后到18、19世纪的专制制度，总结出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性因素:社会阶层结构和国家外部秩序。施米特则比特赖奇克和辛策更为广义地理解权力与政治，并将民主化进程作为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的开端。特赖奇克曾有这样的联想:“权力乃国家之原则，正如信仰乃教会之原则，爱乃家庭之原则”;施米特就此进行了更为宏观的回应:“如果道德的疆域要区分善与恶、经济领域要区分盈利与非盈利、美学要区分美与丑，政治范畴的本质则在于区分朋友与敌人”。概言之，上述三位德国好战国家主义的突出代表的共同之处在于，将强制力视为社会生活与政治活动的核心，认为依托于暴力的国家无所不能。这种极端、尖锐的观点强调国家具有所向披靡的能力，同时也否认了国家的道德性，因而支持的声音寥寥无几。

与德国好战国家主义的宏观性历史视角不同，其他“好战性”研究范式则多以组织机构为中心展开研究。奥地利－美国群体斗争范式的代表人物是贡普洛维奇、拉岑霍费尔和沃德。贡普洛维奇与涂尔干的思想有种一脉相通的呼应，在其最重要的经典之作《种族斗争》中，“将群体作为社会行动的核心”，因为文化的相似和行为的意志形成了强烈的集体感情，群体斗争是社会变革的基础。作为贡普洛维奇的搭档，拉岑霍费尔进一步发展了群体斗争理论，透过激烈的社会冲突观察人类生活，解释暴力征服后形成的国家。在他的理论中，集体利益是社会冲突的关键动力，社会是集体利益角逐的战场，还在不同层次进行了利益类型的区分。受到贡普洛维奇和拉岑霍费尔的影响，沃德提出了“协同作用”的概念。这一概念来自于碰撞与冲突的宇宙原则，但随着对立和竞争变得温和，从而实现了妥协与合作。尽管受到德国好战国家主义的影响，也承认国家具有强制性特征，但德国社会自由主义的特点在于其反国家集权的自由主义思想。奥本海姆认为，世界历史是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彼此博弈的过程，前者体现为暴力，后者体现为和平，他乐观地认为经济的重要性会逐渐重于战争。罗斯托提出了“超级阶层化”“高雅文化”和“文化金字塔”三个概念来解释世界历史的发展模式。

意大利精英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帕累托和莫斯卡，他们关于战争和暴力的观点却鲜少受到关注，都认为历史是有序的少数人对无序的大多数的恒久统治，在这一过程中，强制力不可或缺。至于英美进化论，表面上其好斗性特征声名在外，但其实却是军事主义色彩最为寡淡的，这似乎是一种悖论。其代表人物之一是提出“适者生存”概念的斯宾塞，不同于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他认为后天获得的生物特征也可以遗传给后代。斯宾塞区分两种理想的社会类型，即工业社会和军事社会，前者的特征是和平、自愿性与契约性，后者则呈现显著的阶层固化、暴力性和权威性。紧随斯宾塞的步伐，萨姆纳同样认为自然选择是社会变革的关键动力，基于群体分化提出了“种族中心主义”的概念来解释群体内优越感和对外的敌对性，与外部的冲突会强化内部的凝聚力，反之亦然，据此战争与和平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法德之暴力形而上学，或为古典社会思想中好战性最强的一种研究方式。其代表人物索雷尔和西梅尔，尽管很少被归入同一学术传统之内，并且认识论框架截然不同，但都认为暴力的存在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本体论上都具有必要性。索雷尔倡导激进的社会变革模式，极具非理性主义色彩，这一过程被其称为“英勇行为”，既需要暴力也需要意识形态推波助澜。西梅尔将战争理解为一种“绝对情景”，能够实现对社会及其核心价值的剧烈改变，在这种绝对情景中，人们不再纠结于日常生活中多与少的量的权衡，从而在终结“拜金主义”的同时，逃离了“日常生活的无趣循环”，实现了人生阅历的升华和对平庸生活的超越。由此可见，两人都赋予战争一种颠覆社会关系、改变人类灵魂的意义。而马莱斯维奇正是通过挖掘古典社会科学理论中对战争主题极具启发价值的观点，对传统思想进行了范式划分，进而提取出重要概念，并作为其战争与有组织暴力研究的理论根基。

(二)社会生物学、功利主义和文化主义视角的批判

无论社会生物学、功利主义还是文化主义，在解释战争和有组织暴力的起源方面都捉襟见肘。其中，社会生物学是达尔文主义研究范式的现代版，其出发点是社会行为具有生物学根基，与动物攻击行为一样，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生物过程的产物。阿扎尔·盖特的《人类文明战争》(2006)是晚近关于战争与暴力的最全面解读，呈现了史料丰富的战争调查报告，从狩猎采集时期直至21世纪伊始。马莱斯维奇质疑盖特的观点，认为其“对于社会现象的生物学解释通常不是全盘皆错，而是往往不足以解释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在谈到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时，马莱斯维奇的比喻甚是有趣:“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能够认同人类与他们的动物同伴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但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动物和人类的区别。这就等同于通过关注其相同的化学成分来对比钻石和石墨一样。其中可能忽略的事实是:并非化学成分而是不同的结构特性(姑且不谈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造就了它们的区别，一个出色耀眼，另一个寻常普通。”

通过功利主义视角观察战争的悠久传统，从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到晚近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全球化主义者和理性抉择模式，均始终“强调经济理性是战争发起的主要原因”，居于主导地位的研究路径是全球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前者的本质在于“将暴力行为的内在复杂性简单归结为商业利益最大化”，后者“关注暴力冲突中个人的行动或抉择”。这种过度的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认识论建立于实证研究，强调群体对暴力操控的可能，但暴力“不能被简单地归纳为一种行为人借以实现机会最大化或结果最优化的个人合理性模型”。文化主义理论关注的焦点是社会意义，认为人类是规范驱动型生物，暴力活动的来源可能是不同的宗教信仰、世界观和文明的冲突。菲利普·史密斯是通过文化参数对暴力进行社会科学解释的代表，在他看来，文化塑造了个人和社会行动，只有理解战争的叙述结构才能解释战争。文化主义理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忽视其他社会科学因素，同样无法全面解读战争和有组织暴力的复杂性。例如，他将人类生活的物质性归纳为文化符码与叙事，但这种路径无法解释，为何不同的人对于解释性编码的理解不同，远离战场的人们会全盘接受对敌人残酷形象的描述，而前线两方士兵之间却有一种默契的惺惺相惜。

(三)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的“隐性”承继

有别于社会生物学、工具主义及文化主义对战争和有组织暴力富有洞见却过于简单的解读，当代社会科学内部仅存一种对战争和有组织暴力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路径:组织唯物主义，代表人物包括迈克尔·曼、兰德尔·柯林斯、查尔斯·蒂利、安东尼·吉登斯。这些组织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们“很少援引传统军事主义作为其前身”，但他们的理论却渗透着传统“好战”社会思想的遗存，认同韦伯作为历史比较研究路径和宏观社会科学理论的发起者，将“强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之一”。但韦伯关于国家与有组织暴力的理论并不完全成熟，组织唯物主义学者们只是在形式上承继了韦伯，而实质上却与古典军事主义传统存在着较为“隐性”的勾连。例如，当蒂利提出“战争创造了国家”以及“我们今天稳定的社会民主制要归功于过去掠夺式的军事国家”时，实际上响应了奥地利－美国群体斗争范式和德国社会自由主义的一些核心观点。又如，迈克尔·曼提出了“社会封锁”概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统治者逐步以提供经济资源、政治和军事保护来交换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同时促进了社会分层机制的产生，并触发了长期的制度和管理集中化过程”。尽管“社会封锁”概念具有独创性，但是和罗斯托的“文化金字塔”“超级分层”和高雅文化非常相似，都强调组织性强制对文明出现的推动意义。

当代杰出的组织唯物主义者的理论在形式上认同韦伯的路径，但实质层面却深深植根于传统军事主义社会思想。其优势在于解释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内在强制性特征，而缺陷体现在“为意识形态力量仅仅留下了狭窄的解释空间”。正是为了弥补组织唯物主义理论的这一缺陷，马莱斯维奇提出了一种新的交叉性视角，即:强调从意识形态和官僚强制性彼此之间的关系着手来分析有组织暴力的发展演进，以实现对组织唯物主义的超越，这也是体现马莱斯维奇关于战争与暴力的社会科学分析的创新性核心。

二、“经年累月的强制官僚化”和“离心式的意识形态化”

马莱斯维奇在《战争与暴力的社会学》一书中，从宏观历史学视角纵览了人类战争史，指出: 有组织暴力形成于漫长的社会进程——“经年累月的强制官僚化”和“离心式的意识形态化”，两者的交互作用导致了现代社会中有组织暴力的愈演愈烈，这也是近代民族国家区别于前现代国家的特征。“经年累月”和“离心式”这一对修饰语祛除了静态描绘的僵化，以动态观察方法勾勒出一幅宏观、动态的社会科学图景。马莱斯维奇利用这两个分析性概念解释了现代性与暴力的本体论之间的不协调，并对与战争和有组织暴力密切相关的若干概念——民族主义、社会分层、宣传、团体凝聚力进行了独到的创新性解读。

(一)现代性与暴力在本体论上的不协调

现代性与暴力存在着本体论上的不协调。启蒙主义哲学将人的自主性赋予前所未有的光环，现代社会信奉和平与宽容，似乎已经隔绝了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全部残酷与野蛮，即便是极左或极右的党派也不会公开大肆鼓吹战争和有组织暴力。然而，“现代社会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暴力性最强的时期”。启蒙主义倡导更加理性、文明、正义的社会，但却借助暴力手段确立并传播这种价值观，法兰西共和国的崛起和军事能力所向披靡的普鲁士主义无不依赖官僚主义奠定基石。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充分官僚化的政治实体，拥有强大的基础结构并且确保法律在本国领域内有效贯彻实行。民族国家的出现也与技术和组织变革密切相关，19世纪后半叶的大量发明创造(蒸汽船、电报、铁路、机关枪、罐装食品、铁丝网等)给战争带来颠覆性改变，因此，这一阶段有时被称作“第二次军事革命”。随着官僚制度的日益精致、庞大，暴力形式的组织性、结构性、专业性、体系性、匿名化及远程化与日俱增，而暴力也随之越发“理性化”。由此，官僚组织发展给战争带来的变化，正是现代化与暴力在本体论上不协调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源于思想，涉及我们的认知、理念、价值等主观层面的内容，也就是离心式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是对理想社会壮美蓝图的描绘，表现了建立有序社会的决心，革命受到信念的驱动，坚信存在一种普遍且唯一的真理指向通往幸福的道路。马莱斯维奇尤其强调意识形态经历的离心式(大众化)发展的进程。一战之前，欧洲绝大多数国家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具有完整公民权，对国家缺乏认同感，不像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以国事为己任，换言之，在欧洲，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受众曾经仅限于特定的人群。然而，随着军国主义者掌控了国家的行政管理、教育机构、出版业和大众传媒喉舌，将对民族国家的崇敬以“离心式”的方式发展成为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国家的存在是神圣和永恒的，国家的荣耀与威望不可撼动。

随着经年累月的强制官僚化和离心式的意识形态化，近现代民族国家拥有了与前现代国家截然不同的特征。在前现代社会中，被统治者是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未受过教育且缺乏平等意识的农民;在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存在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拥有同一文化，形成大众的、离心式的意识形态。因此，现代人会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自己所处的时期更加文明、暴力程度更低。实际上，暴力仍然存在，只是不再是向内的，而是向外的，即国内的和平与对外的战争并存。近现代时期是一个对外暴力肆虐的阶段，从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殖民地大屠杀到两次世界大战，皆是如此。

(二)战争、有组织暴力与民族团结性

马莱斯维奇对战争、有组织暴力与民族团结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十分盛行的自然主义视角和形成论观点进行了批判，进而提出:大众意识形态和强制官僚化才是民族团结性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自然主义观点认为，战争的爆发会推动团体内部的团结和民族的同质性，这起源于奥美集团斗争范式，认为团体是社会行动的基本单元，将暴力冲突理解为一个团体为了统治另一个团体而采取的集体策略。从生物学进行解读的自然主义采用“广义适合度”原则，认为战争是“通过消灭非亲缘的对手进而实现自我繁殖”。另一种文化历史主义视角盛行于军事历史学家之中，认为战争深深植根于特定社会的文化基础，“一种文化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的不朽”。自然主义的问题在于，往往将个体的属性赋予整个团体，就有了“自由骄傲的希腊人”以及“聪明机智的土耳其勇士”，这种“对族群成员的描述过于具体化、简单化，无法概括复杂的、动态的团体形成过程”。文化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战争和有组织暴力，正如马莱斯维奇所言，“如果使用不同的语言、举行截然不同的仪式、崇拜彼此不相容的神明就必然导致暴力冲突的话，那么，战争将成为几乎所有社会在所有时期永恒的特征。”形成论的观点和自然主义恰恰相反，其研究路径所基于的假设是:团结性和文化同一性不是战争和有组织暴力之因，而是战争和有组织暴力之果。形成论具有法德之暴力形而上学的思想根源，西梅尔就强调过民族团结性与外部战争威胁的关联。形成论在解释战时团体凝聚力上有显著进步，但仍无法避免一些认识论瑕疵。首先，形成论没有区分像民族国家这样的大规模政治实体和微观层面的小团体中团结性的运行原则有何区别。其次，形成论强调的战争具有激发群体内部团结性的功能，经不起许多历史事件的检验。例如一战末期，尽管离战争胜利咫尺之遥，尽管民族团结的号召始终在回响，国内政局的混乱和社会两极化让德国军队士气一落千丈，从而遭遇亚眠战役的惨败。

故在马莱斯维奇看来，民族团结性既非战争和有组织暴力之因(自然主义)，亦非战争和有组织暴力之果(形成论)，而是源于战争和有组织暴力之外，形成于战争和有组织暴力爆发之前，是运行若干世纪的两大历史性、结构性进程———大众意识形态和经年累月的强制官僚化的产物。大众意识形态的发展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单向进程，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双向交互运动。一方面，国家利用核心机构传播意识形态(从教育系统、大众传媒、士兵征募到社会福利和公民义务);另一方面，家庭网络和社会团体在构建并强化道德标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围绕这些标准形成了国家主义叙事框架。大众意识形态化是相对抽象的概念，与其关联紧密的更为具体的表象是比利希所描绘的“日常民族主义”。日常民族主义并不认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植根于战争呐喊和英雄影响，而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惯常行为，存在于身边日常的、甚至琐碎的物品和言语之中，从一份报刊、某个品牌，到日常使用的货币、每日天气预报。日常民族主义虽然低调，然而无处不在，配合以官僚组织的客观、理性和工具驱动型的道德准则，将暴力转变为一种以目的为导向的手段，暴力褪去了仇恨与激昂的外衣，只关注障碍的排除和目标的实现。一旦战争启动，大众意识形态和理性官僚化就会协同运作，民族主义就不再日常普通，而是发挥出巨大的能量。透过日常民族主义能够清晰地看到大众意识形态(内容)和强制官僚化(手段)的结合，缺乏强制手段，意识形态无法传导至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而意识形态所传递的理想社会蓝图、同一的文化底色、对国情社情的深刻认识，会反过来“强化”并“润滑”整个官僚机器，使之越发精巧地同时运行得更加顺畅。

(三)战争和有组织暴力宣传乃基于官僚组织运作的现代性现象

马莱斯维奇拣选出关于战争和有组织暴力宣传最有代表性的看法，展开了“祛魅”式的分析，指出:宣传既没有洗脑魔力，也没有颠覆认知的能量，本质上只是在强化早已为公众认可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战争和有组织暴力宣传并非独裁社会的武器，而是民主社会的附生之物，是基于官僚组织运作的现代性现象。宏观的战争宣传，并不能激发战斗一线士兵的“亮剑精神”，战场上的英勇战斗依赖于强大的组织性强制作用和微观层面的小团体凝聚力。

战争和有组织暴力宣传往往被赋予一种魔力，仿佛希特勒、戈培尔富有煽动力的激情演讲会将爱好和平的普通人迅速转变为嗜血的杀手。马莱斯维奇则首先否认了这种魔力，认为人类“不会囫囵吞枣地接受颠覆固有行为模式的宣传信息”。成功的宣传必须要挖掘社会现实中既存的价值和观念。其次，宣传不等于谎言。战争宣传包括黑色宣传和白色宣传，前者是故意利用虚假信息欺诈听众，后者则是对来源真实信息的单方面诠释或有选择地透露，配合以巧妙的语言技巧或策略，例如，进行假设、大量使用委婉语，等等。双方的战争宣传往往有两种策略，一方面，对己方的战争行为进行正当化;另一方面，将敌方及其所属的民族、种族、国家进行集体的非法化，例如，一战时英国媒体把德国人和匈奴人相提并论。再次，战争宣传是民主化与自由化的附生之物，驳斥了“战争宣传与独裁国家相伴而生”的观点。英国可谓宣传植根于民主政体的绝佳体现:从内战期间保皇党人和议会党人演奏起宣传的开篇序曲，到19世纪末政治宣传领域的领跑者，最终成为了20世纪无可争议的战争宣传大师。从使劲浑身解数争取支持者的国内党派之争，到迎合国人内心优越感的、对大英帝国丰功战绩的报道，宣传的受众也从最初的特权阶层逐渐发展蔓延到几乎每一位英国公民。最后，战争宣传并不是从古至今所有战争不可或缺的产物，而是一种现代性现象。宣传的实质是自我合法化的工具，在战争的背景下主要是对杀戮和死亡进行正当化辩护。宣传成功与否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公众对相关内容充满渴望和期待，换言之，宣传能否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取决于其所针对的事件是否处于公众的焦点。1863年林肯的盖茨堡演讲在当时的反响寥寥，对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排山倒海的公众群情振奋，鲜明的反差正说明了宣传需求的重要性。宣传的需求正是民众对正当化的诉求，需要基于大规模的群体动员、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全社会范围内对平等主义伦理的认同、科技的先进程度等，这些都是现代性的体现。概言之，宣传也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

然而，宏观的战争宣传并不会直接激发前线士兵的“亮剑精神”。尽管战争宣传进行了大规模的自我合法化运作，也并不必然表明士兵会被这种宣传“洗脑”而大开杀戒。许多关于战争的记载表明，战场上的士兵对于向对方开火并不情愿，甚至心照不宣地践行着一套对方不开火、我方也不开火的“共同存活”原则。那么，到底如何让前线士兵敢于“亮剑”呢?马莱斯维奇认为:一是严格的强制性命令的规制;二是对微观团结社会机制的依赖。社会组织强制力能够动用一系列社会性和技术性手段来帮助士兵对抗恐惧，重点是使杀人过程匿名化、平凡化、远程化、官僚化和高效化，例如，动用远距离炮轰和高精度导弹让战场的空间越发遥远，既避免了士兵因近身战斗而受到的心理折磨，又保证了较高的致死率。微观层面的团结机制有深刻的传统“好战”理论根源，涂尔干和韦伯都曾经从社会科学层面对这种微观团结进行过解读。如果说一名新兵奔赴沙场时还是受到宏观层面意识形态的感召，而能让他们在战场上坚持下来则是战友情谊，这种集体忠诚甚至被描述为“亲缘关系”。换言之，绝大多数士兵会用微观层面的小型团体凝聚力替换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动机。离战场越近，意识形态宣传的图景就越暗淡，敌人的形象也就越接近真实的人。当意念中的魔鬼转变为眼前真实的人，杀人就变得并不比赴死容易，士兵对近距离杀戮持一种抵触、排斥的心理。这让人联想到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所充溢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战争受难各方的同情，或许源于其早年从军时期对真实战场的感受。

(四)社会分层源于强制并依赖强制得以维持

社会分层往往被认为起源于经济的不平等，马莱斯维奇则认为最初促进社会分层的是征服战争。社会分层源于一种强制力，也依赖于强制力得以维持。自20世纪下半叶起，阶层化始终是社会科学的最重要主题之一。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关注不平等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另一种是以社会分工的政治、经济、文化来源为切入点的韦伯主义模式。马莱斯维奇充分肯定这两种模式为阶层化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路径，进而将暴力与战争在创建和维护社会等级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阐释为阶层化最重要的特征。

在少数将社会阶层化与战争和暴力进行关联的学者中，马莱斯维奇选取了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斯基和迈克尔·曼的研究进行述评。安德烈斯基认为，战争和社会不平等之间不仅存在着必然的关联，而且阶层化的存在与两个重要因素有关:群体规模大小和战争参与率。首先，群体规模是预测不平等程度的晴雨表。群体的规模越大，对组织协作的要求就越强，从而使社会等级制度的引入成为一种必然。其次，军事参与率是衡量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指标。近乎人人皆兵的前现代集群(部落和酋邦)，社会更公平，MPR较高;随着社会化程度提升，武器的垄断带来了特权和社会地位的垄断，MPR便随之降低。而马莱斯维奇对安德烈斯基的质疑在于，群体规模与社会等级化程度未必会成正比，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其阶层化程度可能更高。此外，军事参与率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过于粗糙，不足以分析阶层化和战争之间的复杂关系。迈克尔·曼着重研究战争在社会包容和社会排斥模式转变中的作用，认为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扩张对社会结构的改变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同时，社会结构的转变又会反作用于国家的地缘政治行为。公民权的扩张对此就是很好的说明。国家统治者将公民权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阶段性地、有选择地将公民权利授予不同阶级，对内安抚国内政局，对外满足地缘政治野心。随着公民权扩张到不同的阶级，支持国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民众基础也就越发强大。马莱斯维奇认为曼的观点尽管提供了一个更为精致的解释模型，但过分强调军事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分离，而且忽视了意识形态的作用。

马莱斯维奇特别关注人类从游猎采集到定栖狩猎采集的过渡阶段，酋邦作为这一过渡时期出现的前国家组织，为研究军事组织和阶层化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史料。酋邦大多定栖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相比于游牧族群会更频繁地面对周期性战争。酋邦的构建以单一血脉的亲缘关系或家族世袭领导制为中心，分层模式基于对年龄、性别、婚姻和军事地位的区分。公元5世纪征服了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和其他蛮族入侵者，实际上是多个酋邦的联盟;欧亚大陆上疆域最为广袤的蒙古帝国也可以直接追溯到早期蒙古酋邦的军事组织。促进社会分层出现的不是农业生产和国家的形成，而是征服战争。部落和酋邦在向城邦网络转型过程中，主要基于的并非经济因素，而是军事因素。现代英语中最常见的表述阶级的词是class，其本身就是军事语境的产物，古罗马语中的classis这一概念本就专指罗马市民的军事分工。

诚然，战争与暴力在前现代时期起到了维持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那么在现代工业社会秩序中，强制力是否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呢?马莱斯维奇的回答是否定的。只是现代国家的暴力垄断更为隐形，已经成为一种难以察觉的例行公事。教育体系便是一种以强制手段推行的、正当的社会等级制度。这并不是说教育本身具有暴力性，而是现行教育体系是不能遭到撼动和妨碍的，其正常运行受到司法制度强有力的保障。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将社会不平等作为自然而然的状态接纳，也不会去思索战争和有组织暴力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问题。高扬“理性”与“天赋人权”旗帜的启蒙主义运动是对人类心智的一次整体开启，正如康德所说，“启蒙是人从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中释放出来的过程，不成熟是指，若无他人引导时不能进行独立理解。如果其形成的原因并非智力的缺失，而是不具备在无人引领时利用自己智慧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强加的。”当人们脱离蒙昧，开启心智，习惯于运用自身的智慧，便会抵抗暴力与社会不公，此时便需要用意识形态对社会阶层化以及社会不平等进行正当化的证成。正如马莱斯维奇所说:现代政府不可能轻易地发动征服战争，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企图实施任何有组织暴力之前都需要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付出巨大的努力来证明其行动的正当性。

(五)女性普遍“绝缘”于战场是基于官僚组织的需求

为何女性被普遍排除出战场之外?对此，无论是男权主义、文化主义还是女权主义都不能作出充分的解释。马莱斯维奇论证了这一现象的根源同样存在于经年累月的强制官僚化和离心式的意识形态化之中。一方面，官僚组织的需求会影响女性角色的转变，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能够将“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塑造成两种群体道德，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受到某种程度的道德胁迫，需要让自身的行为符合相应的道德规范，这也让性别分化对战争具有了工具化的作用。为何战场一直几乎是男性的专属舞台?对此，存在男权主义、文化主义和女权主义三种观点。男权主义或者从生物学的视角来解释，认为男人具备更优质的参战基因和遗传素质，或者侧重于社会科学因素来诠释，进而针对男性的侵略性展开心理学研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生物学视角强调先天基因，社会科学视角则认为侵略性是一种能够在社会中后天习得的行为。文化主义则更为关注这种分工现象的结构性基础，儿童会接受不同的道德理性模式训练，男孩被培养成为保障安全的“工具性角色”，女孩则被训练为提供情感支持、养育子女的“表达角色”，也就是说，分工的差异被理解为一种“文化的馈赠”。女权主义研究路径聚焦于妇女在发挥个人潜能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障碍，即传统的父权社会结构阻碍了妇女取得卓越的成就。

而在马莱斯维奇看来，这些视角都不能解释为何女性被普遍排除出战斗角色以外。随着酋邦和早期国家的发展，正如战争与社会分层密切相关一样，战争与性别分化几乎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甚至很难说孰因孰果。女性不能成为战士的主要原因是，她们作为唯一能够孕育新生婴儿的性别，承担着提供新战士的职能，战场对女性的排斥正是组织需求的产物。现代社会到来后，战争需求促进了军工产业的长足发展，此时的社会组织又依赖女性劳动力的支持，在这种组织需求的背景下，一切女性生理和文化上的弱势便瞬间消失不见。总而言之，组织的转型总会影响性别分工的变化，随着战争结构性需求的转变，决定了女性究竟该奔赴前线还是留守后方。“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成为组织设定的群体道德标准，是对性别角色的离心式意识形态化。两者之所以相互排斥，是因为来自一种渗透到整个社会秩序之中的二分法，显著区分了民事和军事领域，构建了战争的道德范畴。和平时期的文明价值胜于武士精神，而在战争场景下则实现了彻底的翻转，军事领域优先于民事领域，彰显战斗豪情的“男子气概”自然优先于“女性气质”。意识形态中对道义责任和亲情纽带的表述，赋予了“男子气概”崇高的道德使命——保卫无辜的父母妻儿，而“女性气质”则是必须履行的平民职责，让勇猛杀敌的父兄与丈夫不会陷入敌人之手。概言之，性别分化对于战争具有工具化的作用，也赋予战争以社会意义。

三、马莱斯维奇的理论贡献及其对反恐治理的启示

“运用暴力制造恐怖或进行恫吓，对人类来说是一项熟知的古老策略”。作为战争与有组织暴力的现代特别形态，恐怖主义犯罪宛如一座海上冰山，海面上显露的冰山一角，是以罪责刑为研究对象的刑法教义学致力于解决的重大课题，而深藏于海面之下的庞大冰体，则绝非仅靠刑法学一己之力可以一探究竟。由组织机构与意识形态相互作用下的特殊犯罪成因、深刻的历史社会渊源和特别的政治与宗教动机所决定，恐怖主义犯罪不仅具有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复杂性、多维性和隐秘性，而且对于恐怖主义犯罪的研究及其治理，也必须基于系统性全方位的跨学科视角，前伸到社会学、心理学等非刑事法学乃至法学以外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才能彻底破解其形成、发展、演变的“基因”，进而进行科学有效的对症治理。而马莱斯维奇的理论研究，无疑为我们摆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有限知识及其相伴而生的片面正确的人类理性困境，提供了“跳出刑法”，进而回归“更加刑法”地应对恐怖主义挑战的另一路径。

(一)马莱斯维奇的理论贡献与疏漏

马莱斯维奇对于战争与暴力的生成机理等极富原创性的研究，改变了当代社会科学对战争与暴力研究鲜少问津的学术空白。“尤其是其《战争与暴力的社会学》既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力著，又是比较历史学之佳作，该书问世本身便是重大贡献。”归纳起来，笔者以为，马莱斯维奇理论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第一，利用“经年累月的强制, 官僚化”和“离心式的意识形态化”两个分析性概念，创新地解释了现代性与有组织暴力在本体论上的不协调，对于战争与社会科学的很多核心话题提出了独到见解或全新的阐释。第二，对当代社会科学忽视的传统社会科学思想中的“好战”理论进行了挖掘与承继，迈克尔·曼称该书“以其权威与智识评述了古往今来社会中围绕战争展开的聚讼纷纭，堪称社会科学领域的绝佳综述文献”。第三，对欧洲主义与时代自我中心主义始终保持警觉，研究视野广及欧洲以外的广阔地域，并将其与西欧展开对比，驳斥了欧洲主义者秉持的“西欧以外的战争具有内在破坏性”的观点。第四，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问题“新型战争范式”的解释力度进行了辩证的否弃，从新型战争的根源与核心目标入手，认为战争始终受到地缘政治与民族主义的影响。

尽管马莱斯维奇关于战争与暴力的社会科学分析的理论价值和创新性毋庸置疑，但在笔者看来，仍存在一些细微遗憾:第一，马莱斯维奇没有足够重视宗教对战争和有组织暴力的影响，因为“前现代时期的宗教缺乏像现代意识形态那样运作所需的制度和组织资源”，且公立教育体系尚未建立，民众文化素养缺乏，语言不统一等等。但是，宗教既是社会实体又是意识形态，基督教作为原初意识形态之于欧洲战争史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作为正当性根据的来源)。当乌尔班二世面向基督徒进行十字军东征的号召，将塞尔柱突厥人称为“受撒旦支配的堕落民族”时，这种贬低敌方来抑制道德意识的手段，也是现代战争宣传中的常见策略。“天主教世界产生分裂后，不同信仰的百姓带着很大的激情为捍卫自己的信仰投入了战斗。”尽管民众的理性意识、组织强制的力度在前现代时期和现代时期有巨大差距，但将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化进行全然分离似乎也不尽妥当，就像某个事物发展到较高级别时并不意味着对其原初状态的研究就毫无意义。第二，马莱斯维奇未对有组织暴力的特殊类型展开研究。当然，在马莱斯维奇看来，治安维护、革命、种族灭绝或恐怖主义得到了主流社会科学充分的关注，但事实上，涉及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的研究鲜少可见。马莱斯维奇对民族主义与战争之间关联性的论述非常精彩，却对种族灭绝驱动下的集体暴力只字未提。

此外，马莱斯维奇在《战争与暴力的社会学》中收集运用了大量实证数据以增强其观点的说服力。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不同的数据收集角度会导致结论的不同。在论述现代性与暴力在本体层面的不协调时，马莱斯维奇认为，现代时期比历史上记载的以往任何年代都更加血腥暴力，并引用了威廉·埃克哈特的一组数据作为支撑。然而，如果把近若干世纪里世界人口的增长纳入考量，则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答案。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提到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野蛮杀戮，十字军东征发动的战争在途中和攻陷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等城市后对穆斯林和犹太人进行了屠杀，在屠杀中丧命的人数是一百万。当时，世界上大约有4亿人口，是20世纪中叶的1/6。按照这个比率，十字军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相当于今天的约600万人，相当于纳粹杀害犹太人的数量。可见，如果引入世界人口增长作为变量，对伤亡比率则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进而影响数据的证明力，这或许是马莱斯维奇数据采集方面会面临的质疑。

(二)马莱斯维奇的理论研究对反恐治理的启示

马莱斯维奇的理论研究虽然不无疏漏，但这些可能存在的疏漏之处，非但并不影响马莱斯维奇对于战争和有组织暴力理论研究的原创性光芒，而且为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学滋养和另辟蹊径的独特启发。表面上，恐怖主义在当代呈现出一些不同于前现代的新变化和新特征，但其实仍然是对其不变的两大根本核心，即复杂的、结构化的组织能力和强势的、离心化的意识形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尤其是互联网技术而不断予以增强。因此，对于恐怖主义犯罪的研究和治理，也必须针对这两大核心特征进行深入的展开和有针对性的精准打击。

1．超越恐怖主义研究的传统范式。当代社会学者在对韦伯的官僚制进行研究时，虽在官僚合理化的经济或文化特征以及官僚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着力甚多，但在马莱斯维奇看来，却对官僚制的真正源头——军队、官僚制的内核——纪律，以及官僚理性模式与暴力垄断机构的如影随形不仅研究不足，甚至存在某些严重误解。正是马莱斯维奇对于韦伯有关理性和官僚制度观点的正本清源，有助于我们对传统的恐怖主义研究范式进行检视。恐怖主义研究范式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是一个典型适例。简单来说，理性选择就是假设，政治结果是个体理性计算后得出的，在个体决策时会考虑潜在选择的范围、不同潜在选择的假定成本、选择后可能的收益以及不同行动成功的概率，据此，个人作出的就是预期达到最大效益的选择。理性选择理论看起来逻辑合理，但笔者看来，理性选择理论其侧重的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理性，是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权衡，然而有时恐怖主义将多次的失败视为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因此，很难说在进行每一次活动策划时都会遵循理性选择的路径。理性选择论所说的理性，更多是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恐怖主义作为集合体也具有个体的理性，从而未能真正指出机构理性的根本特质———强制性。

2．重点打击恐怖主义的组织能力。恐怖主义是有组织暴力的一种特殊样态，相比于一般的有组织暴力，对组织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恐怖组织的对手是国家，在国际联合反恐的形势之下，恐怖组织从人员招募、培训，到意识形态宣传，再到筹划、实施恐怖活动，对周延性、隐秘性、精准性的要求也相应更高。组织力量的增强必然依托于一套成熟的、具备强制性的组织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恐怖组织具有政权化的“类国家”的样态。例如，“伊斯兰国”组织就是这样一个拥有正规军和政府组织机构的“准国家”，其依赖现代传媒手段，不仅存在于“物理空间”，还存在于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心理空间”。与“基地”组织相对松散的网络结构相比，“伊斯兰国”建立了一套以等级制为特征的组织结构，分为四个层级:由上到下依次是，“哈里发”、“哈里发”的地区代理人、舒拉议会和沙里亚委员会、分管具体任务的职能部门。在内部治理方面，该组织建立了自己的安全机关、司法机关、教育机关、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实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演化为“类国家”结构。而其直接结果就是，传统的利用国内法特别是刑法来打击恐怖主义的做法变得收效甚微。在以往，恐怖分子往往会当场被击毙或在国内被抓获，即使有少数逃亡国外，也可以通过国际司法协助的途径解决，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但是，很显然，与“伊斯兰国”进行国际反恐怖合作是不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最应当受到处罚的是那些组织、领导、策划这些恐怖袭击的人，他们本身就是“伊斯兰国”这一政权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如果不攻破“伊斯兰国”这层堡垒，想要用国内法制裁这些人无异于异想天开。因此，对恐怖主义组织能力的摧毁才是反恐的关键，而这也愈益成为我国反恐政策及其治理实践的核心。

3．利用网络手段宣传恐怖主义是晚近恐怖主义的新特征，互联网为意识形态的“离心式”传播提供了平台，反恐治理在赋予互联网平台的网络监管义务的同时，应不断提升其监管能力，重点打击通过网络进行的恐怖组织成员招募、培训和动员。A．P．Schmid列举了恐怖组织意识形态与结构的一些新趋势，其中包括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在传播激进、好战的意识形态、教条灌输与培训方面呈现越来越强的重要作用。网络培训与动员效率更高、价格更低，在线下实地培训较难实现时，网络提供了很好的替代培训平台。根据一项对恐怖组织的机构模型研究显示，对新成员的培训和动员可以在现场的体能训练营中进行，也可以在一定距离内通过互联网展开。对于传授一些复杂性和致命性较弱的战术来说，互联网培训足以胜任，针对多次行动的大规模射杀和自杀式炸弹则需要现场的传授与动员激励。因此，网络反恐应当成为反恐治理的主战场。

作为知识分子，或许我们终生无法获得真理，却始终努力地观察、思考、分析、提炼，只是为了不断地接近真理。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不是对征表现象的简单归纳，而是对非显性的、深层次因素的挖掘。而这，正是马莱斯维奇理论研究的独到意义和价值，即:让我们跳出自己所处的时代，以社会科学的钥匙开启观察人类战争史的视角，在宏观的社会图景中去探究贯穿战争史的主线与推动战争和有组织暴力的核心动力———从古代正面交锋的战争，到近代远距离展开的战争，再到以软暴力形式呈现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弥补“久居”和平年代的我们对战争认知的盲点，抑或消除曾经深以为然的偏见。20世纪战争的滚滚硝烟并不遥远，正是那段见证了旧的死亡与新的生长的历史，让我们深切意识到和平年代的弥足珍贵。然而，身处和平年代不应成为视和平为理所当然的理由，而应对有组织暴力保有必要的洞察与警醒。未曾亲历过战争，才更有必要去探求其内在生成机理和深层运行机制，最终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透析战争和有组织暴力，而是为了珍爱并守护和平，以使人类最大限度地远离战争和有组织暴力，远离那个“陌生的国度”。正如我们对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的病源探究和后新冠疫情时代国际社会的治理。坚信疫情和国际社会的撕裂必将成为过去，一如人类的战争和暴力，因为我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因为我们同属人类命运共同体。

（编辑：王怡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