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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与规避:立功制度的价值评判

     2006年7月,在某看守所羁押的贺某(被判无期徒刑,在上诉期间),对外放话说谁能够提供一个刑事犯罪线索,帮助其实现立功减刑,他愿意出 1万元“信息费”。因涉嫌盗窃关押的犯罪嫌疑人欧某知道此事后,主动找到贺某。双方经过协商,欧某提供了一个谢某等四人盗窃不锈钢产品70000余元的犯罪线索,贺某答应事成后给欧某17000元“信息费”。于是贺某向监管大队反映了谢某等四人的盗窃案件,因为贺某并不与谢某等熟识,所以并不知道谢某等四人的具体下落。在此情况下,贺某讲欧某是知道这四人具体下落的,办案机关于是找到欧某了解此事,欧某因没有拿到承诺的“信息费”不愿配合。贺某再次找到欧某,并且安排贺某的妻子出面给欧某的妻子 17000元,欧某妻子打了收条。于是“做通了工作”的欧某带领办案人员一举抓获了谢某等四人,办案机关成功破获了这一重大盗窃案件。2006年8月底,欧某涉嫌盗窃一案开庭,欧某当庭提出自己在关押期间协助办案机关抓获了谢某等犯罪嫌疑人,应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认定为重大立功表现,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后经查证,检察机关才知晓欧某是在收受贺某17000元的情况下,带领办案机关抓获谢某等4人(17000元的收条已经扯毁)。贺某在其上诉书中,也要求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认定为重大立功表现。
    那么,本案中贺某的行为是否应当认定为立功呢?这应当从立功制度的立法价值取向和立法的内容方面予以考察。
    法律规范在规制人们行为的同时,也往往存在漏洞,综观这些漏洞,无外乎两大类型:其一是由于立法者的疏忽或者立法当时不能预见而致生的漏洞;其二是某一规范具有天生的漏洞,立法者制定该规范时,也对其漏洞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在进行了利弊权衡之后,仍然保留了该漏洞。就前一种漏洞而言,由于是立法不完善所致,应当通过修改法律予以弥补;就后一种漏洞而言,则是舍小弊而取大利的情形,无需进行改进。
    从法治的角度以观,无论是上述何种类型的漏洞,公民均可以依法进行规避,司法官不得籍口法律有漏洞而惘顾公民的“法律漏洞规避权”。例如刑法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即属于后一种具有天然漏洞的规范。法官在适用刑罚时,不得因为犯罪的妇女在审判的时候故意招致怀孕而对其适用死刑。
    我国刑法中立功从宽制度也属于后一种具有天然漏洞的规范。其立法的价值根据并非是行为人的悔罪,而是行为人的立功行为节约了大量的司法资源,是对国家司法权力的莫大帮助,所以应当予以奖励。在立法价值方面,行为人是否具有悔罪的诚意、是如何取得立功的线索等,并不是立功制度评判的要点。在确立立功制度时,立法者也已经考虑到会有人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立功的线索或者立功者并没有悔罪的动机和诚意,但这种规避行为与司法资源的节约、重大案件的破获相较,终谓是小弊。因此,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符合立功条件的行为,无论其是否悔罪,也无论其立功线索是如何取得的,均应对其适用立功的规定。当然,法官在对其具体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是否从宽以及在从宽幅度上体现出是否具有悔罪诚意的差别。
      据此而论,本案中贺某、顾某的行为均应以立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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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玉忠

1947年1月生,1982年1月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到检察机关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1991年5月起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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