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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吕升运
上传时间:201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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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颁布以前,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的刑事庭前准备程序无疑过于简单,由于其主要局限于送达起诉书副本等技术性准备活动,并未在决定立案审理与开庭审判之间设置充分的准备程序,因此,很容易“导致法庭审理诉争焦点不明,进而严重影响法庭审理效率”。加之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怠于进行庭前准备的情形也并不少见,这就使得上述问题愈加严重,庭前预断问题的解决更是无从谈起。与此词时,社会急剧转型所带来的“诉讼爆炸”现象的出现,以及刑事诉讼制度本身在程序的繁简分流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问题,都使得法院的庭审工作压力剧增,案多人少成为目前多数法院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在这种背景下,完善刑事庭前准备程序,建立起由控辩审三方共同参与的、充分完善的庭前准备程序机制,以实现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就成为刑事诉讼立法亟需面对的问题。
  作为对上述问题的立法回应,2012年《刑事诉讼法》182条第2款初次规定了刑事庭前会议制度。该款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自此,在我国刑事诉讼的庭前程序中,初步构建起了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庭前会议程序庭前会议”在我国也从一个学理上的概念正式成为了一项实在可行的制度。其后,两高又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庭前会议的适用进一步作出了较为细化的规定。
  尽管说中国式庭前会议制度的建立,对于保障控辩双方的程序参与权,明确审判的争执点,突出审判的重心,确保法庭审判集中高效进行,提高法庭审判的质量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现有的庭前会议制度还很不完善。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相关规定较为简单模糊,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比如庭前会议的程序定位是什么,以何者作为其在价值上的目标追求,由谁来主持,适用于哪些案件,庭前会议记录的效力如何等等,都还不够明确和具体。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庭前会议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立法者亟需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并通过司法解释或者立法的形式予以具体细化。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有关庭前会议的主持主体、适用范围、法律效力等具体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明确庭前会议制度的程序定位与价值导向为前提。其中,程序定位重在解决庭前会议的本体问题,它能够回答庭前会议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而价值导向则重在解决庭前会议的价值问题,它能够回答庭前会议到底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目标。从总体上看,明确庭前会议制度的程序定位与价值导向是具体构建和完善庭前会议各项制度的前提和基础,其决定了制度构建和完善的根本方向与目标,对于相关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具有统帅性作用。只有在理论上明确了庭前会议制度的程序定位与价值导向问题,其他有关庭前会议的主持主体、适用范围、法律效力等问题才能得到相应解决。换句话说,不同的程序定位与价值导向,客观上要求庭前会议在主持主体、适用范围、法律效力等方面有所不同。基于上述理由,以下本文将从程序定位与价值导向问题出发,来逐一探讨庭前会议的各项具体制度,以期能够对庭前会议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有所助益。
  二、庭前会议的程序定位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设置来看,庭前审查与准备程序是刑事庭前程序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庭前审查程序旨在防止公诉机关滥用公诉权,通过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案件进行审查,最终确定是否应当进入到审判程序;而庭前准备程序则旨在为正式的开庭审判做好铺垫,奠定基础。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在形式上确立了上述两个程序,其中刑事诉讼法第181条确立了庭前审查程序,第182条共4款确立了庭前准备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182条第2款的规定,召开庭前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其用意明显在于沟通了解案件信息,为正式庭审的顺利进行做准备。据此可知,庭前会议从程序定位上讲,应该是庭前准备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可以做以下理解:
  第一,庭前会议不是庭审程序,而是庭审程序的准备程序,并且是准备程序中的核心环节。首先,庭前会议与庭审不同,是庭审的准备程序。就庭前会议与庭审的关系而言,庭前会议从属于庭审程序,是为实现庭审程序的公正和效率而服务的,其是审判的预备或者准备程序,而非审判程序本身。庭前会议与庭审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庭审必须就案件的实体问题和证据问题展开实质性的审查,进而就定罪量刑问题作出裁判;而庭前会议的任务则是为庭审的公正和高效清除障碍、铺平道路一庭前会议不能越俎代庖,就案件的实体、证据问题展开实质性审查,并进而就定罪量刑问题作出裁判,而应就案件中的程序性问题进行裁断,把那些可能导致庭审法官预断以及庭审延滞、中断乃至倒流的程序性问题解决在庭审之前;同时,明确案件的争议,并进而进行证据整理,以便为庭审的实质化奠定基础。其次,庭前会议是庭前准备程序中的核心环节。根据《刑事诉讼法》182条的规定,庭前会议只是刑事庭前准备程序的一部分。除去庭前会议之外,庭前准备程序还包括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送达起诉书副本、确定开庭时间地点并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通知诉讼参与人,公布相关信息、制作笔录等。在这些准备事项之中,庭前会议的功能能否正常发挥直接决定了庭审能否公正和高效,而其他技术性准备事项则只是庭审得以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加之庭前会议以控辩审三方参与的形式进行,具备基本的诉讼构造,因此可以说,庭前会议是刑事庭前准备程序的核心环节。
  第二,庭前会议不是公诉审查程序,而是公诉审查结束、法院作出开庭审判裁断后的一个非必经程序。这主要是因为二者在性质上迥然不同。公诉审查是为了防止公诉权的滥用,是案件能否进入审判程序的过滤或者筛选程序。而庭前会议是为庭审服务的,是案件进入审判程序之后进行的一种庭审准备程序。很显然,从逻辑和时序上看,前者是后者的逻辑前提和先行程序。由于庭前会议的召开,必须等到公诉审查程序结束、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才有可能,所以,作为一种庭前准备程序,庭前会议原则上没有必要再行涉及公诉审查的内容,否则,很容易导致制度之间的混淆和功能上的紊乱。
  对庭前会议进行上述定位具有重大意义。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这一定位意味着从长远来看,不能将预审功能强加于庭前会议的功能体系之内。有学者认为,“虽然庭前会议具有保障审判的功能,但就程序意义来讲,庭前会议应具有国外预审程序的性质,一方面承担权利救济、公诉权遏制的功能,另一方面承担保障审判顺利进行的功能”。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尽管有助于解决目前公诉权滥用、而法院无所作为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着眼就会发现,其混淆了公诉审查程序与庭前会议这一庭前准备程序,有可能会导致制度设计上的叠床架屋,最终影响庭前会议功能的发挥。
  应当注意到,准备程序与公诉审查程序在功能上的这种严格区分是以公诉审查程序具有实效为前提条件的。如果公诉审查程序流于形式,大量的案件未经实质性审查而涌入审判程序,那么,原本作为庭前准备程序的庭前会议就不得不承担起一部分公诉审查功能。这一点,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就有所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181条确立起了对公诉的形式审查原则,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六部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更进一步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都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案卷材料、证据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不得以上述材料不充足为由而不开庭审判。如果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材料中缺少上述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人民检察院补充材料,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日内补送。”这种有诉必审的审查方式在实质上造成了庭前审查的虚无化,排除了国家司法权对追诉权的程序性监督和制约,难以防止公诉机关的错诉滥诉,由于其基本上只限于程序和形式上的审查,因此很容易导致那些指控证据不足的案件畅通无阻地进入审判程序,从而造成司法资源的不必要浪费。据此,在公诉案件受理问题上,我国现有的公诉审查程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过滤作用,难以发挥其应有的预审功能。因此,就有必要在庭前会议中植入预审功能,再设置一道防范公诉权滥用的屏障。对于那些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庭前会议法官应当建议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公诉机关不撤诉的,就应当依法开庭审判,并宣告无罪。如此一来,就可以在现行的公诉审查制度之下缓解公诛权缺少节制、易于滥用的问题。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在庭前会议的功能体系之中植入预审功能只能是权宜之计。从长久来看,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科学重构公诉审查程序,而不是求助于庭前会议功能的扩张。在公诉审查程序切实发挥作用的情形下,再行赋予庭前会议程序以预审功能,无疑在制度的设计上有叠床架屋之嫌。公诉审查程序与庭前会议在程序及功能上的明确分离有助于更早地进行程序分流,从而达到提升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庭前会议制度应当将预审功能排除在外。
  第二,这一定位还意味着庭前会议不能就案件的实体性问题进行实质性审查并作出裁断。正是因为庭前会议是庭前准备程序的一部分,与庭审程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其只能解决一些与庭审相关的问题,而不能越俎代庖,将本应由庭审程序进行实质性处理的事项纳入到自身审查的范围之内。否则,势必会导致庭审与庭前会议本末倒置,使得本为准备性程序的庭前会议成为实质上的庭审程序,如此一来,不仅庭前会议制度所追求的阻断法官预断、提升司法效率的价值目标会落空,而且正式的庭审程序也必然会流于形式。据此,为防止先判后审,在一般情形下,控辩双方不能针对案件事实及证据发表实质意见或进行辩论,而只能解决审判当中的程序性问题,或者针对案件中的实体性问题进行争议明确和证据整理。
  三、庭前会议的价值导向
  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法学许多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最终归结点。从宏观上看,整个刑事诉讼无非是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统一。但是,由于这两者之间又时常存在尖锐的矛盾,因此,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妥善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刑事审判程序改革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具体到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导向问题上,学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以概括为效率至上论或者唯效率论。效率至上论者认为,庭前会议制度在价值取向上应当以追求审判效率的提高为第一位的目的。如有的学者认为,“庭前会议程序的最直接目的是提高审判效率,应该紧紧围绕可能直接影响审判效率的问题展开”。唯效率论者则更进一步,认为追求审判效率的提高应当是庭前会议制度唯一的目的。如有学者明确地指出,庭前会议是针对重大、复杂案件,为了避免审理期限过长”而设置的庭前准备程序。“应当明确庭前会议是为确保庭审程序的顺利和高效进行而设置的。”其是“旨在为庭审扫清阻碍、保证庭审集中审理的准备程序。”上述两种奉效率为圭臬的观点还可以在对非法证据的处理时段的安排中得以体现。一些学者认为,应当在庭前会议中听取控辩双方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意见,在正式庭审中决定是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如果在庭前会议中发现证据的合法性存在较大争议,特别是出现了《刑事诉讼法》57条规定的需要侦查人员出庭的情形,应当在庭前会议中完成对争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留待审判中进行裁判。”从根本上看,上述主张也是以效率为导向的,其尽管可以有效防止庭前会议的过度拖延,并为庭审中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集中审理做好了铺陈,但是,显而易见的是,阻断庭审法官预断、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被置之不顾了。
  第二种观点可以被概括为统一论或者公正优先论。统一论者认为,庭前会议制度在价值取向上应当追求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如有学者认为,庭前会议制度承载着公正与效率两大价值,发挥着资讯、确保庭审实质化、程序分流以及防止庭前预断等基本的制度功能。公正优先论者在统一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庭前会议制度重要意义的关键在于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立法者在庭前会议制度的设计上应当以非法证据排除为中心,应当将其作为该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主要工作,从而将公正作为先于效率的庭前会议制度所追求的第一位的价值。
  那么,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究竟应当作何评价?笔者认为:
  第一,在多数情形下,效率与公正之间往往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比如,以效率作为第一位的价值追求,内在地要求主持庭前会议的法官最好是庭审法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地便利庭审法官提前了解有关庭审的各种事项,进而有效掌控整个庭审的局面。但是如此一来,庭前会议制度就无法兼容防止庭审法官预断的功能了。反之,以排除非法证据、防止庭审法官预断作为庭前会议制度的第一位的追求,则内在地要求主持庭前会议的法官最好不是庭审法官,但是如此一来,提高庭审效率的目标在其实现的效果上就很可能会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看,立法者必须在公正与效率这两种价值之间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只能以其中一种作为基础,以另一种作为必要的补充。
  第二,从提升整个案件的审理效率的角度看,较之于初次庭审,庭前会议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在初次庭审的过程中同样可以为第二次以及以后的庭审做好必要的准备。不可否认,庭前会议的适用能够通过汇总解决程序性问题和整理明晰部分实体及证据问题来达到提升庭审效率的目的,但是,就提升整个案件的审理效率而言,“庭前会议+一次庭审”的制度设计与两次庭审相比,并无特别的优势。相反,由于在正式的庭审中控辩双方有着更为充分的权力(利)保障,因而,两次开庭审理能够在促进入权保障目标的实现上较之于“庭前会议+一次庭审”的制度设计更为有效。“毕竟,庭审程序能够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提供最为充分的程序保障。”有的法官甚至认为,在正式的法庭审理前设置庭前会议环节,增加了审判人员及诉讼参与人的工作负担,反而影响了办案效率。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有学者所主张的应当将庭前会议的功能定位为初步开庭程序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主要的缺陷在于把庭前会议与初次开庭在一定意义上等同起来,从而使得庭前会议制度丧失了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因此,要真正发挥庭前会议制度较之于初次开庭所独具的作用,就必须将庭前会议定位于审判的预备或者准备程序,而非审判程序本身。这就意味着在价值取向上,庭前会议制度不能独取效率价值,否则,从根本上讲,其与初次开庭并无实质性区别,进一步说,也就丧失了其独立的意义,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第三,在能够促进公正的前提下,将效率作为第一位的价值追求违背了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价值取向。意大利学者皮罗·克拉玛德雷指出:“法律程序,无论民事还是刑事,都只是为获得正义而设置的权威方法。”美国学者罗尔斯更进一步明确主张,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由此可见,“法意图趋向正义”,“法的理念绝不可能区别于正义”(拉德布鲁赫语),公正才是法律制度所追求的第一位的价值。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立法者应当舍效率之鱼,取公正之熊掌。美国的刑事庭前会议程序即是以阻断陪审团的预断、实质性地解决非法证据的排除作为其主要任务的,其目的在于使审判事实的陪审团不受非法证据的“污染”。而反观我国以往的刑事审判则会发现,涉嫌非法的证据一直陪伴走完所有刑事诉讼程序,直到庭审法官出具裁决书。这就严重背离了刑事诉讼立法对于公正价值的追求。
  第四,将公正作为法律制度的首要追求目标,并不意味着在法律制度的构建中,效率可以被随意抛弃或者抹杀。在公正的基础上,基于人性的功利与偏私以及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效率同样是法律制度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效率也是实现公正的要求和手段。美国学者理查德·波斯纳就认为正义的第二种涵义——也许是最普遍的涵义——是效率。”英谚也有所谓“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的说法,都把效率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公正的层面。这一点,在司法公正亟待改进、司法资源极为匮乏的中国,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庭前会议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也是如此,立法者必须在优先考虑公正价值实现的同时,兼顾考虑诉讼效率的提升问题。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刑事诉讼制度人权保障目标的实现。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制度设置普遍注重庭前准备程序的设置与运作以追求司法公正与效率双重目标的实现。尽管由于历史传统、法律文化及诉讼价值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两大法系国家在刑事案件庭前准备程序的具体设置上有诸多不同,但是,保障庭审的公平、高效进行是二者共同的追求。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庭前会议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中,立法者应当以防止庭审法官预断、促进司法公正作为第一位的价值目标,至于效率,则是庭前会议制度价值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必要补充。那种以效率作为唯一价值或者主要价值的做法无法有效发挥庭前会议制度本身可能具有的潜在功能。有了这一指导思想,构建出来的庭前会议制度才会有一以贯之的灵魂,才会避免各项具体组成部分彼此之间相互冲突和矛盾的问题,也才会最大化地助推刑事诉讼制度人权保障目标的实现。
  庭前会议的二元价值导向对于庭前会议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就主持的主体而言,这一价值导向决定了庭前会议的主持主体只能是庭审法官以外的审判人员,否则,阻断庭审法官预断就难以实现。就适用的范围而言,这一价值导向决定了庭前会议只适用于那些有可能存在庭审法官预断问题,以及案件事实较为复杂、证据数量较多、法律适用困难、争议较大的案件。就效力而言,这一价值导向决定了庭前会议记录必须具有与庭审相同的法律效力,庭前会议法官有权就审查事项作出裁断,控辩审三方对庭前会议所形成的结果应当予以尊重,除非有正当理由,在原则上不得予以推翻等等。由此可见,明确庭前会议程序定位和价值导向的统帅性地位,对于庭前会议各个具体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十分重要。
  四、庭前会议的主持主体
  根据《刑事诉讼法》182条第2款的规定,庭前会议的召集者是“审判人员”。由于对该“审判人员”是否可以是庭审法官这一问题立法并未做明确的说明,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许多地方的法院出于提高审判效率的考虑,将此处的“审判人员”理解为案件的审理人员,以此来主张庭审法官对庭前会议的主持权。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从合议庭组成人员中指定一名审判人员来召开庭前会议。主持人一般由案件承办人担任,必要时由负责案件审理的审判长主持,合议庭的其他组成人员予以列席。对于案件重大复杂的,则由合议庭全部组成人员参加,由审判长来主持庭前会议。对于这一做法,出于对庭前会议制度价值导向的不同理解,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
  庭审法官主持论者认为,由庭审法官来亲自主持庭前会议,有助于其准确了解第一手信息,进而对审判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准确预判,达到提高审判效率的实质要求。有学者指出,庭前会议制度创设的本意之一就是通过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在相关证据的采信上引起审判法官的相应注意,促使审判法官在认定和采信时要有充分的关注,以此来加强法官的判断力、审理的责任心,提升审判的效率,因此没有必要让庭审法官以外的其他人员来主持。对于由此可能带来的庭审法官产生预断的质疑,有学者从当前法院的规范化管理、法官素质的大幅提高、审判管理和监督机制的健全、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审委会的集体讨论、不要求合议庭全体成员到场等角度出发,认为这些因素使得公平公正审理案件有了制度性的保障也有学者从庭前会议并不涉及案件实质问题的角度出发,认为设置庭前会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诉讼中的程序性问题,并不直接解决案件的实体问题,对于控辩双方发表的意见或者看法,审判人员只是概略性地予以听取,并不对主要证据进行审查,因此,由庭审法官主持庭前会议,即使形成对案件的看法,也无关乎实体判断,不会对案件的审理造成太大的干扰,从而产生先定后审的问题。
  非庭审法官主持论者则认为,由庭审法官担任庭前会议的主持人会造成庭审法官的庭前预断,从而违反预断排除规则。有学者指出,合议庭审判人员介入庭前会议程序,可能会破坏其与各方当事人的等距离关系,破坏控、辩、审三方的平衡,容易引起程序不公正。基于此,有学者建议,立法者可借鉴一些国家的实践,实行庭前会议主持人与庭审法官两相分离的制度,参与庭前审查的法官,不得参与此后的法庭审理工作。
  诚然,由庭审法官担任庭前会议的主持人角色有助于更好地提升审判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缓解法院人员紧张的局势,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但是,从本文关于庭前会议价值导向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非庭审法官主持论显然更为可取,更符合公正价值在刑事诉讼制度价值体系中的根本地位。但是,对于庭审法官主持论者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有必要予以回应。
  第一,除庭前会议主持人与庭审法官分离以外,其他方式能不能彻底阻断庭审法官预断的产生?首先,其他方式并不足以彻底切断庭审法官与案件的联系。在庭前审查中之所以要防止庭审法官的预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庭前预断会将庭审架空,便开庭审理流于形式。从预断产生的根源来看,庭审法官提前接触案件,尤其是案件证据,是其产生预断、形成先定后审问题的根源。因此,要阻断庭审法官的预断,最彻底的方法就是在开庭之前切断其与案件之间的关联,防止其接触案件。而除此之外的其他方法,如法院的规范化管理、法官素质的大幅提高、审判管理和监督机制的健全、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审委会的集体讨论、不要求合议庭全体成员到场以及不对主要证据进行审查等等,最多只能起到弱化预断的效果,都不足以彻底阻断预断的产生根源。更何况,上述方法也未必都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如人民陪审员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陪而不审,并不能稀释庭审法官的预断;还有一些方法本身的正当性就值得商榷,如审委会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指出,在当前中国的审判体制和机制下,由庭审法官以外的其他法官来担任庭前会议的主持人,无法完全阻隔庭审法官与庭前会议主持人之间的联系,庭审法官仍然有可能产生预断。诚然,在法院和法官都不具有足够独立性、司法的行政化现象十分严重的现阶段,想要完全阻断庭审法官与庭前会议主持人之间的联系并不现实。但是,必须注意到,这并不应成为我们反对非庭审法官主持论的理由,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法院和法官的不独立正是我们要批判和改造的对象,我们的制度构想尽管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迁就不合理的现实,但是更重要的,应当建立在正确的制度发展轨道之上。因此,在庭审法官与庭前会议主持人两相分离的基础上,不断地强化司法尤其是法官个人的独立性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要害之一。其次,退一步说,即便由于某种精巧的制度设计使得庭审法官并没有在主持庭前会议的过程中形成预断,也会因为难以自我证明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如此,也就很难取得当事人或者社会公众的普遍信任。因此,采行非庭审法官主持论,坚持庭前会议主持人与庭审法官的分离,是彻底阻断庭审法官预断的有效方法。
  第二,司法资源的现状能否允许实现庭前会议主持人与庭审法官的分离?有学者指出,实现庭前会议主持人与庭审法官两相分离并不符合中国的司法实际,在案多人少、一线审判力量捉襟见肘以及预审制度没有建立的现阶段,实现二者的分离只能导致司法资源雪上加霜、不堪重负,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由庭审法官主持庭前会议有其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对于这一观点如何看待?有没有办法解决上述矛盾?笔者认为:首先,在司法资源极为紧缺的情形下,有两种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增加法院的编制,二是提升司法的效率。客观地说,大幅增加法院的编制尽管能够快速解决法院人手不足的问题,但是,也会引发司法成本的大幅增加等问题,而提升司法的效率则无论如何都是节省司法资源的有效办法。因此,在宏观上引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中观上实现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在微观上不断提升办案人员的素质、优化诉讼流程的管理等等,才是解决司法资源紧缺问题的长效机制和根本之途。从这个角度看,在不增加法官人数的前提下,我们仍然有可能通过大幅提升司法效率来为庭前会议主持人与庭审法官的分离创造条件。更何况,庭前会议制度的设置及其运行本身,就有助于庭审效率的提升,这意味着在保持现行案件数量以及审判质量不变的情形下庭审法官的规模可以适度缩减,这就在客观上为庭前会议主持人数量的增加节省出了一部分编制。其次,将庭前会议交由立案庭法官进行主持也是一条可能的出路。尽管有学者表示反对,认为“较立案审查要求而言,对回避、非法证据排除、出庭证人名单等事项的判断还是更为靠近案件实体,让行使形式审查的立案庭承担庭前会议难免有职能混淆、职责不明之嫌疑。更是严重降低了审判效率,违背了该制度创设的初衷”。笔者认为上述两点理由都值得商榷。第一,尽管庭前会议会涉及部分实体问题,但是从根本上看,不过是争点的明确和证据的整理,并不对上述内容进行实质性的调查质证。因而,其与立案审查具有同质性,都是形式化的、程序性的审查。第二,即便从效率价值上看,由立案庭法官承担庭前会议也有其正面的价值。由于立案庭法官在立案的过程中已经对案件有所接触和了解,因此,其更可能在庭前会议中作出相对有效的安排,从而提升整个审判的效率。
  五、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182条第2款的规定,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庭前会议,这就意味着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要召开庭前会议。由此就产生了庭前会议制度适用范围的大小问题。适用范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适用于哪些类别的案件,一个是二审是否适用的问题。
  (一)适用的案件范围
  对于庭前会议制度可以适用于何种类别的案件,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庭前会议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当扩大化,将所有的刑事案件——无论是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还是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都应当被纳入到庭前会议制度的适用范围之内,唯其如此,才可以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制度优势,实现其制度价值。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尽管有助于案件的公正审理,但是,对于那些案情简单、并无争议的案件也召开庭前会议一方面没有必要,再一方面也不利于司法资源的节约和诉讼效率的提高。这一点在基层法院体现的尤为明显。在基层法院,“大多数案件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案情相对简单、被告人自愿认罪甚至没有辩护人,这些案件如果要开庭前会议,就必然带来法官和公诉人工作量的增加,同时也降低了诉讼效率”。因此,将庭前会议制度无限扩大的观点无疑是值得商榷的。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果程序分流是庭前会议所要解决的重要事项之一的话,那么,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就不能以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来予以判定。原因很简单,只有在庭前会议之中或者之后,才能判定案件适用何种程序,而在此之前,对于适用何种程序尚不得而知,因此,无法以此为标准来评判是否应当召开庭前会议制度。可见,以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为标准来确定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仅仅局限于那种在庭前会议之前就确定了适用何种程序的案件。
  第二种观点认为,庭前会议制度应当以提升庭审效率为追求,在原则上应当适用于那些事实较为复杂、证据量大、法律适用困难、争议较大、社会影响大的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由于简易程序适用于那些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案件,所以没有必要召开庭前会议。对于这一观点,笔者有以下两点看法。首先,从庭前会议制度的二元价值出发,该观点只注意或者主要注意到了庭前会议制度的效率价值,而忽视或者降低了其阻断庭审法官预断、促进司法公正的价值。因此,从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体系上看,这一观点破坏了庭前会议制度二元价值体系的协调性甚至完整性。其次,即便是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也有可能存在回避、管辖异议等可能严重影响案件实体判决的问题,同样需要召开庭前会议来提前解决此问题,而上述观点并未注意到这一问题。
  第三种观点则考虑到了庭前会议制度的二元价值,认为庭前会议制度不仅适用于那些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案件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而且还应适用于那些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庭前会议的价值导向决定了庭前会议只能适用于那些有可能存在庭审法官预断问题以及案件事实较为复杂、证据数量较多、法律适用困难、争议较大的案件。首先,对于那些需要阻断庭审法官预断、促进司法公正的案件,尤其是那些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案件,应当予以适用。对于庭前会议制度来说,这类案件正是其发挥用武之地,实现其自身独有价值的地方。其次,庭前会议还应当适用于那些在庭审效率的提升方面有足够空间的案件。这主要是指那些事实较为复杂、证据数量较多、法律适用困难、争议较大的案件,具体地说,可以包括被告人作无罪辩解的案件、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涉黑涉恶案件、重大团伙犯罪案件、重大经济犯罪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等等。再次,从相反的角度看,在一般情形下,没有辩护律师的案件,不宜召开庭前会议。要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确保其已经充分理解庭前会议制度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离不开辩护律师的专业支持和服务。美国的庭前会议制度就规定,庭前会议规则不适用于被告人没有律师作为其代表的案件。
  (二)二审程序的适用问题
  二审程序是否可以适用庭前会议制度?《刑事诉讼法》182条有关庭前会议制度的规定针对的是一审程序,二审能否“参照执行”,还需在理论上予以探讨。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的二审法院已经尝试在二审开庭之前召集庭前会议,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笔者认为,将庭前会议制度的适用范围由一审扩展到二审具有积极意义,无论是对于上诉案件还是抗诉案件,只要在庭前会议的案件适用范围之内,就有召开庭前会议的必要。尤其是对于抗诉案件中支持抗诉意见改变抗诉意见的情形而言,更是如此。在刑事二审抗诉程序中,由于上一级检察机关有权改变原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改变后的支持抗诉意见是否、何时以及通过何种途径向辩护人披露的问题,现行立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辩护人只有在二审庭审中才能了解支持抗诉意见书的内容。这就不仅导致被告人的辩护权被变相剥夺,而且二审的法庭审判也因此而流于形式。在这种情形下,庭前会议制度提供资讯的功能就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在上一级检察机关改变抗诉意见的情况下,庭审会议的召开能够让辩方充分了解检察机关的全面支持抗诉意见,据此,二审审理的范围得以划定,庭审争议的焦点得以明确。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在上一级检察机关改变抗诉意见支持抗诉的情形下,尤其有必要召开庭前会议,以此来作为控辩双方沟通的平台,从而为保障辩方有效行使辩护权、防止庭审流于形式创造条件。
  六、庭前会议记录的法律效力
  在司法实践中,控方对于庭前会议中已经明确表示无异议的证据,在庭审当中再次提出异议,或者辩方对于庭前会议已经决定不予排除的证据,在没有新事实和证据的情形下,再次在庭审当中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对于此类行为,庭审法官是否应当予以准许?换句话说,立法有没有必要对于庭前会议所涉事项,赋予庭前会议法官以具有法律效力的裁断权力?一种观点认为,立法不应当赋予庭前会议法官以具有法律效力的裁断权力。根据《刑事诉讼法》182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庭前会议中所涉及的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审判人员只能“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最高法解释的起草者也认为,庭前会议只能“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法院不能在庭前会议中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事项作出裁定、决定,庭前会议达成的共识不具有法律效力。以非法证据排除为例,有学者认为,立法应当明确庭前会议仅仅是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环节,其意义在于给控辩双方提供一个初步阐述排除理由和说明情况的平台,其目的是为正式庭审时庭审法官判断是否应当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提供准备和参考,而不是为了就是否排除非法证据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断。但是,反对观点认为,庭前会议作为一种诉讼程序,不仅仅是法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的行政化制度,应当让双方当事人进行有限的辩论,原则上经过庭前会议解决的事项,在正式庭审中不得再行提出或者调查,以期能够实现集中、迅速审理的目的。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庭前会议中达成的共识没有法律约束力会严重削弱庭前会议的功能发挥,因此建议通过赋予庭前会议法官以具有法律效力的裁断权来提升庭前会议的适用效果。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法院已经通过内部规定确认审判人员就庭前会议相关事项所作出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而且,从域外相关国家关于庭前准备程序的规定看,法官一般也都拥有必要的裁判权。如在加拿大的审前听证程序中,负责审前听证程序的法官有权根据普通法排除非自愿的供述;在俄罗斯的预审听证程序中,法官可以批准排除证据的申请并作出裁决,等等。那么,到底应当如何来看待上述问题?以下将从不同的侧面展开分析。
  第一,应否赋予庭前会议法官以具有法律效力的裁断权?
  首先,是否符合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导向,是判断何种方案更为合理的根本标准。前面已经指出,在庭前会议制度的构建中,立法者应当以防止法官预断、促进司法公正作为第一位的价值目标,与此同时,效率价值也是庭前会议制度价值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必要补充。以此为据,我们发现,从长远来看,赋予庭前会议法官以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断权是十分必要的。庭前会议制度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效率的价值追求在客观上要求立法赋予庭前会议法官以作出有法律效力裁断的权力。就阻断庭审法官预断、促进司法公正而言,如果立法允许控辩双方在庭审过程中再次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进行对质,即便在庭审之中非法证据被排除出去,但是,在定罪的过程中很难保证已经排除的非法证据不会对法官的自由心证产生影响。因此,很有必要在开庭审理以前,在庭前会议制度之下解决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而要达到这一效果,就必须赋予庭前会议法官以具有法律效力的裁断权。就提升司法效率而言,如果允许控辩双方就庭前会议中达成一致认识的事项再行随意提出异议,无疑会大大降低庭审的效率,设置庭前会议制度以提升司法效率的立法初衷也就难以实现。只有在庭前会议制度之下解决了管辖、回避等事项,才能够将庭审真正集中在实体性争议之上,如此,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切实体现,其所具有的各项功能才能够正常得以发挥。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理由,笔者认为,从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导向上讲,立法有必要赋予庭前会议法官以具有法律效力的裁断权,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其次,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设定,都必须有一定的法律后果作为后盾以保障其能够得到实施,否则,就很容易流于形式,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就庭前会议制度而言也是一样的道理。与庭前会议有关的各方,无论是此后的庭审法官还是参与庭前会议的控辩双方,都应当对庭前会议所形成的结果予以尊重,不能随意反悔,否则,就必须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只有这样,庭前会议才有可能真正受到各方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是说,从法律后果的保障作用上讲,立法必须赋予庭前会议法官以具有法律效力的裁断权。
  鉴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庭前会议法官应当有权就审查事项作出裁断,控辩审三方对庭前会议所形成的结果应当予以尊重,除非有正当理由,在原则上不得予以推翻。
  第二,有无必要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庭前会议法官裁断权的效力?
  有观点认为,庭前会议法律效果的产生“并非源于庭前会议,而是借助庭前会议这个平台,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作出的处理,并不需要由法律专门赋予庭前会议设定或消减权利义务产生法律效果的功能。”这一观点从其出发点来说,可能是为了说明对庭前会议事项进行裁断是庭前会议法官固有的权力,但是与此同时也在实质上否定了对庭前会议制度法律效力进行强制性规定的必要性。客观地说,这一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会危害甚大。从理论角度讲,对于公权力来说,“法无明令即禁止”,任何权力都只能在法定的时空条件下行使,不能逾越法律设定的边界随意延伸。因此,尽管说处理回避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调取证据申请、证人到庭作证申请等是立法赋予法官的权力,但是,在立法没有明文规定在庭前会议这一特定程序当中法官有权行使这些事项的裁断权之时,庭前会议法官就不能当然地在庭前会议程序中拥有了这些权力。从实践角度看,如果立法不明确赋予庭前会议法官以具有法律效力的裁断权力的话,在司法体制不完善、选择性司法盛行的现阶段,会导致实践中控辩双方乃至庭审法官对于庭前会议结果的随意否定。因此,很有必要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这一问题。
  第三,庭前会议的具体法律效力有哪些?
  在庭前会议环节,书记员应当就会议情况制作笔录,经核对后由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签名。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庭前会议所制作的笔录经控辩双方当事人签字认可后应当具有与庭审认定的事项同等的效力。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控辩双方的角度看,庭前会议的记录对其而言应当具有约束力,没有正当理由,控辩双方在庭审中不得再行就已经形成结论的事项提请裁断,也不得推翻庭前会议中双方协商形成的合意。对于控辩双方没有正当理由而再度提请裁断有关事项以及推翻庭前会议合意的行为,庭审法官必须及时作出否定性评价并予以警示。须注意的是,庭前会议记录对控辩双方发挥上述约束力的一个合理前提是:立法应当规定,在庭前会议程序中,控辩双方应当就回避、非法证据等事项进行申请,如果不行使该项权利,则应当被视为放弃该项权利,如此才能真正地将庭前会议记录的效力落到实处。此外,立法还应规定,对于在庭前会议中或者在开庭之前被认定为非法证据的材料,控方必须将其从案卷材料中予以剔除,并不得在庭审定罪环节中予以出示,以阻断其对庭审法官的影响,保证庭审法官在定罪环节中不受这类证据的“污染”。控方如若违反这一点,应当加之以一定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当然,立法应当赋予控辩双方对于庭前会议制度下已经形成的结论有异议时申请救济的权利。对于这一问题,可以考虑构建程序性上诉机制,也可以考虑通过法律监督途径来予以解决。
  其次,从庭审法官的角度来看,庭前会议对后续的审判活动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一方面,对于庭前会议已有结论的程序性事项,庭审法官应当予以认可,一般情况下不得再行审理。另一方面,对于在争点明确和证据整理过程中双方并无异议的事项,一方无正当理由再行提出异议的,庭审法官应当予以驳回,并在庭审中简化质证过程,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集中于控辩双方存有异议的事项上面。没有正当理由,“庭前会议经协商达成的共识不应再成为庭审审查的对象,否则就会使庭前会议流于形式”。如果庭审法官违反了这一点,应当以程序性违法论,宣告其违法行为无效。对于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4条已有了初步规定。该条规定:“审判人员可以询问控辩双方对证据材料有无异议,对有异议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重点调查;无异议的,庭审时举证、质证可以简化。”应当说,这一条已在效力问题上突破了《刑事诉讼法》182条第2款的规定,已经在实际上赋予了庭前会议以一定的法律效力。根据该条规定,庭前会议中所形成的结果对庭审法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即对于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的异议必须重点调查,对于控辩双方的合意则可以予以简化。
  从总体上看,庭前会议是控、辩、裁三方共同参与下的正式的司法活动,庭前会议记录经三方签字确认以后,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没有正当理由,不得随意推翻。当然,“如果庭审过程中一方确实有合理理由能够证明,庭前会议中达成合意的内容确实与事实或法律不符,或者发现新证据与新事实,应当允许推翻合意,并以庭审中重新认定的内容为准”
  第四,庭前会议法官何时有权作出裁断?
  对于庭前会议法官何时有权作出裁断的问题,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予以规定。
  但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432条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上就这一问题作出了回应。该条规定:“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庭前会议中提出证据系非法取得,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证明。需要调查核实的,在开庭审理前进行。”根据这一条我们发现,在庭前会议法官作出裁断的时间问题上,可以有两种做法。一是在庭前会议中作出,一种是在庭前会议之后作出。实际上,无论是就非法证据排除而言,还是就其他程序性事项而言,在很多情形下都需要做庭外的实质性调查。对于这一类情形,就只能在庭前会议之后、开庭审理之前再次召开庭前会议予以解决。以非法证据排除为例,对于庭前会议中就可以确认证据合法性的,可以在该庭前会议中直接作出排除或者不排除的裁断;对于庭前会议中尚不足以确认合法性、需要在庭下进一步调查核实证据的情形,就只能要求庭前会议法官在开庭审理以前再次召开庭前会议以作出裁断。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法院的庭前会议在控辩双方就程序性事项进行质证之后,并没有立即作出裁断,而是采取了一种择期宣布的方式予以处理。笔者认为,这一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司法裁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集中性,即“裁判者对于控辩双方的利益争端,必须在法庭审理过程结束后,随即形成裁决结论。换言之,裁判者进行完毕证据调查、法庭辩论等活动之后,必须立即进行评议,形成裁决结论,而不能随意地中断裁判形成过程”。司法裁判的集中进行,不仅有助于提高效率,更重要的,还能够确保裁判的作出是源自于裁判者的亲历,能够确保裁判者在作出裁断之时不受外界的影响。从这个要求出发,我们发现,在强调司法的集中性方面,择期宣布甚至比庭审法官的定期宣判走得还要远。因此,对于在庭前会议当中可即时作出裁断的案件,应当在庭前会议之中即行作出裁断,不宜择期或者定期进行宣布。
  除去上述几个问题以外,还有许多问题——如庭前会议的审查内容到底应当包括哪些事项,启动方式如何,有权参加庭前会议的都有哪些人,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应当如何确定,庭前会议中的法律监督如何展开等等,都亟待理论研究者做深入的探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一一分析讨论。在此,笔者想强调的是:庭前会议之中任何一种具体制度的构建与完善,都应当紧紧围绕庭前会议的程序定位与价值导向这两个核心来展开。如果在这一前置性的问题上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明确的选择,构建出来的各种具体制度之间必然会出现矛盾和冲突,由于缺乏一致的指向,各项具体的制度难以做到协调统一,最终无法形成合力。因此,明确程序定位与价值导向在庭前会议各个具体制度构建与完善中的核心地位,殊为必要。
注释:
  参见蒋石平、甘力文:《英美刑事庭前准备程序比较研究》,载《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28页。   李忠勇、高洁如:《我国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功能定位》,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19页。   这种现象在国外也比较常见。例如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检察机关延迟开示证据或者开示证据不够充分,常常导致休庭,有的时候甚至导致案件不成立。与此同时,辩方也存在陈述延迟、太草率或者不充分的情况。这也是英国近年来重视庭前准备程序的重要原因。(张倩、刘静坤:《庭前会议程序在实践中的展开》,载《中国审判》2012年04期,第71页。)   参见宋英辉、陈永生:《刑事案件庭前审查及准备程序研究》,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2期,第65页。   参见张伯晋:《构建中国特色的“庭前会议”程序——就新刑诉法第182条第2款专访陈卫东教授》,载《检察日报》2012年4月1日第3版。   参见闵春雷、贾志强:《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探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3期,第69页。   参见陈卫东、杜磊:《庭前会议制度的规范建构与制度适用》,载《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32页。   参见汪建成:《刑事审判程序的重大变革及其展开》,载《法学家》2012年第3期,第92页。   《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公开审判的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上述活动情形应当写人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   参见高憬宏、胡云腾《刑事审判程序改革问题解读》,载张军主编:《新刑事诉讼法法官培训教材》,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参见闵春雷、贾志强:《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探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3期,第70-71页。   李轲、亓淑云:《论庭前会议的法理基础》,载《经营管理者》2013年第8期,第260页。类似观点还可以参见郭恒:《我国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分析与构建路径》,载《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期,第36页。   参见汪建成、杨雄:《比较法视野下的刑事庭前审查程序之改造》,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6期,第60页。   参见宋英辉、陈永生:《刑事案件庭前审查及准备程序研究》,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2期,第69页。   参见陈卫东:《公正和效率——我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两个目标》,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第93页。   任开志、胡映和:《实施庭前会议需要把握的四个关键点》,载《中国一东盟博览》2012年第10期,第181页。   参见陈卫东:《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页。   李忠勇、高洁如:《我国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功能定位》,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20页。   闵春雷、贾志强:《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探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3期,第69页。   参见唐栋:《我国庭前会议的功能和制度分析结合〈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二款规定之评析》,载《丽水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45页。   汪建成:《刑事审判程序的重大变革及其展开》,载《法学家》2012年第3期,第91页。闵春雷、贾志强:《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探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3期,第73页。   参见陈卫东、杜磊:《庭前会议制度的规范建构与制度适用》,载《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31页。   参见洪敏:《庭前会议程序初探》,载《第五届西部律师发展论坛论文集》2012年,第2页。   参见郭恒:《我国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分析与构建路径》,载《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期,第35、36页;张伯晋:《构建中国特色的“庭前会议”程序——就新刑诉法第182条第2款专访陈卫东教授》,载《检察日报》2012年4月1日第3版。   闵春雷、贾志强:《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探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3期,第70页。   参见李忠勇、高洁如:《我国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功能定位》,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21页。   参见郭恒:《我国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分析与构建路径》,载《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期,第36页。   参见高憬宏、胡云腾:《刑事审判程序改革问题解读》,载张军主编:《新刑事诉讼法法官培训教材》,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意〕皮罗·克拉玛德雷:《程序与民主》,翟小波、刘刚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参见〔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参见车明珠:《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与程序完善》,载《检察日报》2012年11月12日第3版。   参见陈卫东:《公正和效率——我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两个目标》,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第93页。   〔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第31页。   参见宋英辉、陈永生:《刑事案件庭前审查及准备程序研究》,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2期,第65页。   参见唐颖、王成艳、陈嘉:《庭前会议:不图形式不走过场》,载《检察日报》2012年7月25日第9版。李良俊:《庭前会议疏通刑案审判质效“肠梗阻”》,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3月4日第7版。   参见任开志、胡映和:《实施庭前会议需要把握的四个关键点》,载《中国一东盟博览》2012年第10期,第181页。   参见王耀世:《公诉实务如何应对“中国式庭前会议”制度》,载《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12期,第58页。   参见王家庚:《庭前会议制度在实务中应注意的问题》,载《江苏经济报》2013年2月6日第B03版。李良俊:《庭前会议疏通刑案审判质效“肠梗阻”》,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3月4日第7版。   参见毛奶全、周思海:《福建柘荣:复杂案件召开庭前会议》,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3月22日第3版。任开志、胡映和:《实施庭前会议需要把握的四个关键点》,载《中国—东盟博览》2012年第10期,第181页。唐栋《我国庭前会议的功能和制度分析——结合〈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二款规定之评析》,载《丽水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46—47页。   参见从华:《论我国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独立建构》,载《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77—78页。   参见姚彩蔚:《庭前会议程序四个问题待明确》,载《检察日报》2012年7月16日第3版。   参见洪奕宜:《穗两级法院下月启动庭前会议海珠区法院先行试水刑事审判庭前会议,庭审时间缩短1/3》,载《南方日报》2012年8月30日第A05版。   参见唐栋:《我国庭前会议的功能和制度分析——结合〈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二款规定之评析》,载《丽水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47页。   参见洪奕宜:《穗两级法院下月启动庭前会议海珠区法院先行试水刑事审判庭前会议,庭审时间缩短1/3》,载《南方日报》2012年8月30日第A05版。唐栋:《我国庭前会议的功能和制度分析——结合〈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二款规定之评析》,载《丽水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47页。杨留强、马瑞杰、张向武:《论庭前会议程序的完善》,载《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第1期,第36页。   王耀世:《公诉实务如何应对“中国式庭前会议”制度》,载《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12期,第58页。   参见洪敏:《庭前会议程序初探》,载《第五届西部律师发展论坛论文集》2012年,第2页。   王家庚:《庭前会议制度在实务中应注意的问题》,载《江苏经济报》2013年2月6日第B03版。   参见杨留强、马瑞杰、张向武:《论庭前会议程序的完善》,载《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第1期,第35页。金庆华:《公诉人参加庭前会议问题的调研报告》,载《市场周刊》2012年第11期,第101页。   参见李忠勇、高洁如:《我国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功能定位》,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21页。   参见李辰、陈禹:《庭前会议制度适用不宜扩大化》,载《检察日报》2013年5月24日第3版。   参见花耀兰、陈楚平、段雯:《武汉新洲:五类案件须召开庭前会议》.,载《检察日报》2013年1月25日第1版.。徐晓琴、陈义熙:《重庆一中院细化庭前会议实施》,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4月21日第4版。   参见王耀世:《公诉实务如何应对“中国式庭前会议”制度》,载《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12期,第58页。   参见梁洪、韦彦:《广西:庭前会议让庭审提速》,载《检察日报》2012年10月21日第1版。   参见赵鹏:《庭前会议可以协调刑事二审检辩关系》,载《检察日报》2013年3月6日第3版。   参见江必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参见李辰、陈禹:《庭前会议制度适用不宜扩大化》,载《检察日报》2013年5月24日第3版。   参见郭恒:《我国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分析与构建路径》,载《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期,第36页。   参见李忠勇、高洁如:《我国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功能定位》,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22页。   参见唐颖、王成艳、陈嘉:《庭前会议:不图形式不走过场》,载《检察日报》2012年7月25日第9版。   参见宋英辉、孙长永、朴宗根等:《外国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395页。   参见陈卫东.、杜磊:《庭前会议制度的规范建构与制度适用——兼评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之规定》,载《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40页。   张鹏飞、李峰:《庭前会议的效力及具体操作》,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6期,第13页。   参见王家庚:《庭前会议制度在实务中应注意的问题》,载《江苏经济报》2013年2月6日第B03版。   王家庚:《庭前会议制度在实务中应注意的问题》,载《江苏经济报》2013年2月6日第B03版。   参见金庆华:《公诉人参加庭前会议问题的调研报告》,载《市场周刊》2012年第11期,第71页。   李辰、陈禹:《庭前会议制度适用不宜扩大化》,载《检察日报》2013年5月24日第3版。   在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法院受理的被告人童某非法经营一案的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就被告人童某非法经营案的管辖权异议问题交换了意见。经过三轮的双方发言后,承办法官宣布庭前会议主要是听取控辩双方意见,根据司法裁定或司法决定必须符合公开性原则,将择时宣布管辖权异议问题的裁决。(屠春技、关兰、俞红唐:《宁波江东:庭前会议亮出争议点》,载《检察日报》2013年6月6日第1版。)   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第45页。
出处:《刑事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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