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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述评
王燕飞
上传时间:201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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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经历了十余年(1997—2012年),发表与出版了众多论著,所创造与累积的知识成就是令人可喜的。然而,从其知识生产、演化、建构的形态与社会过程来看,无论是宏观整体层面所表现出的不断创新与重大推进的进路与气象,还是微观个体层面所显示出的研究者个体所持续奉献与不断进取的知识创造的含(金)量,均存在严重的不足与自我深刻反思的需要。因此,本文试图立足理论研究的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从该领域研究的知识论视角切入,回顾与考察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整体与个体层面的知识形态及历史演化过程,进行学术史的梳理与考量,期许在宏观—微观、集体—个体多维层面与因素上全面把握其走过的历史轨迹以及进一步明晰推进的方向。
  一、整体层面:进程、主题以及特色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现象虽然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滋生发展,但是我国学界(主要指犯罪学界)展开深入研究大体却是我国刑法1997年立法后开始进行的。截止到目前,已经有了15年的学术研究历史,其整体层面上所呈现的知识演变进程、所展现的研究主题以及形成的特色,值得全面深刻地予以总结概括、揭示,以促进该领域的深入发展。
  1.进程。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的进程上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上从宏观层面展示出各自研究的视域与基本架构以及所创造的学术知识蕴涵。具体而言:
  第一阶段初始阶段,即以有组织犯罪为名展开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时间大约为1997—2000年左右。在我国学界,由于对于有组织犯罪可以作广义、狭义与最狭义三种不同含义的理解,因此黑社会性组织犯罪研究上大体上展开了两种方式的研究。一种是在广义的有组织犯罪研究之中展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也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仅仅作为有组织犯罪的一种类型形态展开理论探讨的,另一种方式也就是有组织犯罪也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中国有组织犯罪也就是研究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前者如我国学者康树华教授主编的《当代有组织犯罪与防治对策》、莫洪宪教授著的《有组织犯罪研究》,后者如谢勇教授的《有组织犯罪与社会结构——对我国现阶段有组织犯罪本质特征的犯罪学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理由是:一方面有组织犯罪(organized crime)作为一个来源于美国的概念,早先是特指美国的黑社会犯罪,尤其是指存活于美国的意大利的黑手党式形态。而这种典型的模型一定意义上一直支配着人们对于黑社会认识的观念。因此,从观念上与从起源历史上,将有组织犯罪认定为黑社会犯罪另一种表达是有充分思维的定势。另一方面,从语词意义上,有组织犯罪又可以表达为具有组织结构的犯罪含义,在刑法中包含多种类型。正是这样,在我国刑法中没有使用“有组织犯罪”这一术语的情况下,在学理上就出现了上述两种所谓广狭义层面展开研究的情形。
  宽泛而综合是这一时期研究从总体上所表现出的整体状态。所谓宽泛是指这一时期,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领域非常宽广、研究方法也多样,而且也表现在从事这一研究的研究者来自各种不同群体,非常广泛。这不仅有集中在对于基本概念的体系探讨的本领域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也有预防、控制之策的应用性研究,尤其是随着立法所确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进行的法律规定的规范解释的研究也应运而生。另外,对于域外的有组织犯罪的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展开,对于其历史渊源问题也开始进行探讨。由此无论是理论界人士还是实务人才,均不同程度发表了相关的论述。社会学、刑法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也纷纷加盟各抒己见。如从“罪之鉴”中所精选的《有组织犯罪的概念》(莫洪宪)、《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基本特点及其成因》(郭晓彬)、《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心理基础》(李枚谨)、《有组织犯罪之比较研究》(郭自力)、《发展中的有组织犯罪》(王虹)等论文。大体上反映出当时研究市场刚刚兴起的风貌,一种综合性而非专业性研究蜂拥而至,以致各种分析方法与解析视角齐头并进,甚至有点鱼目混杂的味道。2001年11月份,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与广东省警察学会联合在深圳市召开了2001年打击有组织犯罪理论研讨会。会议就有组织犯罪的概念、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界定和司法认定、广东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现状、入世后的广东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措施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种与实务相结合的理论研讨会议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本领域研究的深化与促进研究高潮的形成。不过在当时这段时期,由于在有组织犯罪的名之下所展开的研究,所涉及的面非常广泛,也是刚刚开启研究之始,不免有些空泛。比如我国学者曾展开预防有组织犯罪研究,集中“什么是有组织犯罪”“中国目前是否存在黑社会”、“预防有组织犯罪的战略思考”等内容,大多为宏论之谈,鲜有扎实的素材。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即突出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展开研究。时间大约为2001年打黑除恶斗争开始至2009年左右。我国自2001年着手进行在全国进行打黑除恶为重要内容的严打整治斗争,在2006年在全国部署进行一次全面的“打黑除恶”专项整治工作,取得了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重大的胜利,到2009年再进行部署,全国打黑除恶中开启了更为有效的工作机制,使得反黑斗争一定程度上成为常态化的状态的发展,在这过程中尤其是重庆的反黑斗争令人瞩目,对其研究也令学界另眼相看。由此,我国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也伴随着打黑斗争深入不断地发生变化。在这近十年的时间里,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著述不少,发表的论文更是大幅度增加。就代表性著作而言,就有《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黑社会犯罪的解读》《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台港澳黑社会犯罪研究》《有组织犯罪新论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治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析》等等。
  依从、创新与专业化是这一时期研究从总体上所表现出的整体状态。所谓依从主要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依从于打黑除恶的现实需要,依从于打黑除恶所揭示出的现实事实(案例)为基础展开研究。另外依从还表现在研究成果依从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现实发展变化。如在2003年中国犯罪学年会所递交的“黑社会犯罪研究”的25篇论文之中,就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法律特征的实践把握》《犯罪学层面的反思——黑社会犯罪》《从我省情况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点及发展趋势》《浅议黑社会犯罪的控制力》《试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与治理》《应然犯罪概念辨析——“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学检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界定与防控对策》《侦查经济犯罪中涉黑案件的处置》《襄樊市打击黑恶势力的实践与思考》《浅谈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成因和防治对策》《通过对24例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剖析看苏南地区黑恶势力犯罪现状》《浅谈黑恶势力犯罪的原因、特征以及防治对策》《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面临取证困难的探讨》《对打击有组织毒品犯罪的思考》《“涉黑”犯罪的几点思考》《被害预防——突破打黑僵局的关键》《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17篇论文明显地体现出依从于“现实”的特性来。所谓创新,主要是指在通常的按照现象—原因—对策犯罪学研究的范式与现行法律规定—法律存在问题—法律完善建议的进路外,在理论上、方法上进行创新,形成新的理论视角或者运用新的方法展开学术研究。如有学者从系统论视角以“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个社会系统,黑社会(性质)犯罪是一种系统犯罪,是一种系统行为”为基本预设,创立了一种新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原因的理论即自组织原因论;有学者则运用犯罪的经济分析理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展开研究。还有学者从历史角度,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历史渊源上进行解析等等。所谓专业化不仅表现在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更加具有了学科意识,更加规范化,一批主要从事刑法学的专家如陈兴良教授、贾宇教授、梁华仁教授、游伟教授、金泽刚教授、田洪杰教授等涉猎了这一领域进行了相关研究;而且众多的犯罪学专家如莫洪宪教授、何秉松教授、卢建平教授、邱格屏教授、李锡海教授等则更是持续地关注这一领域,并不断地展开理论探讨,由此众星加盟与合流,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的天际上划出了一片群星闪烁、星光灿烂的亮丽天空!
  第三阶段为深化阶段。这大体就是最近我国学界所展开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时间大约始自2010年以降。这一时期有两件刑事法治的大事对于本领域的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是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在此修正案中,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对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作出了立法解释,同时规定对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此类罪的,都以累犯论处。另一件事就是“二〇〇九年以来,中国加大了打黑除恶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力度。一到十月份,全国共查获各类犯罪集团四点五万个,集团成员十八万一千人。在西部城市重庆的一场规模空前的打黑风暴中,大批黑恶犯罪团伙落网,众多涉黑官员下马”。这无疑为进一步展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现实需求以及大量的真实素材。
  实证性、应用性以及独立性,是当下研究所呈现出的整体状态。实证研究范式的形成是当下本领域研究最为显著的趋向。这不仅得益于我国犯罪学界的积极倡导,而且恐怕也在于现实条件基本成熟,学术环境的宽松、自由。在2010年中国犯罪学年会的征文四大主题之一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证研究”,其中入选的论文就有18篇。这些探讨基本是基于现实打黑成果基础上的调查统计与实证分析,事实非常鲜活,尤其一些是对于个案的调查分析如以宋留根黑社会性质组织为视角展开“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研究”,以武汉李军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展开的探究等,都研究得非常细致。更为可喜的是“中日有组织犯罪合作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在中方,我国犯罪学者大体以省份为基本单元,对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进行了各省实证调查分析,发表了如《浙江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证调查分析一以30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为例》《北京地区有组织犯罪实证分析报告《东北地区有组织犯罪特点、成因及预防》《广东有组织犯罪基本状况调查报告》《西北地区有组织犯罪实证分析《吉林省涉黑犯罪调查及其思考》《江西有组织犯罪实证研究》《中部地区有组织犯罪实证研究——对湘、豫、鄂犯罪组织特征的调查分析》等等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成果。只有以重庆打黑为基础展开的实证研究更是一大亮点,诸如《当前涉黑犯罪的特点与成因调查——以重庆11个典型案件为样本》《犯罪主体视角下涉黑犯罪的特点、成因与对策》《垄断黑金与暴力魅影——王兴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评析》《女性“由赌及黑”的启示——基于“谢才萍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的分析》《重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过程和趋势》等系列论文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犯罪实证研究“有血有肉”的秉性,汇集成一道耀眼的光芒,熠熠生辉,格外显目。这个时期的研究另外一个显著的趋向就是研究的应用表现得特别突出。一方面是为司法、立法服务所展开的研究不断地深入发展,有些研究得非常细腻,远远超过了以前时期的相关的研究。如《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研析》《黑社会性质组织基本特征的实践展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探析——以立法解释为视角》《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中的两个误区》等规范解释学的阐释是虎虎生威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变化及其进一步完善——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观照》《我国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法完善——兼论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相关条款的修改建议》《黑社会犯罪刑事立法完善之我见》等立法研究之作是掷地有声的,《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因及侦查对策》《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侦查的困境与对策——以重庆打黑经验为视角的实证性研究》等侦查之策的探讨也是独有见地;另一方面对于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法治化研究也如火如荼地进行:《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长效机制建设研究报告》《依法惩治黑社会组织性质的犯罪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关于重庆“打黑除恶”的法理思考》《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控对策的反思与调整》等论文显示出学者们对于现实密切的关注,对于刑事法治的具体追求。大体是由于前述两个趋向的驱使以及潜在利益驱动,一支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的队伍不断地得到了壮大,并开始独立成长与发展。这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实务部门的同志不少人踊跃参与这方面的探讨,甚至直接组织相关课题的研究。如被我国有学者称为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理论提炼之大作《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就是重庆市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集体智慧的结晶。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学界的研究虽然对于现实密切关怀,依然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依从实务的依从性的特性,但是一种悄然升起的超越现实、独立于官方情势的独立精神在暗暗涌动起来。这不仅表现在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中性的价值判浙来进行观察与思考,也表现在对于现实打黑除恶的具有远景的思考所暗含的一种或含蓄或直白的批判精神。只是当下这种精神在现实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倡扬与合情合法的激发,由此这种独立话语权从根本上尚难以得到很好的张扬。不过,从更深层意义上,实证研究者正是从这里具备了独立性品格而不屈从现实的怀世激情。或许,这也还是一个开始吧。
  2.主题。十余年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的主题是较为广泛的,往往交错夹杂复合一体,绝非单一。但是,从总体上,我们可以大体上按照犯罪学研究的“概念一现象一原因一对策”体系上予以圈定出突出研究的“专题”来,其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明晰十余年来我国学界所集中涉足领域、集中探讨问题以及主要解决问题的状况。
  (1)基本概念研究。展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主要有: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黑恶势力(犯罪)以及恶势力。其中,对于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概念的研究投入的力量最大。在1994—2004年间,就有48篇关于有组织犯罪概念论文与19篇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概念论文专门进行探讨,所占比例分别为16.43%、9.35%。尤其对于有组织犯罪概念我国有学者运用耗散结构理论进行了分析,作了如下定义有组织犯罪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基本目标,采取暴力和贿赂为主要手段,具有组织机构的层次性、组织功能的分解协调性、组织指令的规范性和组织成员的稳定性,组织形态由低到高的有序性,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组织整体系统。”另外,还有学者采取历史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从客观实际出发,总结立法和司法实际经验,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概括,深入地研究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和特征,认为“黑社会组织(或者说有组织犯罪集团)是指3人或者多人所组成的,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为了实施一项或者多项并(或)介入合法经济或者政治以获得金钱、物质利益和权力而一致行动的、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势力范围的、有组织结构的暴力性集团”。这些探讨分析透彻、颇有见地,在这一主题的整体研究中别具一格,具有很大的推进作用。截至当下,学界的研究仍然继续,特别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律与学理定义上所存在的不同争议,一直制约着本领域的向前深入发展,因此仍是绕不开的话题,需要不断理论探讨需要明确的,在基本概念研究中,有一问题为学界持续探讨焦点即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本质特征问题。对此,学界大体上形成了非法控制的社会结构论、有组织暴力的非法社会势力论、社会共生/寄生的利益群体暴力寻租论等代表性观点。
  (2)历史发展研究。这一主题研究主要涉及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发展阶段、起源问题、发展规律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内容。对于这方面的内容,学界探讨较为深人。如在历史发展阶段上通常为“三大阶段论”,但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销声匿迹的黑社会1949—1979”“渐行渐近的黑社会1981—1997”“三道勾结的黑社会1997—”;另外一种观点:“20世纪70年代末一80年代末萌芽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快速发展时期”“21世纪至今发展时期”。应该说,对于这一主题的相关探讨大体上是宏观层面的概括分析,基本上是“粗糙活”,从总体上似乎是一半事实一半推测所形成的判断模式,不同程度上流露出个人主观认识色彩,鲜有扎扎实实的事实作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这一部分探讨很难达致“科学”的研究。
  (3)犯罪现状与特点(征)研究。这方面的描述研究,前提是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事实调查或者统计分析。因此,随着社会不断的变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尤其是现状或者状况的描述,无论是全国范围的整体状况还是某省份局部状况甚至个案的个体情况,都从打黑除恶的战绩中吸取了源源不断的现实事实与案件数据,成为了分析的基石。如有学者对于当前涉黑犯罪的特点的分析,就以重庆11个典型案件为样本。只有在特点的分析上,无论整体抑或个体,活动范围、人口学特征以及社会网络状况等内容均是关注的重点。需要指出的,我国学界在近年来对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大多采用了最新的统计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更为专业、更为明晰。不过,我国学界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点)征调查研究上大体上循着我国刑法上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作出立法解释维度进行事实的注解的。只有少数学者注意到这一点:“研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征,不能仅仅依据新刑法第294条,而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宽些”,进而认为“黑社会性质犯罪具有组织上的严密性、经济上的贪婪性、政治上的对抗性、文化上的腐朽性、手段上兼备性五个特征”。然而,这种声音太弱小,不能一石激起千层浪。
  (4)犯罪原因研究。我国学界大体以“成因”“原因”进行探讨的,主要运用我国罪因理论有社会与个体原因论、历史与现实原因论、内因与外因论等几种,但是从期刊网所搜集到相关论文以及有关著作看,更多呈现出以下分析模式:一种是主要因素论。这种分析大体解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各种致罪因素,多的达10项、少则3—5项。如我国有学者认为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成因主要有“个体犯罪向有组织犯罪进化演变是犯罪发展的客观规律”等10方面的原因。另有学者认为是我国二元社会结构以及人口、就业所形成的压力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和不均,社会不良需求的存在,社会控制力量的软化与虚化、非法控制力量的兴起,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4个方面重要原因所导致。最近我国有学者通过案例调查,指出了当前涉黑犯罪的6个方面主要成因。另一种就是多种原因论。这大体上从上是从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文化原因、个体心理原因等几个方面进行剖析。这种分析模式虽然“传统”,但是不失全面、完整。或许,不满于这些分析,我国有学者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如前述提及的黑社会(性质)犯罪自组织原因理论与有学者运用“国家一社会”范式所进行的成因解析,等等。
  (5)立法完善研究。对于这方面的探讨非常热烈,尤其是在司法解释与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后一度掀起了研究的高潮。从探讨内容看,大体上有四种:第一种是刑法立法完善。这是仅仅从刑事实体法进行探讨完善问题,大体上涉及罪名、刑罚配置、刑罚裁量制度等方面完善;第二种为刑事立法完善,包括刑事实体与刑事程序立法两个方面。这里所指立法完善不仅包括刑法规定完善,还包括反黑的刑事司法程序如证人制度、国际司法合作、强化搜集证据手段等方面完善;第三种观点为综合性的立法完善。除了刑事立法完善外,还需要完善反洗钱、反腐败、规范公权力运行的相关立法等相关配套法律,从而形成系统的反黑法律体系;第四种为制定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黑社会犯罪法》。这种观点认为,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反黑工作,制定单行的反黑刑事法律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因此建议制定反黑的单行法。当然,在分析思路上,既有从刑法学角度上分析,也有从犯罪学角度即从犯罪防控的角度上进行的理论探讨,另外也有一部分是从比较法视角进行辨析,可谓角度多样,观点纷呈,不过从总体上表现出的是一种从严、从重甚至从快惩治的立法完善构想。
  (6)防治对策研究。这里所指的研究不仅仅是从防治的刑事政策与社会政策这样的维度分析的,而是试图从预防与治理层面所进行全面探讨的。具体而言,包括了防治的策略问题、社会建设、制度建设问题,以及防治具体措施等方面。总体上,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既有从宏观层面探讨的,诸如提出完善社会政策、消除社会不公平,成立专门机构、加大打击力度等方略;也有微观层面探讨的,诸如提出重视和加强情报、侦破、追逃和处置四个主要环节等措施。尤其是最近有学者对于黑社会性组织犯罪侦查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研究,重点探讨了侦查的特点、侦查主体、侦查措施、侦查取证等方面的问题,并结合实务,梳理侦查之现状与困境,在考察欧美相关理论与制度的基础上,探讨完善侦查制度的构想与建议,显示出较为专业性的思考。然而,从总体研究来看,所呈现出特点较为明显:第一是往往是一种综合性的思路,也就是研究者往往是在探讨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全方面、整体性的策略,因此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没有明确地加以区别予以深入地进行探讨,往往追求一些建议性、口号式的“宣言”。第二,主体思想是探讨一种完善的法律、制度来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防治。因此,法律体系、制度体系的建设成为了重头戏,然而基本没有结合当下的社会转型、社会变迁所激发的社会矛盾以及整合机制变化这样的大背景下的理论探讨,由此往往在没有这种社会背景下法律制度层面的探讨,显得有些空泛。第三,基本是站在国家的立场,循着国家实现对于社会全面控制、管理的角度进行探讨各种策略、措施,甚至是一种一元性国家本位主义的思想与立场,似乎流露出的是一种为国家为政府献计献策提供智力支持的思绪。
  (7)国外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这一主题所包括的内容主要有:第一是对于相关立法所展开的研究。在国外,有关黑社会犯罪的立法相对成熟,因此对于这方面的介绍与评价,也就是我国学界经常展开研究的重点。关于这些内容不少是以有组织犯罪的名义展开研究的。第二是对于国外黑社会犯罪概念展开的研究。这不仅包括国外法律上所规定的对于黑社会犯罪概念的规定的研究,也包括学理上对黑社会犯罪的界定,同时还包括与中国相关概念的异同比较。截至目前,我国学界主要是对俄罗斯、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国家法律与学理上所确定的黑社会犯罪概念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第三是对于国外黑社会犯罪状况以及预防之策等方面内容的研究。事实上,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较为广泛,在我国学界通常是介绍国外黑社会犯罪的状态、演化的历史、发展趋向以及所采取的各种社会预防措施等。此外,对国外黑社会组织犯罪的相关理论,我国学界也作了一些介绍与评价,开始展开研究。
  另外,我国学界在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形态,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黑社会犯罪,以及对于跨国涉黑犯罪问题也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从总体上,这些研究同上述研究相比,学界整体上投入的力量不是很大,研究还不太深人,成果也不丰硕。
  3.特色。从总体上,我国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十余年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自己特色,展现出了自己风貌。应该说,这种自我特色或者风貌的形成是有着深刻的学术渊源关系与我国错综复杂、息息变动的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的。
  第一,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是在伴随“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展开推进的,是在不断满足现实实践需要的环境下应运而生,因此无论是所生产的知识还是所不断建构的反黑话语权,与为国家推行反黑实践活动合理性、合法性证立息息相关,具有强烈的工具主义倾向。很显然,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从一开始就与反黑斗争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在实务部门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进行严厉打击的时候,我国学界也就高度注意到这种严重的有组织犯罪现象。展开这种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这种研究关注新型的犯罪,具有很大的新意,自然是开启学界一个新的领域,并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的增长极。一个重要缘由是:这种研究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的自然人为基础犯罪的研究视角,转向了以组织体为基础的犯罪研究视角,从而具有很大的理论挑战性,由此一开始就注定了这种研究所具有的持久性与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这种研究所建构的知识从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现实打黑除恶斗争的各种需要,不论从理论上解答了现实中一些知识的需求,更为重要的,为实践的推进提供了合理性、合法性的理论知识的支撑点,使其更具有更大的现实重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理论界的知识话语权反哺了实践斗争的推进,使其披上更为合理、神圣的光环,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做出了更为广泛的一种社会动员,甚至成为不竭的力量来源之一。正是这种内在的关系,我国犯罪学学者很难做到既入世又出世不仅对于现实的普适关怀,又能够超越于现实之外,进行独立的学术思考。因此,从研究进程可以看出,我国学界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解构视角基本是从国家层面进行剖析的,也就是是在国家威权主义的指导思想或者立场上展开积极研究的,我国学者所进行的一些制度、政策甚至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反叛或者质疑,实质上仍然是国家权力支配下的话语权解析,大体上是难以延伸至学术研究给定视角上展开独立自主的研究,也就是从国家对立或者互动的另一面社会的多样性的视域下展开。不可否定,这种分析路径一定程度上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生存、发展的一种现实关怀,是一种“客观”真实的学术探求。如果循着这样的道路顽强地走下去,可能会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一个另类社会认识与思考,并渐次形成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的知识话语权,所累积的知识沉淀将成为解构现实生活的一个又一个理论工具源泉。但是,或许是现实利益的驱动,或许是构筑独立知识话语权的艰难,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是在与国家反黑斗争一道建构反黑的知识话语的,因此具有了很强的工具主义的色彩,学术研究的征途上也就留学下一串串或深或浅的足迹。应当看到的是:如前所述,我国学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的专业化不断推进,并渐次表达出一些自我知识立场而具有的独立性的特性,可以说是对于当下这种工具主义话语权的一种反思的开始或者是一种新的知识视角与生产方式的初露端倪。之所以当下能够形成这样的一种知识生产格局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犯罪学受到了西方犯罪学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研究范式与专业堤坝的结果就是铸成一种独立性的科学知识,因此在专业化推进之中,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自然也就不同程度上反映出这种专业性立场来;另一方面我国刚刚处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失范现象非常的严重,各种非意识形态的观念与思想均在滋生发展,并在改革开放时代和在市民社会建设、全球化推进的社会环境下存在一定的现实空间,因此,展开上述“另类”研究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文化、社会基础。
  第二,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整体上所形成的知识生产模式上大体上是按照刑事一体化的模式进行下去的,具有了鲜明的“刑事倾向”的知识理论特色。我国对于黑社会性组织犯罪的研究所形成的高潮大体上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于立法、司法方面实践的推动,当我国1997年刑法立法以及刑法修正案(八)相关规定的修改,无疑给本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知识增长点;另一方面来源于对打黑除恶斗争的展开,这方面斗争越深入,我国学界的研究也就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与其现实更为密切相关,这种所表达出来的刑事倾向性无论是从实务部门、刑法学者研究者踊跃加入,还是现象—原因—对策三段叙事论证研究的分析路径上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来。这种知识生产模式形成除了前述所提及的由于打黑除恶斗争的司法实践的需要,因此展开的这方面的研究能够直接服务于现实,能够将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需要,导致我国刑事学科的学者纷纷加盟,并不断展开研究,甚至一度成为了研究的主力军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的是:对于这种治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无论是我国在目前的实践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国外治黑的成功经验上,力举刑事法治的思想是日益明显的,因此在这种内、外法治思想的影响下,在我国治黑法治路程还极不完善的情况下,展开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填补了一个理论研究的空白之处,大有用武之地,正是这样,在反黑的学术研究上,刑事法治问题的研究成为了学术研究的重头戏,所发表的论述往往远远超过其他主题的研究之上,这恐怕在国外的犯罪学研究之中这种学术定位是很难出现的。需要指出的,在这种刑事一体化的知识生产模式之中,学界研究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来。一个特点就是,在刑事一体化思路上,研究总体上表现出一种严密刑法、加重处罚治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法思想来,这种话语知识的形成其主要逻辑前提大体上就是认为我国目前治理的刑事法律尚存在不严密、不完善、力度不大等问题,因此对付黑社会还难以奏效,这也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由此提出各种完善方案,很显然,这种从既有刑法即“存在法”为出发点的刑事一体化大体上是在奉行着这种逻辑判断与思维,其结果所表现出的就是一种更加趋重、趋厉的法网重建的惩黑的整体法治方案,在当下支配着学术界的主流性话语。当然,从我国有学者最近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罪犯矫正视角所进行的实证研究来看,也大体上体现出的是我国反黑治黑上所存在的一种法律制度上不完善所导致的司法、执法不公正的现实状况,追求一种法治上完备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只是从这种从“事实”出发为基点的“刑事一体化”的知识生产似乎刚刚开始。另一个特点就是,我国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调查研究所展开的经验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打黑除恶中的典型案件进行一些调查与分析的,甚至不少是从典型案例或者判决书的文献资料上所展开的,大体上是没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及其罪犯进行科学调查,更没有深入到实地调查,即便少数进行的调查与研究,也依然限定在刑法司法、执法权力限定的视域上展开经验的探讨的,正是这样所发现的现实事实与形成的经验话语基本上也就没有超越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判决书”上所隐含的权力知识话语。或许,这既是来自当局情势的权力限制,也有来自对调查对象难以甚至无法进行日常性调查所致。从这个意义上,这种案例的实证研究大体上从一开始就预设与限定了在刑事一体化的模式下生产着自身需求的知识类型与特定内涵。
  第三,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所形成的知识话语虽然在不断发生变化,甚至出现一种知识转型,但是所体现出的本土性的特色却是异乎寻常的。从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开始,我国学界无论所展开的分析思路,还是所使用的概念工具系统,往往是源自不同的学科,初来乍到,各显神通,因此各式各样,难以形成一种具有学科性的话语知识与理论体系。随着我国犯罪学研究的发展以及本领域内研究的不断交流,思辨性研究、日常性非专业性分析渐次慢慢地被经验型、专业性研究与分析所替代,尤其是实证分析方法广泛应用,统计分析与人口学的分析使得对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经验研究渐次具有一种专业性色彩,这种话语知识渐次清除先前话语知识的散漫、随意与政治性大词话语的霸气,形成了具有体系性的理论架构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的学院派的学者们成为了知识生产的主力军,特别是一些经受过欧风美雨的学者更是以一种前卫姿态,运用一种“前沿”的话语知识建构新的知识分析路径。从这个意义上,我国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实质是在发生一次悄悄的知识转型,我国学界的学术研究似乎从一开始的高度统一的实践与理论融合一体的格局,正慢慢地出现一种潜在的分崩离析的裂痕,理论研究的独立性、理论研究与现实的隔离似乎在不同的情势下发生了很大的冲撞,十字路口上的徘徊使得似乎刚刚形成的统一的话语知识即将又要发生重大的分裂与蜕变。因此,当我们看到当下我国学界所展开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新的知识理论研究时,很难说就是代表着一种科学研究的前景与出路。这个中主要缘由就是,无论是我国初始阶段的研究还是当下专业化研究的推进,本土性、特色是其不变的根本,如同人的秉性一样,虽然外在形象、高矮胖瘦形体发生重大变化了,但其根本性的东西没有发生动摇。也就是说,客观、中立的科学知识的生产在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中,由于太多太为严重的社会修辞,将遮蔽了实质性内容或者使其成为空中楼阁。因此,我国学界或者当下政局所判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本土性的有组织犯罪的特色,其不是西方黑社会,也不是东方的暴力团。既然是中国本土特色的,本土性的研究思路、话语结构工具以及理论体系的形成就需要在本土研究实践中不断提炼、创造、发掘,西方语境下的解构理论、概念工具以及对话的资本似乎难以在这“乡土”中国的世界中滋生发展起来。虽然,当利用有组织犯罪这一概念系统展开的国际对话与交流时,我们面临着的是一种国际化走向的犯罪比较研究,但是当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一本土性概念框架体系下,乡土性、本土性、特质性研究预定成为其基础、其根本。然而,这种本土性研究基本是立足于我国正在转变的社会结构与整合机制的政治情势,立足于我国社会正在蔓延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危害方式,立足于我国不断惩黑治黑的实践斗争,以致应景性“常规”内容研究不同程度霸占成为了我国学界对于这类犯罪研究的主流性话语。从这个角度上看,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所展示出的本土性研究是异乎寻常的特别、繁复与沉重。
  二、个体层面:内容、特点以及贡献
  上述从宏观整体层面上展示了十余年来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的学术历程,大体展现出了一个学术群体形成、发展状态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从总体上,这是一个个个体研究者不断建构、相互汲取、共同累积“研黑”知识的过程与结果,尤其一些代表性学者不断地开拓疆域、锐意进取、上下求索,成为了推进学术增长的旗手与大蠢,在整体研究大背景映衬下,他们研究的主体内容、所占有的独到地位、发挥的重要作用、呈现出的重大价值,就更为清晰透彻可见。由此,我们尝试从个体层面考察个体学者在整体环境下学术成长发展的轨迹、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知识特点以及所作出的具体的学术贡献。这将有利于清醒地认识到在学术研究整体状态下,学术研究者个体自我觉醒、自觉反省自我,寻求自我学术发展之道,以作出更大的成就。在此,笔者试图选择一些有代表性学者的著作或者有代表性的论著展开分析,这里所随机选择的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是有一系列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成果的专家教授,在本领域研究持续至少在5年以上,并参与重要的研究项目的学者;代表性论著也主要从其影响力大小、出版或者发表时间、刊物等方面综合考虑。
  1.肇始之初:《有组织犯罪研究》剖析。该著作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作者参与该领域研究的开创之作。截至目前,作者还先后组织了澳门有组织犯罪研究(2005年)、加入《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对我国的影响(2005年)、中日有组织犯罪比较研究(2008年)等课题,形成了相应的系列论著。这些系列研究虽是有组织犯罪之名,但实际却是不同程度上展开了对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其中,作为填补国内学术专著空白之作的《有组织犯罪研究》一书,是其研究之源头,也是我国学界初始阶段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之代表。详言之可知其轻重分量。
  该著作共八章,分别为有组织犯罪的概念、有组织犯罪的典型、有组织犯罪的分类、有组织犯罪的活动特点、有组织犯罪的态势和危害、有组织犯罪产生的原因、反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社会对策、反有组织犯罪的国家合作,共计约20余万字。
  立足当时整个学术环境,笔者认为,该著作最大特点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运用大量的国外或者大陆外的资料或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使用了大量俄罗斯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可以说是国内之首次,也是我国学界在本土研究之中难以做到的地方。其二,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从较为开阔的视野上即无论是国外、还是国际上前沿动态上把握问题,并结合国内本土情势展开分析,使得研究问题融到国际大背景下展开分析,解析得更为深入与前沿。其三,知识的综合性。将刑法学、刑事政策学与中国犯罪学的学科知识融合在一起展开分析,形成了有组织犯罪研究的完整体系。
  然而,从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整体的知识进展而言,在其学术贡献上,这只是较早在有组织犯罪概念体系之中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进行基本定位,并对现实的犯罪现象在规律论、形态论、对策论上进行初步分析与思考,与之后独立性的具体研究相比还只能算开启之作。而且在当时,在方法上,主要是运用案例文献或者其他二手文献资料展开的“经验”分析,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突破,充其量只是一种阶段性总结,知识增量上没有增加。
  2.集大成:《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之解析。该著作是一部书名上有“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专著,作者大体上是将我国有组织犯罪等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继这部著作之后,陆续推出了《黑社会犯罪的解读》(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一-台港澳黑社会犯罪研究》《全球化时代有组织犯罪与对策等著作。很显然,这部专著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得到了当时学界的特别推荐与较高的评价。
  著作共分为15章,分别为我国黑社会犯罪的起源、旧中国的黑社会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黑社会势力的覆灭、黑社会在中国大陆25年的历史空白、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犯罪、改革开放后黑社会(性质)犯罪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规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与特征、黑社会组织的三种基本形态或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两种基本形态、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他相关犯罪组织的区别、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犯罪、我国黑社会犯罪(有组织犯罪)的原因论简介、对美国有组织犯罪原因论的考察、黑社会犯罪的自组织原因论、黑社会(性质)犯罪的预防和控制、国际合作打击有组织犯罪,共计约60万字。
  从当时学术研究的进展全局来看,这部著作也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其一,立足历史,对于黑社会(性质)犯罪进行“全程”性的研究,表现出对犯罪现象的演化历史、发展趋向的深度关注。这种博古通今、中西结合、纵横捭阖的研究思绪非常宏大,具有很强的理论穿透力。其二,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形态等相关内容也展开了相关分析,表现出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的基础性问题进行了总结性,打了坚实的基础。其三,从自组织原因论出发,全面提出了预防控制之宏微结合的综合对策,突出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很显然,这部著作是综合了当时学界甚至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立足现实而完成的集大成之作。
  应该当,这部著作出版,对于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就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在学界是独树一帜的,所研究的系统性、完整全面性也是难以比拟的。但是从当下的看来,这种研究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多种学科的知识糅合在一起,因此知识的范围非常宽泛,所综合的内容包括所创新的理论与现实的解析,由于涉及面过于宽广,使人感到知识的“含金量”似乎太大,以致难分彼此。引入足够重视的是,对于国外所涉及的内容以及相关理论的分析,开启了一个有益的尝试,对于本土研究来说,如何实现融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可惜我国犯罪学界对于这一方面的知识贡献并没有足够的重视,也没有投入力量勇猛推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从这个角度来看,恐怕此书真正的学术价值更在于此。
  3.转移重心:《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研究》之思考。这是作者继“犯罪组织黑社会化及其过程”研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部专著。有学者认为,“该著作着眼黑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现实,运用科学的方法对黑社会组织犯罪现象进行观察,对其发展演化的规律和特征进行归纳总结,对其内部构成和运作机制进行解剖分析,从而把黑社会组织的形成机理尽可能客观、完整地呈现出来,这是本书的理论价值和研究特色。”
  著作共十一章,分别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研究、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概念、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原因论综述、犯罪组织黑社会化外因、犯罪组织黑社会化内因、犯罪组织结构的黑社会化、黑社会(性质)组织首领的形成、犯罪组织犯罪活动的黑社会化、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的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的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演化进程,共计约25万余字。
  纵观全书,回顾学界研究的重心与维度,所展现出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其一,如作者所言,在当时学界所投入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侧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而很少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的系统性研究,基于此,展开了全面的探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较大的重心转移,即由犯罪行为转向为犯罪主体的关注。目前,我国学界有学者展开了这方面的实怔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与其开启的理论研究之功不可忽视。其二,借用“社会化”这一概念,提出“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命题来概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也即犯罪组织的黑社会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经济现象;既包括组织结构的黑社会化,也包括犯罪活动的黑社会化。具体而言,犯罪组织黑社会化主要包括组织结构的黑社会化、犯罪活动的黑社会化、组织安全的黑社会化、管理模式的黑社会化。这些带有专业性理论思辨建构,充满了自己的学术个性。
  从总体上,这一著作的学术贡献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客观中性成色的知识蕴含。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的研究,首先是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展开探讨,这种客观中性的立场,改变了将其列为另类、另面思考的时空序列,从而具有了探求的广阔的天空,极大地丰富了其知识内涵,这样置身至正常生活状况、正常的社会维度上全面、完整地透视其内在机理,也就既有了组织一般性知识特性,也有了组织黑化的特殊性的知识特色。另一方面是动态维度的知识涵义。著作的主题就是探求从物欲型犯罪团伙或者集团黑化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一动态过程。对这一复杂、多变的过程性探讨,对于内部构成性与运作机制性的层层剖析,均运用了多学科知识进行解构,从而形成了“程式”完整的聚合、多维的理论成色的知识。
  4.立足“中国当代”:《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析》之再分析。这一著作是作者第一部专著,是将犯罪学研究与刑法学有机地加以结合,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对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进行的专门性研究
  著作共四篇十章,分别为第一篇概述篇: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基本特征两章;第二篇现状篇:包括近代中国黑社会组织的缘起及发展、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状态两章;第三篇分析篇:包括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形成原因、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政治思考、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律思考、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社会思考四章;第四篇对策篇:包括国外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对策、我国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对策两章,共计约20万字。
  这一著作所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对“犯罪”特定地域即中国大陆研究,突出地域特色。立足中国(大陆),对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黑社会犯罪,展开的本土性研究,凸显出在中国社会形成的黑社会所具有的“状态”特质以及惩治上所依靠的社会力量和实施的策略,具有了浓厚的中国乡土的“社会”“政治”特色。另一方面是对“犯罪”特定时期的研究,突出时代特色。立足“当代”这一特定时期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进行分析,凸显出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这仅特定时期的犯罪呈现出了自己特色“状态”,而且特定社会背景下“政治、法律与社会”特色也不同程度上得到反映。
  很显然,从研究的知识进展来看,进行这样的研究本身从对这一领域研究一开始就应该着手进行了的,所做的贡献一般而言不是很大,但是由于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整体研究上对于实践的依从性强,因此在打黑除恶进行近10年之后进行专题性研究,能够深入进行下去作出总结是很有意义的。换而言之,也就是在增进本土知识上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另外,在刑法学与犯罪学知识融合上作出了贡献。一定程度上,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犯罪学分析与刑法学分析上两者的有机结合,展开相应的分析无疑是有益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对于相关法律规定上对社会含义的深刻认识,同时又促进了犯罪问题社会法律反应的全面理解。这在刑事一体化的学术群体与研究模式中,这种知识贡献无疑是有着自身的重要学术价值。
  5.集体的结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之再研究。这一著作是一批从事实务的检察人才集体研究的成果,一定程度上是以重庆的打黑除恶的工作经验为基础而展开的一项专题性探讨。被有学者誉称,“本书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比较、构成特征、司法认定、犯罪预防政策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到处闪烁着从检察实务中提炼出来的真知灼见”。
  全书除引言外,分为三篇十五章,即上篇理论篇:包括概述、世界各国和地区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概览、我国内地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我国内地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政策要求、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他犯罪组织的比较分析五章;中篇实务篇:包括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司法认定、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司法认定、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的司法认定、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相关的洗钱罪的司法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基础的司法认定、“保护伞”职务犯罪侦查机制、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工作机制七章;下篇预防篇:包括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现阶段的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产生的原因、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防控体系建设三篇。
  这一检察实务人才集体研究的成果最大的特点体现在两个地方:一是研究上以重庆打黑除恶为背景,立足于重庆检察系统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实践,进行专题性探讨,既是前卫理论的探讨,也是实战经验总结,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另一点就是理论与实务相结合。这也就是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犯罪学理论研究与对其处置的司法实务经验研究相结合,形成犯罪与刑事司法学两种理论视角的一定程度上的融合,从而构成一个问题的完整过程性分析。
  很明确,此项实务人才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事司法上的理论与经验的系统性总结。无疑对于各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司法认定的知识,我国以往学界均就有所探讨,司法实践上也有经验上积累,但是该著作上一些研究如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基础的司法认定就言所未言,颇有进展;更为重要的一些工作上创新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如保护伞职务犯罪侦查机制问题以及打黑的工作机制问题的探讨,就是实务上亟待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是纯学院派难以“到位”的学术研究,而实务部门进行学理上探讨,对于推进工作有着重要的价值。
  6.回归当下:《当前中国有组织犯罪现状与对策》之探究。很显然,这一著作是以有组织犯罪之名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从书名来看似乎是回到了研究的初始阶段,但是却是作者自2008年以来广泛案例调查下所完成的“集体结晶”。之前,作者曾对全国32个典型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案件进行调查研究,完成了论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及其犯罪的事实性特征分析——关于32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案件的调研报告》。这一著作很显然在方法上有着一定的延续。
  著作除引言外,分为五部分十五章,分别为第一部分为当前中国有组织犯罪的形势,包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情况、当前中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现状和特点、当前中国有组织犯罪的主要类型三章;第二部分为全球有组织犯罪活动情况及反有组织犯罪对策包括全球有组织犯罪活动情况、联合国反有组织犯罪的对策、国际刑蒈组织反有组织犯罪的对策、意大利有组织犯罪及反有组织犯罪的对策、日本有组织犯罪及反有组织犯罪的对策、美国有组织犯罪及反有组织犯罪的对策、俄罗斯有组织犯罪及反有组织犯罪对策、香港地区有组织犯罪及反有组织犯罪对策八章;第三部分为中国反有组织犯罪的对策包括中国反有组织犯罪的刑事政策、中国反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对策、中国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侦查对策、中国预防有组织犯罪的对策、完善中国反有组织犯罪对策的建议五章;第四部分典型调查包括吉林省涉黑犯罪与打黑除恶专项行动调查、重庆涉黑犯罪与“打黑除恶”专项行动调查两章;第五部分专题调查包括当前中国跨境有组织犯罪调查、历史比较分析:黑恶势力犯罪的形成原因、当前黑恶势力渗透农村基层政权问题调查、当前我国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特征与模式研究、重庆市涉黑职务犯罪调查五章,共计约30余万字。
  这一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一是集中两个关键主题即现状与对策进行探讨,研究的重心突出,便利于投入力量深入进行下去,这本身是对于传统的三段论模式的一种突围,有利于轻装上阵,取得成绩。二是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展开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突出了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对策上还是犯罪活动上,能够进行国际化比较,进行规律性分析,是非常有益的学术尝试。三是采取了案例调查的方法,对随机选择327个案例运用SPSS统计软件的统计分析,突出了现实事实特征,能够较为全面反映出当下全国的现实状况,具有了一定的科学性。
  不言而喻,这项研究在学术上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初步进行了国际与国内本土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展开比较研究,深化对于问题的认识,形成一些规律性的结论来。尤其是在现状上的事实比较分析,更为突出了实证科学的重要特性,一定程度上,在我国有开先河的之功。当然,这种分析贯彻得不彻底,因此只能算是一次初步的尝试。另一个方面就是案例调查的实证研究。通过典型案例进行调查,通过科学分析,进行经验研究是我国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实证研究一种有益的学术探求,所形成的科学知识,大体上能够反映出当下的现实来。著作中所揭示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当下类型形态以及区域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是最为有价值的、最新的“科学”结论。
  7.防黑的预言:《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长效机制建设研究报告》之感悟。这一报告也是专家集体研究的结果,也是根据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经验,试图探讨建立健全防黑治黑长效机制而进行的理论研讨所形成的一个报告。
  该报告除引言与结语外主题内容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点与成因;第二部分为防止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政策建议;第三部分为建立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工作机制;第四部分为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修改建议,共计字数约2万余字。
  这一研究报告从其内容上展示出了如下特点来:一是立足基础是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实践的现实与经验,带有鲜明的当下现实的社会背景与事实特征,对于问题的认识上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另一个就是长效机制的建设是在“打黑除恶”的经验总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当下特性以及成因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整体思考。
  从当下的研究来看,这一研究报告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区域性的实证分析。运用当下一个省份的典型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全面完整地了解当下一个区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现状与特点,以及调查出成因,具有本土性与区域独特性。另一方面从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实践中探讨长效机制的建设,凸显出“长效”与“机制”的内涵,从政策、工作机制以及刑事、民商事、行政立法相关规定作为一个整体、远景性防治知识建构,具有独创性。然而,由于这种研究从其基点上是从“战火硝烟”斗争中开启的经验总结概括,隐隐散布着一种烽火连天的火药味,似乎在当下平和的社会天际闪现出了一道黑色烟云,好像遮挡住了学术的清纯底色。
  8.难得的实证:《黑社会性质犯罪服刑罪犯矫正对策探索》之思索。这一项研究是在众多项目下所支撑的,所持续时间的约3年左右(2008—2011年),调查的对象是在押在监的涉黑罪犯。我国有学者对于此项成果作出了如此评价:“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涉黑罪犯的特征及其服刑矫正情况作了论述。作者利于其在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的便利,能够接触到涉黑罪犯服刑及矫正的实际情况,并对此作了深入分析、其选题与内容都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罪犯行刑及矫正的学术研究,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论文共分三部分,即黑社会性质犯罪概念与课题启动概况、涉黑犯罪的罪犯特征分析、涉黑服刑罪犯及矫正情况。其中,主体内容的第二部分包括了涉黑罪犯服刑罪犯涉足犯罪的原因、涉黑服刑犯罪案发原因分析、涉黑犯罪组织成立的时间、关于涉黑罪犯的文化程度的调查、参加涉黑犯罪组织罪犯的年龄、涉黑罪犯在犯罪前的职业状况、关于涉黑犯罪服刑罪犯的婚姻状况、关于涉黑罪犯的家庭年收入状况、关于涉黑罪犯在犯罪组织中地位、关于涉黑犯罪的资金来源情况、涉黑犯罪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庇护、涉黑罪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涉黑犯罪组织的规模、涉黑服刑犯罪主要涉及的行业领域共十四小节;第三部分包括了涉黑服刑罪犯的矫正概况、加入2001年后的涉黑犯罪组织人数增多、涉黑服刑罪犯的刑期及种类、涉黑犯罪通常伴随的暴力犯罪所侵害的对象、涉黑服刑罪犯是否希望获得被害人的原谅、涉黑服刑罪犯在服刑期间的人格权是否能够得到尊重、涉黑服刑罪犯服刑期间是否愿意接受心理咨询、服刑罪犯最佩服监狱警察的风格类型、涉黑服刑罪犯认为导致再犯罪的主要因素共九小节,共计约6—7万字。
  截至目前,这一研究是我国学界难得的一次大规模的监狱内涉黑罪犯的调查,表现出许多亮点,主要是:一是对于我国涉黑罪犯总体情况展开了量化的分析,能够事后对罪犯采用“追溯法”,较为真实地揭示出现实的事实,这无疑是当下实证研究路径选择一个重要的途径。另外是对于涉黑罪犯执行情况作了一个总体实证分析,具有开创性地展示出了对涉黑罪犯矫治方式与遇到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学界研究的空白,也隐约给世人展示了铁墙下涉黑罪犯的真实世界。
  在我国学界对涉黑问题探讨已经步人实证研究大环境下,这一实证研究依然有着很大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提供了总体地、较为真实地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关的量化知识,通过这种窗口进行的实证是比较牢靠,不失为进行实证的一种重要的途径,比起案例研究方法来具有方法论上的进步性。另一方面是增加了有关涉黑罪犯矫治的技术知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罪犯执行问题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考视域。
  三、整体—个体:评价、出路及前景
  很显然,无论是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整体性研究的宏观气象,还是个体层面上清晰透彻地显示出的学者个体努力所取得成就与进行的知识创造,在不同层面上较为完整而又具体地展示出我国十余年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的状态、推进轨迹以及知识演进的重大变化。由此,大体可以窥察出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与存在的不足,以致能够探求出本领域学术研究持续、兴盛发达的出路,以及对其进一步发展的辉煌前景进行整体一个体双重层面建构与思考,期许对于学界整体抑或是研究个体有启示与推动。
  1.评价。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虽然研究的时间不长,但是从其研究的主题、形成的专业性群体、出版的论著以及与其他相关犯罪的研究相比较,应该是取得很大成就的,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学者专门从事这项学术研究工作,更展示出这项研究所具有的潜在空间与现实的急迫需求,然而,学术创新需要不断进行反思与批判,需要不断地解决与克服存在问题与不足,才能促进向前挺进发展。具体而言:
  (1)这一领域研究是乐观的,令人满意的。十余年来这一研究不断推进、不断深化、不断发展,而且一些学者开始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版了不少成果。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学界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是应运而生,基于对现实需求的依赖性以及工具性倾向影响,在基础性研究上仍然较为薄弱,加之学界缺乏有效的学术交流,基本的范畴、研究范式、理论知识体系没有完全形成,成为了大大制约研究质量与水平提高的瓶颈。
  从各个阶段的研究来看我国学界虽然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概念有了一些研究,但是对于有关的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很少涉猎,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此类犯罪概念界定的刑法学、社会学的立场,以及一致论、冲突论、综合性视角问题,有关价值中立问题,以此更为基础性问题如关于社会性质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问题的研究等等。由此这些基础性问题我国研究者基本没有专门性探讨,基础过于薄弱,因此学界上出现了研究上的一系列先天不足状况。具体而言:
  其一,出现不必要的概念的纷争。对于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恶势力犯罪等概念体系,我国学界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不少是无谓的争议。其实如果从刑法学的立场进行分析,其界定的明确性以及法律依据性,就可能大体上解决,如果从社会学或者犯罪学的立场,这种界定更多是从研究的视角或者研究的基本预设上甚至学术研究的积淀、传统上进行系统分析,也大体上有着自己的体系性的概念序列,由此一些概念或者界定也可以明确。但是我国学界尚缺乏展开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或者缺乏这种基础性理论支撑,进行一些无谓的概念边界大战,结果导致了研究的基点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致使整体研究上出现了基本概念存在模糊不清,甚至是错位的状况。如我国有一些学者展开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犯罪学实证分析,应该清楚这种犯罪学实证分析,如果运用刑法学的概念可能出现的问题,我国犯罪学已经有了深入研究了,但是在实际研究上却没有进行思考,以致在实证分析上,基本上是对于立法、司法、修正案上发生的变化缺乏历史性、社会性有效解释,甚至没有注意到公安、检察以及法院上可能出现的分歧,与可能的数据上较大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我国目前所展开的实证研究出现法院定罪片段的数据化的趋向似乎是过于单一的,如果从犯罪学的视角,似乎也没有必要千篇一律地从这个“片段”进行分析,其他的分析似乎是可能,也具有很大的意义。如从刑法禁止的变化对于黑社会性组织犯罪的影响的实证研究等。在现实中,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社会公众所界定的黑社会与国家所标定的黑社会可能不是一回事,这种现实存在,就有了犯罪学概念存在的现实空间的社会基础,或许一些分析就有可能更为深入、深刻。一些个性化的实证研究也就可能展开。因此,将概念的研究进一步推进,在本体的研究上进行体系思考与运用,将大大促进本领域的研究发展。
  其二,关于黑社会性组织犯罪的方法论探讨缺失,导致研究中基本预设不明确,时而出现了在研究的思路或者逻辑上相互矛盾的地方。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坚持一种社会多元性的立场上奉行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社会组织的基本观点出发,还是坚持国家一致论立场上将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一种严重犯罪组织为基本观点出发,显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探讨问题,其结果显然对于问题的认识是不同的,如果没有理清两者的逻辑思路,可能就会发生紊乱。如前述有学者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者虽然坚持了前者方法论立场,但是在分析中却从后者的出发点进行了分析,更多与现实实践斗争保持一致,结果相互矛盾。另外,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我国坚持唯名论立场抑或坚持唯实论的立场上,应该有自觉意识,否则对于国家权力上的建构保持一种认同主义的态度似乎是有些轻率的,而且从司法上所表现出来一种标定主义的倾向,在现实上是可能的,因此在我国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模式下,展开这方面思考或者预设这种假设是有着现实意义的。此外,在理论上,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现象作为一种方法论思考,表达着的是一种社会底层的抗争行为,是一种非传统安全下的一种新的群体性社会冲突,是一种人性善恶兼具的现实主义的情怀,甚至是一种传统社会与现代国家转型裂变的一种文化断裂与失控等等。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将大大冲破国家威权标定主义的思想牢笼的束缚,以多维的视角、开阔的视野代替单一、狭窄的“传统”思考,多少改变一言堂的观点结论。事实上,坚持上述方法论,我们或许也就不会围绕在工具主义的潜在精神压迫下进行劳作了,也在一定意义上或许改变了一下当下“实践引领理论”,而不是“理论引领实践”的互动关系格局。
  其三,缺乏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社会的性质研究,致使原因分析、政策研究未能深入进行下去。从理论上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滋生在特定的社会之中,而且在我国有一定的地域性的特点,因此对于滋生的社会进行性质研究是必要的,这至少可以使得我们认识到社会变化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可能发生的影响,本来这应该是犯罪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可惜我国犯罪学界很少展开这方面的研究,甚至在观察问题时也没有过多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在因果分析上,由于十余年的研究对于“社会”的把握上缺乏具体的、深入的理论支撑,致使原因研究上似乎也没有很大的变化。更为明确的是,当下社会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不同区域的变化程度不同,如果缺乏对这种社会背景深刻把握,探讨不同时期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原因似乎缺乏科学性。同样,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治政策上研究缺乏其基础的社会性质的研究,进行无社会背景的法条主义探讨,在实践上是难以运行或者是难以达到效果的,而且对于惩治政策上的实效性也就缺乏基本评估,因此往往是一种激进主义冒进的法制理想主义思想在作祟。放大胆子讲,我国学界当下几乎一致所主张的严打、严惩的刑事政策与司法政策的学术观点与此项内容缺乏研究恐怕不无关联。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从上述个体层面所列举的各位学者的代表性著述或者代表性论文来看,由于这些研究者大部分不是从事我国犯罪学基础性研究的学者或者曾经进行过研究的学者,因此在我国学科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出现上述不足也就非常明显。由此可见,对于跨学科研究(包括刑法学跨入犯罪学)的学者来说,如何将犯罪学基础性研究成果运用到此类犯罪中来,确实推进本领域研究水平的提升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正是这样,恐怕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的学者也需要补上这一课。
  另外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我国黑社会性组织犯罪研究在十余年之研究之中几乎没有形成自己的基本范畴、具有张力的研究范式以及具有系统性理论知识体系,由此严重制约其水平的提升。详言之:
  其一,尚没有完全形成自己专有的基本范畴。这方面的表现不仅表现在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现状、形态等方面的实证分析中,而且也表现在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因的解析之中。由于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测量上,没有不断进行学术累积、知识的沉淀,因此对于测量的维度、如何量化都没有渐次形成专有的话语知识,以致其科学性受到很大的局限性,虽然个别学者进行了一些努力,但是更多地是非常随意的,也缺乏科学的论证与不断的科学验证,更为重要的,在人口学或者组织结构等特征分析上没有形成统一的学术要求来建构自己的独有的专业话语,以致各个学者之间的实证研究难以形成一种相互比较、前后比照的“图表”,当看到五颜六色的统计图表时,各自为政、自语自话的格局销蚀了实证研究的知识力量,可能感受到的只是一些数字排列、图表、统计等技艺的游戏,严重地影响了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验认识。另外,在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因解析上,我国学者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没有提炼出自己的专业范畴,在逻辑分析上也没有恰当的罪因分析模式,以致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一直推进不大,要么出现就事对事式的经验解析,没有形成理论模型,要么过于宏大抽象,难以针对此罪提出直接因果联系的具体理论来。
  其二,研究范式没有张力。截至目前,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大体上形成了刑法解释范式、实证范式、史学范式、其他学科范式等几种定型研究,但是这些研究范式尚缺乏在本领域的创造性,大体上从其他学科或领域之中移植进来,尚缺乏生机活力。如对于刑法解释范式大体上呈现出模式化的状况,大体上按照罪名—犯罪构成—刑罚处罚—司法认定的教材模式进行分析,或者按照立法状况—存在问题—立法完善等三段模式进行研究,导致了在理论研究上缺乏创新性,问题研究也就难以深入;对于实证范式虽然我国有一些学者进行努力,但是从总体上,我国学界大体上主要是从典型案例的分析上着手进行,存在着泛化与非科学化倾向,事实与数据真实性难能直接为调查者所调查与掌握,往往来自司法控制下所公布的案卷事实与数据,因此在研究的效力与信度上存在很大问题,更为重要的,这种研究范式由于缺乏来自现实的实际感受与亲身调查,也往往没有了源自生活建构模型的灵性,有的只是僵化的、呆板的套路;在史学研究范式上,我国学者也难以在资料上、分析问题上达致该学科所要求的标准,导致了在研究上尚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涉及一些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历史起源问题上、历史发展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其他学科的研究上所“翻版”过来的,几乎缺乏原创性研究。因此,客观地说,这些范式在本领域研究上尚只是刚刚形成,如何能够开拓研究的疆域,形成具有包容力、创新的分析路径,尚有一个不断建构、不断完善的努力过程。
  其三,理论知识体系系统性不强。虽然我国学界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成果辈出,研究的主题也非常的明确,甚至形成了不同研究范式,但是研究所形成的理论知识却没有有效的学术交流,几乎没有进行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建设,因此所表现出了一种理论知识体系系统性不强、融通力不大,没能展示出理论知识体系结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地位与功能等等。导致这种格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犯罪学界在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过程中,没有完全按照学术规范展开研究或者没有很好地进行学术交流,进行理论研究上的知识融合、知识创新,由此导致或者自语自话、各自为政、自我封闭,或者存在模仿、翻版甚至抄袭等不端学术行为,这样使得学术研究可能出现了低层次重复现象或者出现了学术低度徘徊状态,没有很大的突破创新性发展,研究的互补互动共赢的格局难于形成,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学术创造的含金量,也使得理论知识的综合、系统化甚至理论化难于促成。比如当下我国学界关于有组织犯罪概念的研究理论上所出现的重复现象就非常的明显。可以肯定,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下,要求每位学人做到言他人所未言,发他人所未发是相当困难的。
  (2)虽然我国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形成了多学科的综合分析的方法与知识,但是在综合上却出现了一些不足,更为重要的在本领域探讨上在向犯罪学的“科学”、专业化研究推进上步伐不大,还存在很大欠缺。具体情况为:
  其一,综合上所存在的不足。刑事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是探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要模式,其所包括的学科就有刑法学、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监狱学、侦查学等各种刑事学科,因此在对此种犯罪的分析上就包含上述各学科领域的相关分析,本来我国刑事学科上形成这种传统是好的,但是如果一旦模式化,就会浅尝辄止或者出现内在冲突,比如如果将此罪的规范刑法学探讨与此犯罪的犯罪学探讨结合,极易产生规范思考与超规范思考的两种语境错位,导致问题研究的不深入或者出现似是而非结论来。因此在刑事一体化模式上,坚持学科独立的刑事科学一体化是必要盼可惜我国学界并没有对黑社会问题的深究,往往只是单一地在刑事法学一体化的思维下展开了探讨,由此往往没能发挥出犯罪学研究的基础性、批判性的作用来。另一方面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中所表现出来更大、更宽泛的综合就是不同学科性质的学科知识综合。如“《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一书是何秉松教授运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犯罪学以及刑法学等多种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然而,这样多的学科知识综合运用,能够不发生错误、正确运用就已经很不错,但是如果做不到融会贯通,有时也觉得这种没有主要学科意识的“问题研究”显得有些杂乱堆砌的味道,甚至觉得是从不同学科生硬地搬来了东西,套在这一研究中,拼凑起来,形成不了整合性的内容,反而似东施效颦得不偿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国学者在研究上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专业槽、没有学科意识,所进行的研究终究还是存在自身的缺陷,这一点在超越学科界限时是要慎重对待的,否则我国学者在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犯罪学研究上反而在所谓“综合”的大旗指引下奋勇前进,丢失了自己主流性的重要的研究内容与任务,结果可能会出现研究的泛化、边缘化的现象,这是极为不利的。
  其二,在犯罪学的科学研究上存在不足,需要多方努力,不断向专业化方向推进。在这里所指的“科学”是指一套众多公认的、建立和解释现象的程序,是认识事物的一种独特的方法,一般而言,在运用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活动时,应该遵循的实证、客观、怀疑、简约四项主要科学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我国学界在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科学研究上还面临如此任务:
  首先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在当下对于黑社会性组织犯罪的数据大体上主要是案例途径、或者媒体报道上所进行搜集的,因此失真失实的情况均有可能,为此一方面需要复查,不要轻信,另外还需要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补充,尽量做到真实可靠,这是保障科学研究基础的工作,需要非常的认真细致,当下不少研究中所出现的研究数据既没有表明出处,也没有表明真实性现实依据,不能不是科学研究的遗憾。
  其次是深入调查,确保事实的真实性、全面性。如前所述,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依据的事实往往是案卷上的事实,这些事实即便是真实的,也经过法官、检察官等官方过滤,一些细节可能遗漏,一些事实可能歪曲,一些事实可能保密而删除等等,因此展开广泛调查,完整地了解事实的真相是重要的,更为重要的由于案件事实往往是出于审判的需要而搜集事实证据的,目的不同,观察的立场、角度也就不一样,因此在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实地调查是必要的,这样从科学研究的需要角度上去搜集案件外的事实,可能会观察到有更多、更为广泛的真实情况,也就可能洞察出到更多的事实真相,从而对确保事实的真实性、全面性,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平是有益的。当下,我国学者在进行这样工作所进行的问卷、座谈会等方式无疑是好的,但是在实地调查上还有待加强,只有经过多方努力,才能达致对复杂问题的深入认识。
  再次是保障调查机制的客观、独立性。建立独立自主的实证调查机制一直是笔者所倡导的,而且对于中国语境下实证研究应该具有本土性的特质内涵,因而,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调查上应该坚持客观的立场,不能为权势所迫为情势所屈,更不能人云亦云、跟风跑,理论研究者应该有着自己的专业立场,有着专业理论训练所给定的观察视角,由此在调查上就不再拘泥于大众的认识、权势群体的观点,这样才可望深入地进行调查,客观地搜集各种事实与数据,并展开科学理论建构,否则,在一个自上而下强势控制的中国社会,一种社会的调查,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精英不断建构职业权力话语知识的过程,其对于现实的干预与发挥的作用可能就是对于底层群体的一种文化、观念的侵蚀、强权,一定程度上,所攫取的知识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侵害。毫无疑问,我们在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同时实际上也在不断建构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知识话语体系过程,保持自身的职业操守的独立性,防止“社会修辞”对于研究的科学性侵蚀是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调查对象上也就不再限定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罪犯与执法官员上,根据需要,可能涉及当地民众、被害人、罪犯家属等多维人群的调查上。目前,我国学界在实证研究上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个别学者上均没有走出这一泥潭,看来尚需要集体的共同努力,才能美梦成真。
  最后是在知识理论上去“魅”,形成专业性话语知识体系。在我国社会道德体系还是意识形态之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成为了道德谴责与意识形态唾弃的一种严重犯罪,无论在日常性的话语之中还是意识形态支配的文体与媒体中充满了唾骂、斥责等感性的话语以及敌对训斥性政治宣言,这些内容不时地渗透到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之中的话语体系中,甚至冠冕堂皇演化为保证政治方向正确性的一种思维定势而蜕变成分析的路径、理论构建的视角、观察问题的窗口,最终导致了在研究中出现了假大空的政治性的口号式的宣言以及谩骂性的情绪性话语体系等后果,因此加强专业性话语建设,去“魅”防“魅”,进行知识清理的工作是非常急迫重要的。
  (3)虽然展开了国外反黑的研究,但是未能在国际黑社会犯罪研究学术进程的大背景下,展开理论研讨,没有形成与国际研究前沿进行学术对话体系机制,本土研究尚存在很多不足。如前述提及,在一些著作中具有了国际化的研究视野或者将国际化与本土化研究相互结合的范例,并且从总体上,我国学者也展开了国外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主题研究,但是由于研究的时间不长,存在的不足仍旧是较为明显的,主要有:
  其一,未能在国际黑社会犯罪研究的学术大背景下进行理论思考,提出本土性研究问题,从而使得研究缺乏国际理论视角而存在缺陷。当下在国外,对于黑社会犯罪的研究非常深入,形成了不同的理论研究视角,并且各个领域学术进程上也异彩纷里,但是我国学界基本没有融入到这一研究理论大背景之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理论视角狭窄,概念工具简单,学术研究缺乏国际理论研究基础,学术价值大大降低了。比如在国外对于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研究,大体上形成了功能主义、经济学、社会网络路径以及“宏观网络、集体与商业过程”的综合性路径等解析理论知识体系,但是大体上由于我国学者没有展开这方面的研究,在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中既未能融入这种学术研究进程之中,在本土研究上展开理论分析,推进其纵深发展,也没能运用其研究路径解析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问题,而是在一穷二白的理论贫療的荒漠上展开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基础如此薄弱,学术研究的进展突破性不大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由于缺乏域外研究理论与进程的理解,也就没有结合我国现实提出有价值的理论问题来,致使在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理论研究方向上存在很大对实践、现实的依附性,缺乏厚重学术基础而迷失了发展的方向。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对于国外的相关理论也没有进行现实经验的验证,我国在原因理论上也就在形成具体的科学理论上难以迈出坚实的步伐,由此对于犯罪的解析缺失了多维理论视角支撑。我国学者认为国外有关黑社会组织犯罪原因的代表理论有暴力帮伙理论、紧张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社会失常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体制理论,但是对于这些理论却没有能够结合本土问题展开探讨,使得我国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原因理论上的范畴与视角缺乏相应的支持,从而在本土原因上难以深入地进行科学理论的建构与综合。由此,我国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原因理论上基本在传统的罪因理论范畴上进行思辨性的探讨,基本个别学者的一些创新,也似乎难以推进这一领域向科学层面纵深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开始所进行的所谓的“综合”分析,缺乏如国外首先具有具体学科稳定的研究路径或视角为坚实基础如功能主义路径、经济学路径、社会网络路径等,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综合性的路径或者视角的学术累积发展过程,导致的结果就是出现了如前所述的综而不合的状况。正是这样,我国在本土研究上如果不能扎扎实实在本学科领域内进行深入的研究,形成独特的研究路径、建构厚实的理论知识体系,妄图走捷径,进行所谓没有专业槽的综合,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而已,对于问题的研究与学术的发展不会有好的结局。
  其二,未能站在全球大背景下进行本土研究与国外研究相结合展开分析,整体推进深入不够,同时所结合的领域较为狭窄,仍然需要不断开拓。很显然,我国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基本是立足于本土,即便是与国外研究相结合,也仅仅只是提供一种参考或者补充的作用,而并没有站在全球的大背景下观察、思考黑社会的变化发展问题,因此没有一种全球大局的视野,对于整体上把握也就不是很深入,对于问题的思考也就不全面。比如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没有考虑到我国社会国际化发展变化过程之中出现的问题,对国际上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在社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之中黑社会犯罪的发展变化问题之间的关联性缺乏研究,同时对于犯罪国际化趋势也没有进行认真思考。此外,在国际上、区域上治黑反黑的政府合作以及警署之间信息交换的一些做法也没有认真总结与进行相关的法律、理论上的探讨,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犯罪在全球的总体发展趋势、犯罪在各种社会结构与文化之中的变化形式、表现特点均应该有全面了解,在这种基础上,把握黑社会犯罪在犯罪现象结构中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趋向,这样在“犯罪饱和率”的预设中也大体上了解到这类犯罪国际趋势、演变规律以及社会实质含义。如此,我们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就不再是一种无社会背景的分析,所进行的比较也就不再仅仅局限在“现象”层面的异同对照,而是紧扣国际社会息息变动以及对犯罪的影响的主旋律来全面观察、思考犯罪问题。从这个角度上,在我国展开本土研究时,结合国外部分进行展开的空间是巨大的,这大体上可以划分出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事实层面,就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思考黑社会犯罪滋生、发展、变化问题,进行犯罪变动规律的总结概括。同时,对于全球的公共区域、自由贸易区的黑社会犯罪的研究,以对全球不平衡的特定区域的结构认识基础上展开特殊性研究;另一方面是全球化范式理论解析黑社会犯罪问题。这不仅包括在全球化视野下对于黑社会类型、形态等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也包括了在不同理论范式下对于不同国家或者区域性黑社会犯罪的解析,还可能形成一个整体性、综合的黑社会犯罪的解析理论等等。最后一方面是在国际、区域治理层面。对于国际上国际组织、区域合作组织对于犯罪治理的策略以及各国对于犯罪治理的措施全面地展开探讨,尤其是一些国际公约、区域性公约的形成、发展进行密切的关注,并对其可能造成对本国刑事法治影响的展开深入剖析。当然,在这方面我国学界展开了一些研究,但是不足的就是在其基础性问题上,也就是国际合作、区域合作的法律、司法、物质基础、实现途径、存在问题等各个方面应该有基本的探讨,而且也有实证的分析,但是对这些方面,学界基本没有涉猎,往往停留在法律的一些比较上,很显然,理论上是很不深入的。可见,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在犯罪不断发生全球演化的时代,虽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是一项本土性的研究,但是其形成的理论知识已经是国际有组织犯罪研究的一个部分,其研究的水平与成就将直接对国际社会的研究产生一定的理论、现实影响,同样国际研究的知识进程自然也影响着我国本土性的研究,因此具有一种全球性的理论思考视野,将国际研究与本土研究有机结合,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形成新的理论增长点,是我国学者需要不懈努力的方向之一。
  2.出路。我国所形成的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学术群体,队伍不断扩大,成果不断增加,该领域研究的学术进程也在推进,然而所暴露出的问题也不断涌现,为促进学术进一步深化发展,我国学界探求怎样的新出路中兴研“黑”行当呢?面对现实,这不能不是引发深思的问题。
  (1)以问题为中心展开探讨,进行不同学科研究的学术对话,促进研究向纵深发展。我国对于当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范式,也有了明确的主题,进行了不同学科的综合研究,在这种基础上,进行深化挺进,需要进行转向,也就是开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讨论。所谓围绕问题展开,就是不再以简单的现象一原因一对策三段叙事模式展开探讨、也不再以多学科“综合”模式展开分析,也不必翻版国外研究的路径,而是以现实或者学术积淀为基础提出新的问题展开探讨。这种问题意识的形成大体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其一是观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现实的重大变化来提出新的命题来。这种重大的变化不仅包括区域性、组织结构、非法控制方式、犯罪形态上等内容,而且也包括社会变化导致的犯罪所产生的社会含义上所发生的重要的改变,由此提出新颖的问题来。其二是从国内与国外的研究的比较中提出新的问题来。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与国外相关研究上无论是理论上、视角上、方法上进行细致的比较,发现出新的问题来,进行新的理论、视角或者方法的研讨。其三,在本土研究的知识清理上,通过反思提出新的问题来。通过对大量本土研究的整理、学术上反思,不拘于学术成见,提出新的问题来,以解决新的问题,推动学术的发展。最后,对于现实中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实践中所遇到了重大的社会问题、法律问题进行思考,从而提出新的问题来。围绕所提出的新的问题的进行研究,需要的是以多种理论知识、多种研究方法展开深入、全面的探讨,不再停留在一个学科知识、一种研究路径上或者一个理论层面进行思考,但是这种多学科的综合对于问题的研究不同于前述有些学者的多学科的“对象”的综合研究。具体而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种多学科是在坚持学科的专业槽的基础上,从不同的层面、理论来进行分析,而且可能是不同研究学术背景或者受不同专业训练的学者展开研究,从而进行一种学科整合或者学术对话的方式,围绕问题来进行探讨,这不是一种形式逻辑思维上的统一,而是对于问题解析目标上的统一。另一方面是学科指向的对象上综合往往缺乏一种内在逻辑上的统一性,导致在研究对象研究上出现各学科知识分散性、内在的矛盾都有可能,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围绕提出的问题,为解决问题这一目标的学科综合研究,具有了目标统一的逻辑指引而具有内在的整合力,从而推进学科知识的融合、渗透或者交融,发挥统合的“综合国力”。当然,我们更当注意,在对于问题的研究上,注意提炼出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来,探索新的思路、新的资料、新的方法来展开研究,从而达致对问题的深入研究,不可套用既有的模式,墨守成规,抱着学术成见,进行低层次、玩花样所谓综合的学术“造次”,这样无疑最终无益自己学术研究的发展。
  (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科学研究与“抽象”研究得到和谐发展,不可以一种话语权否定另一种研究倾向。虽然当下对于黑社会性组织犯罪探讨渐次走向实证科学研究,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主流的话语权,但是不可以一种倾向来掩盖另外一种倾向,也就是对于科学研究基础上的一些抽象性研究也是需要继续展开的,不可盲目予以排斥。这种关系有学者深刻指出:“虽然科学知识的主体从根本上说是经验性的,但是它所包含着高层次的概括,这种概括不属于观察性定律,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不能直接来自观察或者经受观察的验证,这些更抽象和更具体思辨性的命题,通过解释所观察的规律、通过把分离的观察定律组合到统一的学术体系中,甚至有时通过揭示以前未知的现象,在科学思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此,在我国犯罪学界中,这方面的研究大体上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经验研究理论的综合问题。对于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科学研究中所形成的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形成整体性或者整合性理论体系,尤其是一些研究思路、研究范式的进一步的总结概括,以及进一步完善问题等等。
  其二,对于经验研究的进行体系性理论总结,从而形成体系性理论知识。对于这种一般性概括、总结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目前非常的欠缺。比如在我国犯罪学教材中,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一章或一节的内容,往往是作为“犯罪类型”中一种有组织犯罪类型进行撰写,但是由于没有展开这方面的研究,导致这方面的内容非常的混乱,不仅这方面的体系内容非常杂乱,没有一致的逻辑结构,基础性概念术语也不清楚,更为重要的是所表述的数据的真实性、科学性值得怀疑,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我国学界没有将研究的成果在学科建设视野下展开进一步的研究,直接将个人的研究结论写进了教材,这无疑有些草率或者陈旧。因此,投入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必要的。
  其三,有关黑社会性组织犯罪科学研究的基础性问题的探讨。这包括了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基本的范畴问题、基本的范式以及前提性的理论预设以及其他对策性、应用性的基础性问题等等。很显然,这里所指的抽象研究不是目前当下我国学界所指的“实证与思辨相统一的”主张,即“一方面通过思辨方法,犯罪学研究者整体自己的思路,分析已有的理论观点,提出自己的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案。另一方面,通过实证方法,犯罪学研究者获得可靠的事实材料,验证自己的研究假设,从而提出有事实根据的理论观点”。这种有机结合实际上是应该有所侧重,在实证研究科学化水平要求更为成熟情况下,是各有所分工或者分离的,因此学界不可将其模式化、形式化,否则所出现非常机械性套路折杀了这两者的生命。
  (3)整体性研究与个性化的研究良性互动,鼓励学术自由竞争,促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不同学术流派的形成。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中,随着学术不断交流,渐次形成一些研究主题与主流的研究倾向,从而在整体上表现出来,这可能是基于现实的利益的驱动,也可能是学界有影响的学者的一种主流性话语的倡导,也可能是其他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的结果,但是从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学术历程发展阶段看,这种主流话语权的形成带有着很大的功利因素、实践需求驱使的结果,所表现出是一种学术发展需求与社会建构双重需要的结果。这大体上与我国犯罪学研究的转向相吻合。这正如我国有学者深刻的洞察:犯罪学历经了从单一的政治意涵为知识内涵的知识生产,到追求学术性内核以及构建政治与学术二元结构的知识表达,这一过程交织着犯罪学知识与社会契合的反思性建构。呈现出了犯罪学知识的学科、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及知识与社会贡献的规律。可见,在这种大气候的下,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对于研究高潮、研究热点,以及整体的走向上应该有一个学术维度上的把握,有一个对于社会现实的精神价值内涵的基本理解,否则学术研究可能在热点或者高潮之后,由于社会情势甚至政治需求淡化而走向萎缩、低迷。正是基于这种担忧,对于一些的学者的个性化的学术研究应该予以包容,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个体也应该有着自己的自信与坚定的学术信念,有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钻劲,孜孜以求深入持续地进行下去,这样才可望促进本领域的不断发展。当下,我国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虽然活跃了一批学者,也出版了一些著述,但是能够持续进行下去的学者毕竟太少,总体上只是偶尔为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一些长期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尤其是一些代表性学者需要不断地反思、推动,作出榜样,并且扩展这一领域研究的社会影响与学术影响,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的起点,这样学术欣欣向荣的格局才有望生成。由此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一些高层论坛、主旨的学术演讲以及专业期刊栏目的开设等等这些活动,都寄予本领域学术领军学者的努力促成。可见,在学术共同体之中,开展学术竞争、进行学术交流对话,促进学术流派形成,是学术研究发展的所必需的。目前,我国学界在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上,尚需要不断完善机制,构建平台,发挥代表性学者更为积极的作用,从而促进学术更为健康发展。
  (4)理论研究与现实保持恰当的距离,促进理论研究的良性发展。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展开,虽然从理论上讲,理论研究与实务研究两者有机结合是一个理想状况,但是在现实中,保持两者相对的独立性是必要的。也就是在研究类型上,理论研究还是应用性研究都是需要的,但是由于黑社会性组织犯罪研究在应用性的研究上受到立法、司法的推动影响较大,而理论上的研究主要是犯罪学的研究受到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实践的牵引较大,因此在这种态势下,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理论研究上需要保持与现实的恰当距离,不可盲目屈从现实。个中原因大体上有两个方面:
  一个原因是在当下的一些研究中,由于受到政治或者实务的需要的影响,应用性与实务性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社会欢迎,而且甚至有很大的利益,这样无论是司法部门的实务工作者,还是高等院校的学院派的学者,绝大多数开始展开了实务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或者淡化展开理论研究的热情,大体上由于学院派在对现实的研究条件上往往难以搜集到实务部门的资料,也很难迅速地了解到现实中发生的问题,与实务部门的研究者相比不可媲美,因此制约了一部分学院派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就转行研究其他内容了。这种现实导致了如前所述目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基础性研究一直薄弱、人才阙如,就是其中表现之一。
  另一原因就是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基本没有展开与国际学术进行学术对话的基础,按照国际规范展开有关犯罪学理论研究难以进行,因此进行国际对话、形成本土的、同时得到国际认同的理论性成果是相对困难的。在这种情况,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没有相对可作基础的国外理论与方法支撑,一味地在现实中进行一种一穷二白的学术研究是非常薄弱的,是难以形成深刻的理论的。可见,进行学术的原始积累,进行学术研究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建构,是一项基础性工作,需要远离功利、心境清纯,与爆声隆隆、烽火硝烟的打黑除恶斗争的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能够安稳地读一些书,才有望奠定研究的基石。当然,要改变这种格局,笔者认为我国高等院校的犯罪学的研究者应该利用高等院校的特点与条件,展开自己的科学研究,渐次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否则这支大军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应用性或者实务性研究的大旗感召下,最为基本的工作没有做好,反而屈从一些实务部门的要求而进行所谓的课题合作、理论与实务结合,走向一个对自己极不利的地位或者至少是尴尬的地步。事实上,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相对分离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理论界应该有对于现实的批判的理论勇气,有对于现实更为深刻的理论认识,从这个意义上,就是给“政府予以真正的智力支持”,而不是按照领导说了算、领导定了砣的框架下展开一些官样性注解或者宣传。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可以开展国际合作、国际交流的机制,促进学术研究向国际化方向发展。由此,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基础知识薄弱的情况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定的弥补,学术话语权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也就是我们的学术成果不仅可以进入国内的核心期刊甚至权威期刊,而且也可以进入到国际上有影响的期刊,这样促进本土研究的质量上进一步提升,在这方面我国学者与学会组织已经开启了这项工作,只是尚需要更加规范化与进一步加大力度。
  3.前景。摆脱当下研究所形成的思维与改善知识生成模式,走出重复工作的旧窠,为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的设定远景的未来,这就需要反思、突破与挑战,建构起更具有意义与研究价值之光明大道与美妙而闪亮的五彩理想蓝图。在国外,有学者也曾尝试思考,在其厌倦颇为频繁的美国组织的犯罪研究的争议问题后,指出了摆脱黑手党模式的思路,拓展研究领域的新角度:“有组织犯罪的历史发展与变化;辛迪加组织不断变化的结构以及它们与主要商务活动之间的关系;能够促使或阻碍非法组织渗透的合法企业的市场条件;公共和私营机构控制有组织犯罪战略的不同效果及有组织犯罪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企图使研究获得新生。很显然,对于我国而言,展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的未来,期望在立足我国当下实际,大胆创新,敢于挑战,着手富于时代的鲜亮议题,形成新的研究界域与知识理论体系,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绚丽光彩、熠熠生辉,充满着美好的远景。为此,不揣冒昧,管窥拙见:
  (1)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视角下展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当下,我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一定程度上,这是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与现代的社会息息变化所不断激发的矛盾与冲突,从更深层面反映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艰难形成过程之中所发生的种种对抗、冲突以及紧张关系。因此,为了建构和谐发展的社会,国家的意识形态层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了权力制度结构调配与建构新型社会关系的内在驱动力。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正好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之中,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形势,为国家层面的犯罪治理提供具有决策意义话语权的智识与知识。或许,这也是当下政治国家所容许的吧。正是这样,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的基点上就可以从这里着手。这不仅为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提供了一个成果转化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可以获得社会政治情势的扶持,同时也为社会改善与建设提供新的视界,本身就是对于犯罪问题的批判性认识,具有犯罪学的当代意义。基于此,从理论上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根源于我国社会,它的存在是社会的一个部分,是社会病态的一种反映。因此,从我国当下社会转型的动态过程来理解、透视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现象,将会更加深刻认识这种犯罪现象滋生变化的社会结构矛盾的深层背景与潜在的文化内涵,由此也就认识到在社会病态结构下,其社会的危害性与社会功能性。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考虑与理论判断,我们就可以在社会管理创新,加强社会建设的主题下展开深入的探讨,从而从治疗社会病、健全社会体魄大的方面着手思考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治理问题。具体而言,这方面的议题包括很多,大体上可以初步确定为:社会结构性断裂与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问题;刑事司法与社会控制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问题;非竞争性灰色、黑市经济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问题;群体性冲突事件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问题;底层社会形成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问题;文化多元性冲突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问题等等。
  (2)从组织理论视角深入展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研究。从犯罪学专业视角看,黑社会性质组织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因此运用组织理论展开理论与实证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它可以深化对于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认识,丰富社会组织理论;另一方面也更好地认识群体的演化方式与社会形态,加深对于社会聚合、社会团结进一步认识,突破传统的合法/非法的法律界定视角的认识路径,可望对于群体的社会、文化性质深刻理解。从既有的研究成果看,对于组织研究的三种视角,即作为理性系统的组织、作为自然系统的组织、作为开发系统的组织以及三种视角的综合,这些视角从个体、结构、生态三个层次,对于组织内个体参与者的行动或者人际关系,构成组织特征的结构特征或者过程,组织作为一个集合体,在更大的关系体系中表现出来的特征和从事的活动问题作出解释。运用这些分析架构,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殊性,大体可以展开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演化的历史过程以及所呈现出的不同社会形态展开分析。从国外黑社会演变历史来看,其组织经过了黑手党模式、家族式模式、委员会式模式、企业模式等不同的组织结构与关系形态,有着各自的内在的规范结构以及亚文化价值体系,个体行为方式与主体地位也是各不相同,因此联结的纽带方式也不完全一样,因此展开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从个体层面理解自然个体在组织体之中“黑化”的内在机制与行为模式,全面了解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也就从另外一个侧面理解到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进一步透视出个体在不同社会时期的具体的存在社会状态以及存活的社会空间。从这个视角分析,对于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极不平衡的大国——中国,更具有学术与现实价值。这不仅从不同的政治、经济或者文化社会环境的不同片段之中析出这两者之间的不同状态或者模式,而且也能够更为透彻地认识到看似相同事物却是不同的性质同样的犯罪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意义,或者在‘相同的’文化中,而在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意义
  第二,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内在规范结构与行为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深入研究。从黑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态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作用方式也在不同时期发生变化,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也不断随着社会变化以及内在的组织结构发生不断的调整,因此分析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以及演化的机理,是一个需要深入认识重要课题。可惜,在我国学界相关研究之中,没有运用动态、联系的眼光进行深入整体性分析,而是将两者密为一体的事情(问题)割裂开来,往往仅仅从组织织结构、内在生成机制单一方面展开了一些研究,没有考虑到这种相互互动作用或者制约机制所导致的两者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在现代信息时代、高科技时代、全球化时代,这种忽视可能导致的理论研究的滞后与认识误区。
  第三,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形成的“黑”与对外控制所形成的“黑”展开深入研究,认识到组织体内在社会“黑化”与组织体生存环境的社会“黑化”的形式、形态以及性质,从而在犯罪生态环境的整体社会环境下展开现实的考量,以致对于事物的性质“黑社会”有一个新的、深刻的解构。当下,对于“黑社会”的认识仅仅在组织结构的内在社会体系上展开功能分析,尽管是认识“黑”的一个维度、一个侧面,但是没有对于嵌人其中的社会犯罪生态环境的整体上把握,没有将外在的社会环境性质与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紧密联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合分析判断,无疑是孤立看待犯罪问题,简单地分析了事物的性质,从专业角度上是犯了价值涉入的认识错误或者是犯了从法律主义而不是社会病理角度判断犯罪性质的错误。因此,对于组织社会的“黑”与对于社会环境的“黑”进行全面、历史性分析与解剖,将对于组织-环境相关间的良性与恶性关系有着基本的把握,从而从社会制度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念上作出自我的定位与深刻认识,是检讨、反思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与渠道。值得指出的是:从知识层面而论,这项研究最终的目标是拓展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疆域,增进了相关知识的含量,其扩张与入侵性使得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积淀受到不断颠覆、破坏,并源源不断生产出另类成色与类型的社会知识形态,大大扩大与丰富了人们认识的视野。从一定程度上,这种研究的动力源泉是不会枯竭的。
  (3)在国际比较视野下展开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的实证研究。历史与现实表明,在不同国家与不同时期,存在不同形态的黑社会犯罪,尤其在当代社会,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黑社会犯罪在全球的滋生蔓延也在悄悄进行,因此在国际视野下展开实证研究比较研究便是一项重要课题。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主题:
  第一,对比分析。对于黑社会犯罪(有组织犯罪)在各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不同状况、趋势、形态等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不同变量之间所出现的黑社会犯罪(有组织犯罪)所存在的差异,从而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到各地区或各国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的所存在的多种异质性或差异性。这种实证分析,可以选择当下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如俄罗斯、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以及我国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展开相当或者相似历史时期的跨国比较,由此可能更具有对比的现实的与学术的价值。这种宏观对比的实证研究虽然在资料上、数据上存在较大难度,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望增进对于黑社会犯罪的国际视野分析的知识,不同程度上突破了单一一个国家的黑社会犯罪(有组织犯罪)历史的研究方法,在学界应该是一个开启的亮点。
  第二,规律性研究。对于规律的认识也是国际比较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虽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滋生蔓延,但是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发生、演化的历史上可以进行实证分析,总结一些普遍存在的犯罪规律来。这一研究不仅包括了有关黑社会犯罪的有关理论的建构与实证验证的工作,而且也包栝了一些犯罪发生变化的具有大概率意义的观点结论。就前者,一种经验基础上的理论(theory)的建构与形成一定程度上就是表明对事物的概括性认识,通过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不断验证、修正,也就不同程度上表明了对于黑社会犯罪一些共性的通识,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规律性认识方式或者形态,无疑,这项研究工作在国际犯罪学界尚没有很大的投入,所展开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相当薄弱的,因此不仅在观念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也需要有更多的力量予以关注、支持。就后者而言,更需要进行大量的统计分析,得出一些有着数量关系的结论来,以推进从质性向定量认识的转向,以致能够以科学的精确量化话语知识来衡量、表达黑社会犯罪“国际”问题。
  第三,跨国黑社会犯罪(有组织犯罪)的科学研究。随着互联网与通信发展,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诸如香港的三合组、南美的黑社会、意大利黑手党、日本暴力团、俄罗斯黑社会、西非的犯罪集团已经跨出了自己的国界。这些跨国的黑社会犯罪活跃在不同国家,进行多种违法犯罪活动,其组织结构、形态、犯罪手段以及犯罪所涉及的合法与非法的经济领域是非常的复杂的,因此对于这种跨国类型的黑社会犯罪展开实证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对于黑社会犯罪最为新型的发展形态的犯罪组织形式进行关注,同时与一国或者特定区域型的黑社会犯罪进行比较,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当今全球化时代黑社会犯罪的演化渗透形式、发展趋向以及内驱动力的国际、国内因素等,从而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下观察黑社会犯罪问题与探讨防治的策略问题。
  (4)对西方黑社会犯罪(有组织犯罪)研究的概念范畴与基本范式进行本土化,同时予以反思,在本土研究中进行创造性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升、转化、创造出具有普适性新的理论研究范型或者解释模型,从推进国际黑社会研究的整体学术知识体系完善、丰富与发展。具体而言,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于西方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研究的工具性概念、范畴本土化,并在本土研究中突破其概念范畴谱系。当下西方对于黑社会犯罪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工具性范畴、概念,这些范畴与概念是在特定的语境生成的,有着特定的含义,因此在借鉴运用时就需要在我国本土研究中进行提炼、醇化等工作,同时对于这些范畴概念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尚需要反思,明确其可能在我国运用中存在的不足,并发现弥补缺陷或者不足的方法,以致走向完整、成熟。在这方面,我们无论是对于西方黑社会犯罪有关的具体概念体系,还是在解释视角中使用的功能主义、经济、社会网络等分析路径中的核心概念体系,都需要深入其中、认真理解、慎重运用,否则就会出现不少差错问题。
  第二,对于国外理论解释视角、路径进行深入完整理解,并进行创造性思考。如前所指研究有组织犯罪或者黑社会犯罪的理论解释视角或者路径需要完整全面的理解,即不仅需要理解其基本的理论预设、适用的特定范围、解释的张力、工具性范畴概念体系以及解释效力等多个方面,而且还需要创造性思考:它在我国本土研究中可能解释的问题、如何运用才能科学以及与本土的理论解释视角的实质不同是什么等等。同时,还需要在本土研究中予以检验或者验证,以进一步理解其理论科学性、合理性。
  第三,在实践中创造性运用、发展,生成具有本土性、独创性理论解释范式。通过对于国外理论解释视角或路径的实践运用,结合本土实际,创造性予以发展,从而生成具有适合本土、具有重大突破性甚至原创性的新的解释范式或者理论知识体系,走出一条中西结合、洋为中用的理论创造的道路来。一定程度上,当面对西方浩瀚的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研究的文献与琳琅满目的理论闪光时,我们不能不垂涎于这种“捷径”而希望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有着更快的步伐。最后,形成普适性理论解释视角、路径或者理论知识体系。我国黑社会性组织犯罪的研究要在国际黑社会犯罪研究的学术大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我国黑社会性组织犯罪的本土研究不再仅仅拘泥于本国工具性目的的理论研究,而是立足促进国际黑社会犯罪研究的学术发展的行列,承载丰富、完善并发展人类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价值体系等重大的历史使命,从而在研究疆域上纵横驰骋、自由发挥,以傲人的知识成果成就在人类智识的天际上划出一道亮丽的光芒!这无疑是我国本领域研究学者最为美好的理想追求,要实现,就需要艰苦的努力,在前述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总结、创造,形成具有普适性的黑社会犯罪的新的理论知识体系,推进了学术研究的国际发展。或许,这应是未来研“黑”学人群体的“中国梦”。
注释:
  关于这方面的理论论述,可以参见〔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艾彦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348页。   参见何秉松:《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演变过程、规律及其发展趋势》,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1期,第62页;邱格屏:(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60年回顾》,载《犯罪研究》2010年第1期,第6—7页。   之前主要是主要从历史层面进行分析,大体上为历史学界的研究者(参见王敦辉:《黑社会性质组织研究、综述与评价》,载《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34页。)   参见莫洪宪:《有组织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参见王牧:《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149页。   参见康树华主编:《当代有组织犯罪与防治对策》,方正出版社1997年;莫洪宪:《有组织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参见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636页。   Toine Spapens. Macro Networks, Collectives,and Business processes: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Organized Crime, “uropean Journal of Crime,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Justice 18(2010)185”.   参见阮方民、王晓:《有组织犯罪新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治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参见肖剑鸣、皮艺军主编:《罪之鉴:世纪之交中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0—1210页。   参见冯树梁:《中外预防犯罪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9-443页。   参见何秉松:《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参见何秉松主编:《黑社会犯罪的解读》,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参见何秉松:《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台港澳黑社会犯罪研究》,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   参见阮方民、王晓:《有组织犯罪新论——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治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参见郭子贤:《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   参见徐跃飞:《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参见赵颖:《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其中有一篇《黑社会犯罪心理问题对话》是对话性的文章,在此笔者不将其计算在内。上述论文参见《中国犯罪学会研究会第十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犯罪学会编2003年,第138—271页。   参见陈兴良:《序言》,载赵颖:《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上述研究不是说不重要,而是在我国犯罪学界上述研究往往已经模化,存在很大的不足参见王燕飞:《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国际化与本土化为线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9-191页。   参见何秉松主编:《黑社会犯罪的解读》,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341页。   参见贾宇舒洪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分析》,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1期,第83-90页。   参见邱格屏:《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溯源及当今发展态势》,载《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5期,第6-9页。   参见陈兴良:《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理性思考》,载《法学》2002年第8期,第33—430页。   参见贾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分析》,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1期,第83—90页。   参见梁华仁、陈清浦:《黑社会性质犯罪成因及控制体系研究》,载《法学杂志》2003年第2期,第2—5页。   参见游伟、肖晚祥:《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成因初探》,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10—14页。   参见金泽刚:《应对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与防治对策思考》,载《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49—53页。   参见田宏杰:《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成因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4期,第57—59页。   《今年前十月中国共打掉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逾180个》http://www.mps.gov.on/nl6/n983040/nl364127/nl364208/2250766.htaJ2013-3月28日。   参见莫洪宪、黄卫国、张凌主编:《中国犯罪学年会论文集(2010年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03-679页。   参见严励、金碧华:《浙江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证调查分析——以30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为例》,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5—13页。   参见张凌、孟永恒:《北京地区有组织犯罪实证分析报告》,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第44—52页。   参见张旭、顾阳、罗高鹏:《东北地区有组织犯罪特点、成因及预防》,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第53—58页。   参见吴兴民、严励:《广东有组织犯罪基本状况调查报告》,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第59—66页。   参见贾宇、舒洪水:《西北地区有组织犯罪实证分析》,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72—82页。   参见靳高风:《吉林省涉黑犯罪调查及其思考》,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83-90页。   参见唐斌:《江西有组织犯罪实证研究》,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91—99页。   参见莫洪宪、曾彦:《中部地区有组织犯罪实证研究——对湘、豫、鄂犯罪组织特征的调查分析》,载《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期,第86—90页。   参见石经海:《当前涉黑犯罪的特点与成因调查——以重庆11个典型案件为样本》,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3期,第113—123页。   参见姜敏:《犯罪主体视角下涉黑犯罪的特点、成因与对策》,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110—118页。   参见任惠华、马方:《垄断黑金与暴力魅影——王兴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评析》,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121—129页。   参见陈世伟:《女性“由赌及黑”的启示——基于“谢才萍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的分析》,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97—102页。   参见陈银珠:《重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过程和趋势》,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98—102页。   参见阴建峰、万育:《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研析》,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7期,第81—89页。   参见陈世伟:《黑社会性质组织基本特征的实践展开》,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41-48页。   参见李高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探析——以立法解释为视角》,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49—52页。   参见左坚卫、庞晰月:《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中的两个误区》,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22—25页。   参见王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变化及其进一步完善——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观照》,载《时代法学》2011年第5期,第26—31页。   参见梅传强、胡江:《我国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法完善——兼论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相关条款的修改建议》,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2期,第98—107页.。   参见卢建平:《黑社会犯罪刑事立法完善之我见》,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13页。   参见李栋、李波阳:《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因及侦查对策》,载《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74—77页。   参见李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侦查的困境与对策——以重庆打黑经验为视角的实证性研究》,载《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28—33页。   值得说明的是我国有学者立足如何提高侦查打击犯罪的功效上,展开了系统的研究,笔者在之后会专门提及(参见刘莹:《有组织犯罪侦查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参见西南政法大学课题组:《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长效机制建设研究报告》,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5期,第177—193页。   参见林东品:《依法惩治黑社会组织性质的犯罪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载《犯罪研究》2010年第1期,第21—22页。   参见赵秉志、彭新林:《关于重庆“打黑除恶”的法理思考》,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5-9页。   参见严励、蔡军:《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控对策的反思与调整》,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37—41页。   参见周光权:《序: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理论提炼及其价值》,载于天敏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参见于天敏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马皑:《析黑社会组织的特征与社会控制》,载《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210—213页;崔倩倩:《黑社会性质组织生成机制研究——以聂磊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研究样本》,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88—92页;赵国玲、徐然:《黑社会犯罪组织形成机制研究》,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105—109页。   参见肖剑鸣、赵永凯:《重庆“打黑大剧”迷思:“白马”与“打黑”》,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6期,第166—119页。   参见谢勇:《犯罪学研究导论》,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   谢勇、王燕飞:《论有组织犯罪研究——十年回顾、评价与前瞻》,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3期,第84页。   莫洪宪:《有组织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4页。   何秉松:《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271页。   这实际上涉及犯罪学中犯罪概念界定的视角问题。参见王燕飞:《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国际化与本土化为线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8—99页。   有不少学者进行了专门的解释分析。可参见谢勇、王燕飞主编:《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394页。   参见谢勇:《有组织犯罪与社会结构——对我国现阶段有组织犯罪本质特征的犯罪学分析》,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536页。   参见何秉松:《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281页。   参见马硙:《析黑社会组织的特征与社会控制》,载《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210—213页。   邱格屏:《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60年回顾》,载《犯罪研究》2010年第1期,第6-9页。   于天敏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4页,持相似观点还有靳高风:《当前中国有组织犯罪现状与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23页。   我国有不少学者展开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盛清才:《广东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载《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53—57页。   参见石经海:《当前涉黑犯罪的特点与成因调查——以重庆11个典型案件为样本》,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3期,第113—123页。   见于天敏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267页、靳高风:《当前中国有组织犯罪现状与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67页等。   参见冯殿美等:《全球化语境下的有组织犯罪》,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82—89页;刘沛谞、吴辉军:《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特征及相关问题的实证分析——以重庆典型个案为研判样本》,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第68—74页;刘晓明:《论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点及对策》,载《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第28—31页。   李锡海:《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征及打防对策》,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98页。   参见康树华、魏新华主编:《有组织犯罪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284页。   参见崔敏:《黑社会犯罪论纲》,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3—16页;刘尚煜:《黑社会犯罪与对策》,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54-82页。   参见郭子贤:《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68—70页。   参见田宏杰:《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成因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4期,第57—59页。   参见游伟、肖晚祥:《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成因初探》,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10—14页。   参见石经海:《当前涉黑犯罪的特点与成因调查——以重庆11个典型案件为样本》,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3期,第113—123页。   参见赵颖:《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20页;莫洪宪:《有组织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185页;尹亚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原因探析》,载《法制在线》2011年第3期,第48—49页。   参见何秉松、廖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原因论》,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50-56页。   参见马妹:《有组织犯罪成因问题研究》,载谢勇、王燕飞主编:《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206页。   参见王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变化及其进一步完善——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观照》,载《时代法学》2011年第5期,第26—31页;梅传强、胡江:《我国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法完善——兼论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相关条款的修改建议》,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2期,第98-107页。   参见徐跃飞:《论我国“反黑”刑事立法的缺陷及完善》,载《湘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9—10页;黄华生:《台湾地区反黑刑事“立法”及其启示》,《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1期,第31—32页。   参见范宏飞:《试论预防和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立法对策》,载《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3期,第79-82页;蔡霞:《我国涉黑犯罪趋势及法律对策》,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科学报)》2011年第2期,第106—109页;西南政法大学课题组:《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长效机制建设研究报告》,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5期,第193页。.   参见周心捷:《关于我国惩治黑社会犯罪法的立法思考》,载《政法学刊》2007年第6期,第19—26页。   参见辛科:《黑社会性质犯罪的防治对策》,载《政法论丛》2003年第3期,第47—50页。   参见何秉松、廖斌:《论当前我国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预防和控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2期,第11—14页。   参见徐莹:《有组织犯罪侦查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参见阮方民、王晓:《有组织犯罪新论——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治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101页,。   参见卢建平主编:《有组织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0—57页;莫洪宪:《日本惩治有组织犯罪的最新法律对策》,载《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51—55页。   参见靳高风:《当前中国有组织犯罪现状与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7-156页。   参见陈明华主编:《有组织犯罪问题对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3页,何秉松主编:《全球化时期有组织犯罪与对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333页等。   参见邱格屏:《没有万能的理论——评黑手党起源产权理论》,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6期,第110—114页;何秉松:《对狄高·甘贝特“私人保护企业”论的评价》,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6期,第114—116页。   如对于澳门黑社会的研究可参见莫洪宪:《澳门有组织犯罪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参见曹立群、任昕主编:《犯罪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参见莫洪宪主编:《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对我国的影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笔者曾作过统计,可以参见谢勇、王燕飞:《论有组织犯罪研究——十年回顾、评价与前瞻》,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3期,第84—85页。   参见鲁兰:《黑社会性质犯罪服刑罪犯矫正对策探索》,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41页。   我国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尝试。可参见于建嵘:《农村恶势力和基层政权退化——湖南调查》,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第1—14页。   有关这方面的理论进一步论述可参见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这方面的代表性的著作可参见靳高风:《当前中国有组织犯罪现状与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卢建平主编:《有组织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冯殿美等:《全球化语境下的有组织犯罪》,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   参见莫洪宪:《有组织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参见马克昌:《序》,载莫洪宪:《有组织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参见莫洪宪、王明星:《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点及其刑事政策》,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6-13页;莫洪宪、曾彦:《湘、鄂、豫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证分析》,载莫洪宪、黄卫国、张凌主编:《中国犯罪学年会论文集2010年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9—598页等。   参见何秉松:《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何秉松主编:《黑社会犯罪的解读》,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参见何秉松:《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台港澳黑社会犯罪研究》,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   参见何秉松主编:《全球化时代有组织犯罪与对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参见莫洪宪、王明星:《有组织犯罪的多角度透视——评〈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1期,第159—160页。   郭子贤:《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   谢勇、王燕飞主编:《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446页。   卢建平:《序》,载郭子贤:《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参见郭子贤:《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崔倩倩:《黑社会性质组织生成机制研究——以聂磊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研究样本》,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88—92页;赵国玲、徐然:《黑社会犯罪组织形成机制研究》,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105—109页。   我国更多的学者基本上是在法律的规定基础上进行分析,其基本预设上大体上以特定阶段的犯罪组织(集团)为基点进行分析,因此对于当下企业化、公司化的形态也就没有能够有足够理论张力进行解释了。因此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模式学界多有探讨,但是并没有理论张力进行深入分析(参见徐跃飞:《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113页)。   参见赵颖:《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参见赵颖:《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6页。   参见陈兴良:《序》,载赵颖:《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我国有学者其实早就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参见谢勇:《有组织犯罪与社会结构——对我国现阶段有组织犯罪本质特征的犯罪学分析》,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536页。   参见于天敏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周光权:《序》,载于天敏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参见靳高风:《当下有组织犯罪现状与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参见靳高风:《当下有组织犯罪现状与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0页。   参见靳高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及其犯罪的事实性特征分析——关于32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案件的调研报告》,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56—61页。   与相关的研究尚有差距,参见〔美〕路易丝·谢利:《犯罪与现代化》,何秉松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66—196页。   西南政法大学课题组:《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长效机制建设研究报告》,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5期,第177—193页。   参见鲁兰:《黑社会性质犯罪服刑罪犯矫正对策探索》,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7—506页。   陈兴良:《主编絮语》,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我国有学者较早运用案例调研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参见靳高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及其犯罪的事实性特征分析——关于32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案件的调研报告》,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56-61页)。   关于这方面的有关理论论述可参见谢勇:《犯罪学研究导论》,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61-62页;王燕飞:《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导论——以国际化与本土化为线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93页;王牧:《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310-339页。   参见邱格屏:《没有万能的理论——评黑手党起源产权理论》,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6期,第110—114页;何秉松:《对狄高·甘贝特“私人保护企业”论的评价》,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6期,第114—116页;肖剑鸣:《重庆“打黑”大剧”迷思:“白马”与“打黑”》,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6期,第116—119页。   可以参考相关研究理论与观点。参见于建嵘:《扰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18页。   参见谢勇、王燕飞:《犯罪学视野中的社会结构范式解析》,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382页。一些具体的分析可参见曹立群、周愫娴:《犯罪学理论与实证》,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参见鲁兰:《黑社会性质犯罪服刑罪犯矫正对策探索》,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7—506页;靳高风:《当下有组织犯罪现状与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   这方面可以参见郭子贤:《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参见靳高风:《当下有组织犯罪现状与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   参见陈兴良:《序》,载赵颖:《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参见李海东:《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与刑法理论》,载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参见王燕飞:《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导论——以国际化与本土化为线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7—232页。   参见许章润主编:《犯罪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6页。   莫洪宪、王明星:《有组织犯罪的多角度透视——评〈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1期,第160页。   参见曹立群、周愫娴:《犯罪学理论与实证》,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参见王燕飞:《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导论——以国际化与本土化为线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页。   参见王燕飞:《何谓“实证研究”——中国语境下的反思性检讨》,载张凌、郭立新主编:《社会管理创新与犯罪控制——中国犯罪学学会年会论文集(2012年)》,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608-613页。   参见莫洪宪:《有组织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245页;罗利达:《当前流氓恶势力犯罪特点、原因及预防打击对策》,载《公安研究》,2004年第11期,第30—32页。   笔者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最近的研究论文。参见:Toine Spapens. Macro Networks,Collectives,and Business process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Organized Crime,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e,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Justice 18(2010)185-215;Petter Gottschalk. Maturity Levels for Crimi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Crimeandjustice36(2008)106-114; PhilWillams&RoyGodson. AnticipatingOrganizedandTransnationalCrime, Crime, Law&SocialChange 37(2002)311-355; JeffreySottMcillwain. OrgainzedCrime: ASocialNetworkapproach, Crime, Law&SocialChange 32(1999)301-323; Don Liddick. The Enterprise “Model” of Organized Crime ; Assessing Thoeretical Propositions, Justice Quarterly: JQ: Jun(1999)403-430; Lo Shiu Hing. Casino Politics,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Post-Colonial State in Macau,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5),14(43),May,207-224;Letizia Paoli. Italian Orgnised Crime:Maf?a Associations and Criminal Enterprises ,Global Crime Vol.6,No.1,February (2004),19-31;KImis von Lampe. Assessing Organized Crime: The Case of Germany,pulished online in ECPR Standing Group Newsletter Organised Crime No.3,September 2002,1-28; Andren Mario Lavezzi. Economic structure and Vulnerability to organised crime: Evidence from Sicily, Global Crime Vol.9. No.3, August 2008,198-220;Mittie D. Southerland and Gary W. Pottet, Applying Organization Theory to Organized Crim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 Vol.9. No. August 1993等等。   参见于天敏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274—278页。   这里的理论(theory)是指科学理论。参见王燕飞:《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导论一以国际化与本土化为线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   我国有学者注意到了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有关的外国人阴谋集团/官僚主义模式论、保护关系模式论和企业论等具体理论进行了分析,但是却缺乏在本土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本土的理论来。而是往往从思辨角度进行一些逻辑的建构。参见何秉松:《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282页。   参见莫洪宪主编:《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对我国的影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卢建平主编:《有组织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我国学者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进行有关理论探讨,可参见岳平:《当代中国犯罪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有学者从文化上进行论及,参见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吴桢译,北京大学出版1986年版,第3页。   有学者对于研究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实证研究的层面”的分析,将其分为基础理论研究、政策基础研究、政策研究三个层面,并且论述了这三个层面的关系,这一探讨可以对于笔者下述的分析有启发与支撑意义(参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226页)。   〔英〕迈克尔·马尔凯:《科学与知识社会学》,林聚任等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参见宋浩波、靳高风主编:《犯罪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534页;张远煌:《犯罪学原理》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182页。   参见周路主编:《当代实证犯罪学新编——犯罪规律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王牧主编:《新犯罪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参见王燕飞:《我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整体性反思》,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参见岳平:《当代中国犯罪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参见曹立群、周愫娴:《犯罪学理论与实证》,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截至目前,我国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的成果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等期刊予以刊发,同时在法学核心期刊也有不少,事实,在学界大体上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一个主要研究的犯罪类型。   这是指何秉松教授2009年组织召开的“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国际论坛”,其成果就是《全球化时代有组织犯罪与对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另外中国犯罪学会与日本建立了“中日有组织犯罪合作研究”项目。   李忠信主编:《国外有组织犯罪》,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关于这一点我国有学者进行了一些思考。参见王牧:《“中国犯罪学基础理论高峰论坛”实录》,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6—387页。   参见〔美〕理查德·昆尼、约翰·威尔德曼:《新犯罪学》,陈兴良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国外有学者展开这方面的分析。参见Sue Titus Reid Crime and Criminology McGraw-Hill High Education Eighth Edition Group,Incl997, p.360.   参见〔美〕W.理查德·斯格特:《组织理论》,黄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5页。   Sue Titus Reid,Crime and Criminology, McGraw-Hill High Education Eighth Edition Group,Incl99,p.362.   参见李忠信主编:《国外有组织犯罪》,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5、75页等。   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吴桢译,北京大学出版1986年版,第2页。   无论前述所指出的我国有学者的“非法控制的社会结构论、社会共生/寄生的利益暴力寻租论还是有组织暴力的非法社会势力论不同观点,从方法论上基本是从事物本身的属性为视角进行判断事物的性质的,而且大体上是功能主义的认识路径。   Schmalleger Frank, Criminology today: an integrative introduction 3rd, Pearson Education, Inc2002, pp.366-382.   Schmalleger Frank, Criminology today: an integrative introduction 3rd, Pearaon Education, Inc,2002, p.376.
出处:《刑事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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