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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家鑫的罪与罚
变迁时代的共识“断裂”与制度“危机”
艾佳慧
上传时间:2017/7/13
浏览次数: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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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是件公共事务:公众感到他们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事实上,一个论题往往包含了制度安排中的某个危机,或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矛盾”或“对立”。
  ——C·赖特·米尔斯{1}
  一部健全的法律的第一个要求是它必须回应社会的实际感受与要求,无论这些感受与要求是对是错。
  ——霍姆斯{2}
  一、引子
  2003年春的孙志刚案开启了以个案影响法治的影响性诉讼的先河。在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不期而至的断裂社会{3}的到来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矛盾的急剧深化,使得因行政强权、司法不公、道德焦虑而生发的影响性诉讼越来越多,由此引发的公众参与和讨论也日趋充分和激烈。药家鑫案即是此类案件中最晚近、社会影响也最大的一起。
  其实,不管是按照“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常理,还是依法律人的理性和思维方式,被告人认罪且犯罪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毫无疑义的药家鑫案都不应该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但吊诡的是,就是这样一件看似简单的刑事案件却在2011年的春夏之交引发了亿万中国人的关注和激烈争论。在司法声誉已然接近破产边缘的今天,在一审结果(甚至二审和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结果)出来之前,在虚拟的网络世界,药家鑫的死还是不死竟然成为很多网民用以评判中国司法是否还残存一丝公正的标志。也因此,当药家鑫被西安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之后网上一片欢腾,虽然当一条鲜活年轻的生命最终在950万考生走上高考考场的6月7日那天戛然而止时,大家也不免陡升怜悯、唏嘘、惋惜和感叹。
  以张妙被害为起点,药家鑫赎罪伏法为终点的作为刑事个案的药家鑫案已然执行终结了,但就药家鑫案及其折射出来的诸多法律和社会问题展开的严肃的学术讨论才刚刚开始。
  先不考虑现行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不合理导致的“撞伤不如撞死”的不当激励问题(这恐怕需要专文另行讨论),以及药家鑫案审理过程中隐含的刑事和解问题、量刑程序问题以及更理论化的刑民边界问题,本文仅集中关注以下有内在关联的三个问题:1.在中国的制度语境下,嵌在定罪、量刑和刑罚执行这一整体性制度安排中的死刑废除和缓刑问题(背后隐含了法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在理念上的矛盾和冲突);2.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一波三折背后可能的司法不公以及潜藏的合法性问题;3.以上两个问题折射出来的中国转型变迁时代隐含的制度“危机”和共识“断裂”,以及如何在制度和话语的层面上弥合“断裂”并消解“危机”。
  二、整体性制度视野下的废死与缓刑
  药家鑫案中引发公众争议的核心问题就是交通肇事撞伤人之后又下车捅死伤者的药家盡应不应该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在长达数月的大讨论中,一边是主张敬畏生命、坚持人道主义和呼吁废除死刑的部分法学家和自由派知识分子(陕西五教授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以药家鑫案为契机废除死刑就是其代表),一边是认定“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一朴素真理的普通民众,药家鑫当死还是不当死再次引发了法治“精英”和普罗大众之间的激烈争论和理念冲突(虽然与2003年末的刘涌案相比,此次的程度较轻)。
  正如许多研究早就指出过的,自18世纪中叶贝卡利亚倡导废除死刑以降,死刑一直是近现代刑事政策和刑事法研究中最具争论性的问题,关于死刑存废的论争也一直是各种社会心理和价值判断激烈交锋的场所。{4}“作为一个不仅仅限于智识领域的社会问题,死刑问题的根本解决取决于学者、民众与决策者在法律、道德、社会情感以及政治生活等领域里的多重博弈,最后达致一个结构复杂的均衡状态。”{5}因此,虽然西方诸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了废除死刑的发展新阶段,{6}但在中国,就当前的社会心理和制度语境而言,全面废死不仅不可能也无法获得正当性支持。基于此,陈兴良教授才坦言“从应然性上来说,我是一个死刑废止论者;从实然性上说,我是一个死刑存置论者——确切地说,是一个死刑限制论者。”{7}梁根林教授也在死刑存置的前提下提出“规限、转处、废止死刑罪名,缩小死刑适用范围”的实用主义的死刑控制论纲。{8}
  就刑法学界已经大致达成共识的死刑限制论——即“只有故意导致致命性结果的犯罪(包括故意杀人以及实施其他犯罪而故意导致致命性结果的情况)、使用暴力强制手段造成其他严重的侵犯人身后果的犯罪(如奸淫幼女),才得适用死刑。”{9}——而言,对故意杀人且手段残忍的药家鑫适用死刑其实毫无问题。因此,此轮争论中那些高唱普世价值、生命可贵的废死论者并没有找对靶子,在药家鑫案以及类似的故意杀人案中不适用死刑不仅在刑法理论和刑事政策上站不住脚,更无法说服民众认同并接受他们太理想主义因而不太靠谱的理念主张。
  如果对药家鑫适用死刑毫无疑义,接下来一个引发法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的争议焦点就是要不要对其适用缓刑。“判处死刑,但缓期二年执行”(即“死缓”)是中国刑事司法中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其制度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建国初期在镇压反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性主张,即“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10}在刑法学家看来,“死缓制度既宣示了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严厉惩罚,又实质性地限制了死刑实际执行的数量,是全面贯彻和体现我国基本死刑政策的重大制度创新。”{11}因此,在法治精英们看来,作为一个定罪之后的量刑问题,对既是初犯又有自首情节的药家鑫适用死缓就是一个符合我国长期坚持的死刑基本政策(即“保留死刑,坚持少杀,严禁错杀”)的正确量刑。
  但在当下中国的复杂背景下,这样一个看似合理的量刑建议(不管提出者是药家鑫的辩护律师还是部分法学者)为何遭到民众的口诛笔伐和围剿?表面看来,原因在于判处死缓实质上就是以长期监禁的自由刑替代了最严厉的生命刑,其能有效威慑并充分实现罪刑相适应的逻辑前提是实践中的刑事执行制度必须保证长期监禁不掺任何“水分”。由于驾驶红色雪佛兰小轿车撞伤张妙的大三学生药家鑫及其家庭被广大网民推定为有钱有势的权贵或准权贵阶层,比书斋里的法学家更了解中国“法治”现实的网友们坚信一旦判药家鑫死缓,在权钱交易盛行且错漏百出的中国刑罚执行(即监狱)阶段,药家注定会通过各种关系和方式花钱减刑。如果药家鑫几年后就能出狱,一纸死缓判决就根本不能有效威慑未来不特定的“张家鑫”、“李家鑫”们。不仅如此,作为刑法基石之一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会成为具文,基本的刑罚正义和司法公正更是无法实现(想想张妙的惨死和她嗷嗷待哺的幼儿)。因此,正是由于可能的实际刑罚和字面上的死刑判决相距遥远,普通民众心中一种朴素的不可撼动的基本正义感才受到威胁和挑战。{12}这也许才是广大网友质疑和反对对药家鑫适用死缓(更一般地,还要加上刘涌和所有贪腐官员)这一量刑建议的原因。
  更进一步,如果现实中的死缓执行确因被告人及其家庭拥有的权力和财富情况而有巨大分别(背后隐含着现实版的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为何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识,作为知识精英的法学家们却要么看不到要么看到了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在前者,法条主义的法学教育及其狭隘的思维方式使得部分法律研究者只关心字面上的法律和判决,不仅不清楚“字面上的法往往不抵现实中的法”、“纸上的判决往往不等同于实际的处罚”这一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常理,也不理解包括了“刑侦——公诉——立案——审判——判决——(上诉)——执行”一系列阶段的刑事司法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和整体性制度安排,嵌入在这一动态过程和整体性制度安排中的任何一个制度的实际效果不仅依赖于自身合理的制度设置,更依赖于前后制度的有力支撑和辅助。因此,虽然霍姆斯早就正确地指出了“更轻的刑罚与更轻的犯罪相适应,更重的刑罚则与更重的犯罪相适应”{13},但要保证正义的真正实现以及刑罚有足够的威慑力度,则必须加上一个基于整体制度观的制度性前提,即刑罚应能被完全且实际地执行。
  就药家鑫案而言,由于其自首且认罪的前提,从刑侦到定罪的一系列过程其实都可以简化,{14}对刑事法官而言,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量刑以实现刑罚正义并在个案中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刑法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不仅如此,在整体制度观的视野下,由于法庭量刑所欲的威慑功能和预防效果还需要实际的刑罚执行支持,如果后面的刑罚执行阶段有可能出现制度性的纰漏和问题,为保障刑法目标和威慑功能的实现,前面的量刑就应更严厉以防止实践中的罪刑不相一致以及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在当前的中国,在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等诸多刑事执行制度早已被司法腐败和权钱交易败坏的今天,这就是被推定为“军二代”的药家鑫虽然有自首情节,民众却仍然不肯放过他的原因。也因此,药家鑫案中的相关法院(先排除可能存在的司法不公)和部分活跃在话语层面的法学家之所以受到公众攻击,就在于他们/她们太教条主义,也太天真了,忘记了刑事司法制度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持或者相互牵制的整体,而以一种理念的逻辑替代了实践的逻辑。
  在后者,一些法学家可能也看到了刑事判决和刑罚执行之间可能的巨大差异,但为了实现通过有社会影响的刑事个案推动制度变革(比如建立刑诉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实现废除和限制死刑等据说是很人道也很先进的目标)、促进民众法律意识的转变等目的而有意或战略性地忽视了这一差异。这种追求值得认同,但问题有二:
  其一,我曾就2005年至2009年度经《南方周末》网络公选出来的50个影响性诉讼进行过一番实证考察,结论是在2005年至2009年间,公众舆论影响这些影响性案件最终结果的比率越来越高,而通过个案影响法治变革的比率越来越低。{15}因此,在司法不独立且司法公信力降至冰点的今天,在中国式影响性诉讼的法治影响力逐年快速减弱的大背景下,希望通过个案推动法治发展和观念变革不仅很难实现,还容易反过来引发强烈的民意反弹。
  其二,就药家鑫案及其背后隐含的废死问题而言,在大陆法系的框架下,是应该立法先行还是在个案适用上“试水”?虽然我们承认在目前民意一片反对废死的背景下,立法根本不可能(正如一位网友指出的,司法审判,只需法官独立判决,但修法却必须有民意支持),也理解法学家们希望通过个案式的点滴进步影响民众法治观念的良苦用心,但一方面,支持废除或者限制死刑的法学家们“以尚未入法的‘先进理念’去裁量、评判和抨击死刑判决,本身就是与‘有法必依’的原则相冲突,是一种法外的干涉{16}另一方面,霍姆斯早就说过:“一部健全的法律的第一个要求是它必须回应社会的实际感受与要求,无论这些感受与要求是对是错。”{17}当社会大众就是不认同废死之时,法学家们的追求是不是有点太过超前而与社会脱节了?
  因此,在药家鑫案中,不管是因缺失整体性的制度关照而凸显其理论“盲点”的废死论者,还是希望以个案推动法治进步和观念变革的刑法学家,由于忽视了中国司法的现实,在与现实主义的、坚持后果论和朴素正义观的普通民众的正面交锋中,无论在理念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统统败下阵来就不是偶然的了。
  三、一波三折背后可能的司法不公以及统治合法性
  前文已经提到了中国司法不容乐观的现实,在此,我将进一步展示药家鑫案之所以引发广大民众围观和激烈争论背后可能的司法公正问题以及更深一层次的统治合法性问题。
  不同于此前几年的很多影响性诉讼,药家鑫案既没有从一开始就获得全国性的集中关注(比如有案件事件化嫌疑的“邓玉娇”案,又比如一旦事发就有全国性影响的唐福珍案),也不是在一审结束之后(比如许霆案和彭宇案)或二审终审后(比如佘祥林案和“临时性强奸”案)才因判罚不公或出现冤案而引发网民热议。在药家鑫投案自首后的一个多月以后(即2010年11月28日),当地的《华商报》才有该案的首发报道,一直到原定于2011年3月3日开庭的一审被延迟,直至到3月23日开庭但并没有当庭宣判结果的庭审之前,关于药家鑫的报道和关注都是零散和地区性的,并不具有辐射全国的影响力。转折点来自2011年3月24日CCTV13频道的“法治在线”节目。
  在该节目中,来自中国公安大学专攻犯罪心理学的李玫瑾教授一番对药家鑫颇有同情意味的“孩子弹钢琴”论由于触动了当下中国最敏感的贫富差异“神经”而引发了网络民意的强烈反弹。
  由于央视拥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和辐射范围,自此一论,药家鑫案遂成为全国网民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案件。不仅如此,网友们顺藤摸瓜还发现了药家鑫案中不少异于常理的地方,比如这么一个被告自首认罪、犯罪事实清楚、法律适用简单的刑事个案,为什么启动公诉就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刑事诉讼法规定普通程序审的案件其法定审限只有一个月(最长也不能超过一个半月),为何药家鑫案的开庭审理时间在已经超过法定审限后还能一拖再拖?这背后有什么古怪?西安中级人民法院在庭审当日,为何要向旁听人员(其中大多是药家鑫的师友以及西北政法大学的学生)发放可能影响法院判决的、内含了量刑意见的《旁听人员旁听案件反馈意见表》?为什么同情药家鑫的声音会出现在央视这样的主流媒体,背后的力量想主导怎样的舆论?为什么药家鑫在看守所新年晚会上的歌唱视频会流传到网络上,是不是也想通过让网友们直观地感受一个拥有艺术才华的年轻生命,从而对其陡升同情而网开一面?为什么在一般的命案中,为保亲人的命,被告人家属都会积极主动地联系被害人家属,真诚地赔罪道歉并赔偿对方满意的钱款以获得对方的原谅,但药家在药家鑫出事之后却根本不和受害人家属联系,即使对方主动联系后也是挂断电话?这一切的一切背后是不是暗示着药家早就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布局,由一个手眼通天的“操盘手”在运作,最终目的在于内通司法外控舆论以保住药家鑫的命呢?
  由于以上种种不合常理之处,再加上只是大三学生的药家鑫就拥有一部让一般家庭都无法企及的小轿车,其家人又一直保持神秘姿态,网友们自然将药家鑫归入“富二代”、“官二代”或“军二代”,将不露面的药家归入令老百姓痛恨的权贵阶层。基于此,在无论是整体的司法公信力(当前的中国司法早因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败坏了其足以取信于民的司法声誉),还是局部和微观的司法环境(几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本院院长状告本院法官的荒唐案件就出在这里{18})都无法令人相信的背景下,网民们有理由相信一波三折的药家鑫案审理背后肯定有某些不可告人的权钱交易和隐秘“勾当”。不管药父药庆卫在药家鑫一案二审之后开通微博如何声明其不仅只是一个普通人,而且自始至终都没有找过任何人,也无法消除广大网民的疑惑以及打消掉在中国的制度语境下将前述疑问与司法不公之间进行的逻辑勾连。虽然药父指责被害方律师张显有通过微博编造事实、引导舆论之嫌,但如果说司法不公问题隐含了新世纪初经济高速增长背后中国社会内在的制度危机和社会矛盾之一的话,在缺少独立、公正、有效的中立第三方(即法院)的前提下,这或许只是影响性诉讼中的张显们为什么需要通过微博和网络媒体引发公众参与讨论继而再通过公共舆论影响案件结果的无奈之举。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药家父母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不愿意见受害人家属并挂断其主动打给他们的电话,确实如药庆卫所言是因为没有勇气面对或者压力太大,并不是因其有手眼通天的关系而不屑于求得被害人家属的原谅;相关司法机构也确实是按照法定程序在走(虽然可能因效率不太高而有延迟的问题),在庭审时发放量刑意见表也确实是西安中院一以贯之的做法并不因药家鑫案而有所分别,因此并不存在任何司法不公的情形。先不说这样的说辞大家不大可能相信和接受,即使真的如此,因药家鑫案引发的这波民意震荡及其背后隐含的统治合法性危机其实更值得我们讨论和反思。
  仔细分辨围绕着药家鑫案发出的诸多声音,我们发现主流媒体(以 CCTV为代表)和网络媒体(特别是微博这一发展神速的网络自媒体)、上层社会(在主流媒体侃侃而谈的知识精英)和草根阶层(活跃在天涯、豆瓣、谷歌、百度等网络空间的亿万网民)在药家鑫的生死问题上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异。这不仅意味着民意(在广义的层面上)出现了分裂或者断裂,而且,当垄断了话语权、代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并意欲对药家鑫案进行舆论导向的主流媒体和上层精英遭到广大网民齐声痛骂之时,背后可能就蕴含了一定的社会危机。
  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韦伯进一步指出,这个统治阶级思想要想真的占据主导地位必须同时获得被统治阶级的认可和遵从,因为统治合法性是个巨大的社会力量,它并不来自于超验的自然法,而来自于人们的行动实践和社会认同。因此,区别于基于暴力的秩序,不管是克里斯玛型统治、传统型统治还是法制型统治都是一种基于认同的秩序,而让被统治者相信一种统治制度具有正当性或合法性的信念,有助于稳定一种权威关系。{19}因此,在当代中国,正如冯象先生指出的,草根民意的正当性和民主诉求,是党和政府包括法院在内一切机关的合法性基础。由于包括药家鑫案在内的诸多影响性诉讼本质上是司法腐败的症候,而非法学(知识)问题;是阶级分化和冲突的产物,而非正当程序问题。当技术的进步(互联网)使得冲突无法用“正当程序”来遮掩之时,稳定的统治权威关系因此堪忧。{20}
  四、代结语:如何化解制度危机、弥合共识断裂
  药家鑫已死,但药家鑫案留给我们的思考还远未结束。就本文所关注的角度而言,围绕着该案激发的激烈争论和民意震荡隐含了转型变迁时代的中国在制度和话语层面的两大隐忧。在制度层面,或明或暗的司法不公已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当前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言论自由的缺失(或者主流话语权的不合理垄断)又阻断了媒体和民众有效监督国家公权力并对其滥用形成有效威慑的意见渠道,制度危机因而隐然可见。在话语层面,自刘涌案以来,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一直在是否废除死刑、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涉及先进法治理念与传统中国现实的问题上形成对峙,这种共识的断裂同样体现在药家鑫案中。
  如果我们同意药家鑫案及其争论的背后隐含着当代中国面临的某种制度危机和共识断裂,为防止未来出现真实的危机,该如何在制度的层面消解这一危机并弥合共识的断裂?
  就制度危机而言,治本之策在于既包括为重建司法声誉和司法公信力而应开展的一系列司法改革举措,也包括建立足以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以有效监督和威慑不当公权力使用的若干制度。治标之策很简单,就是进一步推动正在进行的量刑程序改革并保障诉讼过程的公平、公开和透明。就共识断裂而言,虽然冯象先生指出“法治的功用,就是制造断裂,破坏共识,以实现并维护产权复辟”{21},但以现实主义的角度观之,在话语的层面上尽量弥合法治精英和普通公众之间的共识断裂还是有其整合社会(不管是利益取向还是价值观念)之功效。但该如何弥合?任务或许应该落在我们的知识精英(尤其是法治精英)身上。虽然法治的理想非常诱人,精英们却需要多看看脚下的这块土地以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普通民众,因为“只要法律的规则还是或应当是基于被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那么就没有一项基于绝对无私理论的规则能够被设定而不会造成法律与实际信仰的断裂。”{22}正如我在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只有更务实、更后果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考和言说才能让民众认同并接受,也才可能“缝补”和“弥合”这一多少已然断裂的共识。
  就消解制度危机和弥合共识断裂而论,可以深入讨论的问题还很多,但这却并不是这篇评论性文字的任务了。
注释:
  {1}[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页。
    {2}[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霍姆斯读本:论文与公共演讲选集》,刘思达译,张芝梅校,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3页。
    {3}“断裂社会”是孙立平教授基于中国现实提炼出来的一个概念,参见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中国刑法学界就死刑存废展开的学术研究颇为壮观,《北大法律评论》还曾专门就死刑问题开设过主题研讨,具体的内容请见《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435页。
    {5}《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编者导言第331页。
    {6}根据大赦国际的统计,截至2002年底,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总数已达到111个,其中绝大多数是经济发达、法制健全的西方国家。转引自梁根林:《中国死刑控制论纲一一立足于具体国情的制度设计》,载《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
    {7}陈兴良主编:《中国死刑检讨——以“枪下留人案”为视角》,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8}参见梁根林:《中国死刑控制论纲——立足于具体国情的制度设计》,载《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5~399页。
    {9}参见梁根林:《中国死刑控制论纲——立足于具体国情的制度设计》,载《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页。
    {1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1页。
    {11}参见梁根林:《中国死刑控制论纲——立足于具体国情的制度设计》,载《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
    {12}就犯罪、刑罚和正义之间的关系而言,黑格尔早就以类似数学的形式声称,罪行是对正义的否定,而刑罚则是对这一否定之否定,或者说报应,因此为实现正义,刑罚必须在与犯罪成比例的意义上相当。(转引自[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霍姆斯读本:论文与公共演讲选集》,刘思达译,张芝梅校,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4页。)
    {13}[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霍姆斯读本:论文与公共演讲选集》,刘思达译,张芝梅校,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8页。
    {14}在陈瑞华看来,在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案件中,以正当程序、程序正义为目标的正当程序模式出现了例外,正当程序模式下的证据规则也自然没有了适用的空间。由于被告方和国家对抗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此类案件的审理就应专注于量刑问题,如何使得量刑更为准确便成为量刑程序设置的主要目的。(参见陈瑞华:《量刑程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5}参见艾佳慧:《网络时代的影响性诉讼及其法治影响力——基于2005—2009年度影响性诉讼的实证考察》,载《中国法律》2010年第4、5期。
    {16}来自天涯杂谈网友“关不羽”讨论药家鑫案背后的废死问题的网络热帖,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l/434187.shtml,2011年7月15日最后一次访问。
    {17}[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霍姆斯读本:论文与公共演讲选集》,刘思达译,张芝梅校,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3页。
    {18}参见陈海、刘向晖、金凌云:《“法官谋杀院长案”调查》,载《南方周末》2003年9月11日。
    {19}这是韦伯政治社会学思想的核心观点。See,MaxWeber, 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对韦伯主要学术思想的全面解说,参见[美]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刘北成等译,刘北成校,顾忠华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31~242页。就政治社会学而言,可以参见该书的第三部分“统治、组织与正当性:韦伯的政治社会学”。
    {20}这段话是冯象先生在我请其就本文初稿多提批评意见的回复邮件中所言,不过稍有文字上的调整。
    {21}这也是冯象先生在回复邮件中的一句话,但先生对现代法治、程序正义和产权制度的反思却是一以贯之的,其基本思想大多体现在《政法笔记》一书中。相关问题的更多讨论,请参见冯象:《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2}[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霍姆斯读本:论文与公共演讲选集》,刘思达译,张芝梅校,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6页。
出处:《刑事法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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