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
 今天是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刑事文苑>>学术文章
清代监守自盗罪刑罚体系研究
秦化真
上传时间:2017/7/13
浏览次数:737
字体大小:
  监守自盗,汉代即有记载。唐律之后,“监守自盗”的概念基本定型,相关规定也愈加规范。在《大清律例》中,监守自盗是六赃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罚最重,故独居一等”。中国古代以“刑”为中心构建刑律罪刑体系,并先后形成了以肉刑为中心的“旧五刑”体系和以劳役自由刑为中心的“新五刑”体系。在监守自盗律罪刑体系中,刑罚居于中心地位,是监守自盗罪研究较为核心的组成部分。
  一、监守自盗刑罚体系演变史
  有清一代,监守自盗罪的刑罚体系历经变革。《大清律例》是监守自盗刑罚体系变革的逻辑基础。大清律是万世之法,疏阔简略,难以涵盖情伪万端,但又不允许随意修改。因此,清代大量修例,并形成定制。在例的不断增删修改过程中,出现了所谓“以例代律”的现象。清代监守自盗刑罚体系之变,主要体现在“例”的发展变化之中,“律”的规定稳定不变。
  (一)清初关于监守自盗刑罚体系的基本规定
  《大清律》关于监守自盗刑罚体系的基本规定如下:“……一两以下,杖八十;一两之上,至二两五钱,杖九十;五两,杖一百;七两五钱,杖六十徒一年;一十两,杖七十徒一年半;一十二两五钱,杖八十徒二年;一十五两,杖九十徒二年半;一十七两五钱,杖—百徒三年;二十两,杖一百流二千里;二十五两,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三十两,杖一百流三千里;(杂犯三流,总徒四年)。四十两,斩。(杂犯,徒五年)。”
  清初仍在沿用明代《问刑条例》。《大清律辑注》原文记载其关于监守自盗罪“两级六类”刑罚体系,即是明证。
  结合“大清律”和《问刑条例》相关规定,清初监守自盗刑罚体系的基本状况如下(表一):
  表一清初监守自盗刑罚体系基本状况
┌─────────────┬─────────────┬─────────┐
│额度           │法定刑罚         │梯度       │
├─────────────┼─────────────┼─────────┤
│四十两以下依律      │杖九十至三流(总徒四年)  │杖、徒      │
├─────────────┼─────────────┼─────────┤
│四十两以上(五十两以下)  │斩,杂犯,准徒五年    │徒        │
├─────────────┼─────────────┼─────────┤
│五十两至二百两(沿海沿边、 │俱问发边卫永远充军    │充军       │
│京仓六漕、其余腹里等)   │             │         │
├─────────────┼─────────────┼─────────┤
│二百两以上(沿海沿边)   │俱照本律,仍作真犯死罪,系│斩        │
│             │监守盗者斩,奏请定夺   │         │
├─────────────┼─────────────┼─────────┤
│三百两以上(京仓六漕)   │俱照本律,仍作真犯死罪,系│斩        │
│             │监守盗者斩,奏请定夺   │         │
└─────────────┴─────────────┴─────────┘

  (二)新的监守自盗刑罚体系初步形成
  雍正三年删定条例,清律关于监守自盗刑罚体系完整继承《问刑条例》的状态基本结束。乾隆五年,修订新的关于监守自盗刑罚体系的条例,其基本内容如下:
  凡侵盗仓库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下者,仍照本律拟斩,杂犯,准徒五年;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候,遇赦准予援免;如数逾一万以上者,不准援免。文武官员犯侵盗者,倶免刺字。
  据《读例存疑》可知,该条例系根据雍正十三年谕旨于乾隆五年改定,且最终进人嘉庆六年修并例。乾隆五年例初步建构了清代历史上首个完整的监守盗“仓库钱粮”刑罚体系,成为清代监守自盗刑罚体系演进的基本点。
  至乾隆五年,清代监守盗“仓库钱粮”刑罚体系演进至如下表之状态(表二):
  表二清代监守盗“仓库钱粮”刑罚体系演进
┌─────────────┬─────────────┬─────────┐
│额度(侵盗仓库钱粮)    │法定刑罚         │梯度       │
├─────────────┼─────────────┼─────────┤
│40两以下         │杖八十至三流(杂犯总徒四年)│杖、徒      │
├─────────────┼─────────────┼─────────┤
│40两(以上)        │斩,杂犯,准徒五年    │徒        │
├─────────────┼─────────────┼─────────┤
│40—1000两        │照本律拟斩,杂犯,准徒五年│徒        │
├─────────────┼─────────────┼─────────┤
│1000两以上        │拟斩监候,遇赦准予援免  │斩监候      │
├─────────────┼─────────────┼─────────┤
│10000两以上        │拟斩监候,遇赦不准援免  │斩监候      │
└─────────────┴─────────────┴─────────┘

  (三)监守自盗刑罚体系进一步细密严谨
  乾隆三十一年,“刑部议覆湖北按察使雷畅条奏”论及乾隆五年例之不足,认为在监守盗赃40两至1000两之间不存在任何刑罚梯度,似有问题:第一,监守盗四十两与监守盗999两,所处刑罚一致,明显不妥。“惟是四十两以上至一千两,其间多寡,相去悬殊,即定罪亦当区别。祗缘律例内并无明文,则凡盗至四五百两或八九百两,统谓之一千两以下,得与四十两同科。”第二,国帑责任重大,而监守盗银至1000两,仅处“准徒五年”刑罚,罪刑显失平衡。“国家带项,攸关责重。监临主守若敢于取携自便至数百两之多,仅得一徒五年之罪,未免情重法轻。”第三,围绕1000两这个关节点,1000两以下,处以徒刑;1000两以上,则拟以斩监候。“千两上下,徒与斩出人相悬”,刑罚结构不甚合理,较易滋生“玩法”现象,“设承审之员稍有瞻徇,难保无高下其手”。
  刑部认同上述建议:“惟是四十两至一千两,银数既大相悬殊,准徒之与实斩,罪名亦大相悬绝。若不分其等级,以次递加,未为允协。今据该按察使奏请,分别递加办理。”结论便是在40两以上至1000两以下区间内,予以刑罚分等,最终形成乾隆三十一年例,其基本内容如下:
  “监临主守侵盗仓库钱粮,入己数在一百两以下,仍照本律拟斩,杂犯,准徒五年外;其一百两以上至三百两三十两,即于徒罪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三百两三十一两至六百六十两,加二等,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六百两六十一两至一千两,加三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一千两以上者,仍照例拟斩监候。”
  乾隆三十一年例规定的监守自盗仓库钱粮刑罚体系相较于乾隆五年例所规定的刑罚体系,细密严谨程度大大提高(表三):
  表三乾隆三十一年监守自盗仓库钱粮刑罚体系
┌──────────────────┬─────────────┬─────┐
│额度                │刑罚           │梯度   │
├──────────────────┼─────────────┼─────┤
│四十两以下             │杖80至三流(杂犯总徒4年)  │杖、徒  │
├──────────────────┼─────────────┼─────┤
│四十两(以上)            │斩,杂犯,准徒5年     │徒    │
├─────────┬────────┼─────────────┼─────┤
│侵盗仓库钱粮   │40—100两    │斩,杂犯,准徒5年     │徒    │
│40—1000两    │        │             │     │
│         ├────────┼─────────────┼─────┤
│         │100两以上至330两│杖100流2000里       │流    │
│         ├────────┼─────────────┼─────┤
│         │330两以上至660两│杖100流2500里       │流    │
│         ├────────┼─────────────┼─────┤
│         │660两以上至1000 │杖100流3000里       │流    │
│         │两       │             │     │
├─────────┴────────┼─────────────┼─────┤
│侵盗仓库钱粮1000两以上       │拟斩监候,遇赦准予援免  │斩    │
├──────────────────┼─────────────┼─────┤
│侵盗仓库钱粮10000两以上       │拟斩监候,遇赦不准援免  │斩    │
└──────────────────┴─────────────┴─────┘

  (四)监守自盗刑罚体系最终定型
  乾隆五年例和乾隆三十一年例已不见于嘉庆六年后各种清代律例刊刻本。该两条例基本内容已被嘉庆六年修并例吸收。据《读例存疑》可知其修并该两条例的基本情况:“此例原系四条,一系乾隆五年,遵照雍正十三年谕旨改定;(一千两以上,拟斩。)一系雍正十三年定例。(完赃减免,又犯赃。)一系乾隆二十三年,兵部奏原任道员钮嗣昌坐台期满折内,钦奉上谕,恭纂为例。(完赃,不准减等。)一系乾隆三十一年,刑部议覆湖北按察使雷畅条奏,因纂为例。(一百两以下,至一千两。)嘉庆六年修并。”
  作为修并例,嘉庆六年例的真正意义在于删除乾隆二十三年所确立的“完赃不准减免”例,恢复并完善雍正三年所确立的“完赃减免”的赃银追赔办法。因此,嘉庆六年例虽修并了乾隆五年例和乾隆三十一年,例的基本内容,但其规则保持不变:
  监守盗仓库钱粮,除审非入己者,各照那移本条律例定拟外,其入己数在一百两以下至四十两者,仍照本律问拟,准徒五年。其自一百两以上,至三百三十两,杖一百流二千里。至六百六十两,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至一千两,杖一百流三千里。至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候。
  嘉庆六年例系统总结修并了监守自盗刑罚体系历代变革的成果。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演进,监守自盗仓库钱粮刑罚体系最终稳定下来。嘉庆六年例成为清末刑律改革之前处理“监守盗仓库钱粮”犯罪最权威的司法依据,为处理相关案件,发挥了较大作用。
  (五)清末监守自盗刑罚体系改革
  庚变之后,清廷变法。光绪二十八年(1902),刑部奏设“修订法律馆”。修订法律馆开馆之初,主要进行“删削旧律”的工作。其对监守自盗刑罚体系的改革仅涉及刑罚体系,不涉及监守自盗罪的构成问题。
  首先,改革“监守自盗律”中的肉刑、斩刑等残酷重法。“律内斩字应照现章改绞。其刺字一层,业经奏准删除。律末并于右小臂膊刺盗官银粮物数字及小注均应节去。至杖八十、九十及一百,罪名变通窃盗条款,系改工作六个月、八个月、十个月,应照改。徒流附杖,亦应照章节删。”
  这是自明初以来500年间,针对“监守自盗律”的第一次大规模改革。第一,废除斩刑。光绪三十一年,沈家本伍廷芳等奏《删除律例内重法折》,提出废除重法之建议。朝廷则很快给以批复:斩刑均改为绞刑,斩决改为绞决,斩候改为绞候;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残酷重法,以斩决代替之。斩刑在一般意义上基本废除。监守自盗律中法定斩刑被改为绞刑,但实际上“杂犯徒五年”的刑罚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第二,废除刺字肉刑,故监守自盗律删除刺字条款。第三,废除笞杖肉刑,故监守自盗律删除笞、杖诸刑,分别改为工作六个月至十个月不等。第四,废除徒流附杖肉刑,故监守自盗律删除徒流所附杖刑。
  新“监守自盗律”刑罚体系如下:“一两以下,工作六个月;一两之上,至二两五钱,工作八个月;五两,工作十个月;七两五钱,徒一年;一十两,徒一年半;一十二两五钱,徒二年;一十五两,徒二年半;一十七两五钱,徒三年;二十两,流二千里;二十五两,流二千五百里;三十两,流三千里;(杂犯三流,总徒四年)。四十两,绞。(杂犯,徒五年。)”
  其次,以废除肉刑斩刑等残酷重法为改革重点的嘉庆六年例。据《按语》记载此例(嘉庆六年例)原系四条,乾隆年间纂定,嘉庆六年修并为一例。内流罪附杖应照章删除,斩字并应改绞。”
  新条例如下:监守盗仓库钱粮,除审非入己者,各照挪移本条律例定拟外,其入己数在一百两以下至四十两者,仍照本律问拟,准徒五年。其自一百两以上至三百三十两流二千里,至六百六十两流二千五百里,至一千两流三千里。一千两以上者,拟绞监候。
  二、赃银追赔制度
  作为刑罚执行方式,赃银追赔制度是清代监守自盗刑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清律例设置监守自盗罪的价值追求所在。
  (一)清初赃银追赔制度
  《大清律辑注》(下文简称“辑注”)记载了清初监守自盗赃银追赔制度。《辑注》最早刊刻于康熙54年春二月。《辑注·自序》云凡有新例者,俱于本律上标出备查。……而续增之例未及补人,难免挂漏之诮。”又,《辑注》所注之律是康熙九年重新校正的顺治律。由此可见,《辑注》关于监守自盗赃银追赔制度的论述,应在康熙五十三年冬12月定追赔赃银例之前。
  《辑注》云:“常人盗后条例内,有监守、常人盗赃,限一个月通完,照律免遣。”其所谓“常人盗后条例”的基本内容是监守常人盗,侵欺人犯但有赃至二十两以上者,限一个月;二百两以上者,限三个月,果能尽数通完,照本律发落;真犯死罪者,减等免死,充军。(充军以下,俱减一等。)如过期不完,各依本等律例,从重定拟。”其“例上注”进而解释到此例统监守、常人二律及条例言之。凡二十两以上,一个月内通完;二百两以上,三个月内通完,该真犯死罪者,减为充军;该永戍者,仍照本律发落,不照例也。若入己之赃,未满边海、京漕、腹里三项永戍之例,原照本律并赃科断者,依限通完之后,亦减一等。如监守四十两,常人八十两,俱减为流;监守三十两,常人五十两,俱减为徒。注曰:充军以下,俱减一等。盖永戍改照本律杂犯,亦是减等,故日‘充军以下’也。”
  综上,清初(康熙五十三年之前)赃银追赔办法可;列表如下(表四):
  表四清初赃银追赔办法
┌─────────┬────────┬────────┬─────────┐
│         │规定刑罚    │期限      │执行刑罚     │
├─────────┼────────┼────────┼─────────┤
│20两以下     │本律徒、杖   │一个月     │减一等,徒、杖  │
├─────────┼────────┼────────┼─────────┤
│20两以上不符合边海│三流斩杂犯   │一个月     │减一等,徒    │
│京漕腹里例者   │        │        │         │
├─────────┼────────┼────────┼─────────┤
│20两以上符合边海京│边卫永远充军  │一个月     │减等照本律发落  │
│漕腹里例者    │        │        │         │
├─────────┼────────┼────────┼─────────┤
│200两以上符合边海 │照本律斩真犯  │三个月     │减一等,边卫永远充│
│京漕腹里例者   │        │        │军        │
└─────────┴────────┴────────┴─────────┘

  (二)康熙五十三年定赃银追赔例
  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定追赔赃银例。
  原追赔办法已丧失实际效用。“监守常人盗侵欺人犯,赃至二十两以上限一个月,二百两以上限三个月,果能通完,俱减等。近军流等犯,赃银追完,方行发遣。因此,有家产者,畏发不肯轻还。定例,承追止罚俸一年,督催上司并无处分,所以追比不力。”
  原追赔办法为何丧失其实际效用呢?据上文可知:第一,“近军流等犯,赃银追完,方行发遣”。有力完成追赔责任者,因惧怕“发遣”而拒不执行。第二,原追赔办法规定的追赔督催责任较轻,承追官仅“罚俸一年”,该管上司则没有任何处分,官员缺乏执行动力。
  跟原追赔办法相比,康熙五十三年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设定了三个不同的追赔时限,“三限”处遇各有不同,系统建立起赃银追赔激励机制。第二,明确规定连坐制度。“二限”不完者,可着落“妻子”追赔,且不得超越此范围。第三,明确规定“保题豁免”条件,使“追赔办法”最终成为一个可以“执行完毕”的制度形式。第四,新办法系统规定了官员追赔督催奖惩体系,试图解决原办法中责任官员动力不足的问题。跟未来历代赃银追赔办法相比较,康熙五十三年例最突出的特征是“三限”追赔激励机制和系统完备的责任官员追赔督催奖惩体系。
  康熙五十三年例基本内容列表如下(表五)
  表五康熙五十三年赃银追赔
┌─────────┬───────┬───────┬─────────────┐
│追赔期限     │执行情况   │执行刑罚   │责任官员奖惩体系     │
├─────────┼───────┼───────┼─────────────┤
│一限(一年)    │完      │死罪,减二等;│追完300两以上,承追官每案 │
│         │       │军流等犯,免罪│记录一次,督催知府直隶州每│
│         │       │       │三案、道员每五案、督抚布按│
│         │       │       │每十案并记录一次     │
│         ├───────┼───────┼─────────────┤
│         │不完     │进入二限   │承追官罚俸一年,督催知府直│
│         │       │       │隶州罚俸六个月,司道督抚罚│
│         │       │       │俸三个月         │
├─────────┼───────┼───────┼─────────────┤
│ニ限(一月)    │完      │减等发落   │没有奖励,但也不予处罚  │
│         ├───────┼───────┼─────────────┤
│         │不完     │军流充发,死刑│承追官降ー级留任,督催知府│
│         │       │监追     │直隶州罚俸一年,司道督抚罚│
│         │       │       │俸六个月         │
└─────────┴───────┴───────┴─────────────┘

  (续表)
┌──────────┬───────┬───────┬─────────────┐
│追赔期限      │执行情况   │执行刑罚   │责任官员奖惩体系     │
├──────┬───┼───────┼───────┼─────────────┤
│三限(一年) │着  │完      │本犯执行   │承追官开复        │
│      │落  │       │       │             │
│      │妻  │       │       │             │
│      │子  │       │       │             │
│      │追  │       │       │             │
│      │赔  │       │       │             │
│      │   ├───────┼───────┼─────────────┤
│      │   │家产尽绝   │保题豁免   │承追官调用,督催知府直隶州│
│      │   │       │       │降一级留任,司道督抚罚俸一│
│      │   │       │       │年            │
│      │   ├───────┼───────┼─────────────┤
│      │   │事后发现“后另│俱人官    │“出结官”革职,督催知府直│
│      │   │有房产钱财人口│       │隶州降二级调用,司道降一级│
│      │   │”      │       │留任,督抚罚俸一年。所欠银│
│      │   │       │       │米,出结官赔补      │
│      │   ├───────┴───────┴─────────────┤
│      │   │承追官不着落犯人妻子,将亲族滥行追赔者,革职       │
└──────┴───┴─────────────────────────────┘

  (三)雍正三年(乾隆五年}赃银追赔办法
  嘉庆四年例追溯赃银追赔办法历史源流,从中可见雍正三年赃银追赔例基本内容。“侵盗钱粮,一年内全完,将死罪人犯比免死减等再减一等,流徒等犯免罪。若不完,人犯暂停治罪,再限一年。追完者,死罪人犯免死减等发落。流徒罪亦减等减发落。若不完,流徒罪即行充配,死罪照原拟监追。仍再限一年,着落犯人妻及未分家之子追赔。如果家产尽绝,正犯身死,及妻子不能赔补,地方官取具印甘各结,申报督抚,保题豁免。”乾隆五年修定《大清律例》,原文记载雍正三年例。因此,乾隆五年例即雍正三年例,双方具有直接继承关系。
  与康熙五十三年例相比,雍正三年(乾隆五年)例最突出的特点是删除了责任官员追赔督催奖惩体系。其基本内容列表如下(表六):
┌─────────┬───────┬─────────────────────┐
│         │表六     │雍正三年赃银追赔             │
├─────────┼───────┼───────┬─────────────┤
│追赔期限     │执行情况   │执行刑罚   │官员奖惩责任       │
├─────────┼───────┼───────┼─────────────┤
│一限(一年)    │完      │死罪,比免死减│             │
│         │       │等例,再减一等│             │
│         │       │;军流徒罪,免│             │
│         │       │罪      │             │
│         ├───────┼───────┼─────────────┤
│         │不完     │暂停治罪,进入│             │
│         │       │二限     │             │
├─────────┼───────┼───────┼─────────────┤
│二限(一年)    │完      │死军流徒等罪减│             │
│         │       │等发落(一等) │             │
│         ├───────┼───────┼─────────────┤
│         │不完     │军流徒充配,死│             │
│         │       │刑照原拟监追 │             │
└─────────┴───────┴───────┴─────────────┘

  (续表)
┌──────────┬───────┬───────┬─────────────┐
│追赔期限      │执行情况   │执行刑罚   │官员奖惩责任       │
├──────┬───┼───────┼───────┼─────────────┤
│三限(一年) │着  │完?     │       │             │
│      │落  │       │       │             │
│      │妻  │       │       │             │
│      │及  │       │       │             │
│      │未  │       │       │             │
│      │分  │       │       │             │
│      │家  │       │       │             │
│      │子  │       │       │             │
│      │追  │       │       │             │
│      │赔  │       │       │             │
│      │   ├───────┼───────┼─────────────┤
│      │   │家产全无   │保题豁免   │             │
│      │   ├───────┼───────┼─────────────┤
│      │   │结案后发觉“后│俱入官    │“出结官”革职,督催知府直│
│      │   │另有房产钱财人│       │隶州降二级调用,司道降一级│
│      │   │口”     │       │留任,督抚罚俸一年。所欠银│
│      │   │       │       │米,出结官赔补      │
│      │   ├───────┴───────┴─────────────┤
│      │   │不得株连亲族,倘滥行着落亲族追赔者,将承追官革职     │
└──────┴───┴─────────────────────────────┘

  (四)乾隆二十三年废除“分别完赃减免”的追赔办法
  乾隆五年例具体内容如下:“凡侵盗挪移应追之赃,一年内全完,将死罪人犯比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军、流、徒罪等犯免罪。若不完,犯人暂停治罪,再限一年追赔,完者,死罪人犯免死减等发落,军、流、徒罪亦减等发落。若不完,军、流、徒罪犯人即行充配,死罪照原拟监追,仍再限一年,着落犯人妻及未分家之子名下追赔。如果家产全无,不能赔补,在旗参佐领、骁骑校;在外地方官,取具印甘各结,申报都统督抚,保题豁免结案。倘结案后,别有田产人口,发觉者尽行入官。将承追出结各官革职。所欠赃银米谷,着落赔补。督催等官,照例议处。内外承追、督催武职,俱照文职例议处。再,一应赃私察果家产全无,力不能完者,概予豁免,不得株连亲族。倘滥行着落亲族追赔,将承追官革职。”
  《读例存疑》记载有乾隆二十三年例的具体内容:“凡侵盗应追之赃,着落犯人妻及未分家之子名下追赔。如果家产全无,不能赔补,在旗参佐领、骁骑校,在外地方官取具甘结,申报都统督抚,保题豁免结案。傥结案后,别有田产人口,发觉者尽行入官。将承追申报各官革职。所欠赃银米谷,着落赔补。督催等官,照例议处。内外承追、督催武职,俱照文职例议处。再,一应赃私察果家产全无,力不能完者,概予豁免,不得株连亲族。倘滥行着落亲族追赔,将承追官革职。其该管上司,如有逼迫申报取具甘结之事,属官不行出首,从重治罪。”
  两者区别以黑体字标示。《读例存疑》以“按语”形式予以明确说明:“此条原例,本为侵贪案内分别完赃减免而设。乾隆年间删除不用,嘉庆四年又照此例修改。”至为明显,乾隆二十三年,废除了实行42年的“分别完赃减免”制度(乾隆五年例)。
  为何要废除这一制度?据《兵部奏原任道员钮嗣昌坐台期满折》,可知其具体原因。
  “此虽向例,但思侵亏仓库钱粮入己限内完赃准予减等之例,实属未协。苟其因公挪移,尚可曲谅。若监守自盗,肆行无忌,则寡廉鲜耻,败乱官方已甚,岂可以其赃完限内遂从末减耶?且律令之设,原以防奸匪以计帑。或谓不予减等则孰肯完赃,是视帑项为重而弼教为轻也。且此未必不出于文吏之口。有是迁就之辞,益肆无忌之行。使人果知犯法在所不赦,孰肯以身试法?其所全者,当更多耳。嗣后,除因公挪移及仓谷霉浥,情有可原等案,仍照旧例外,所有实系侵亏入己者,限内完赃减等之例,着永行停止。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十四日江省准咨。”
  乾隆二十三年废除“分别完赃减免”的追赔办法,跟乾隆时期整肃吏治、大力惩贪的政治活动息息相关。乾隆惩贪一直是清史学界比较重视的一个研究课题,也成为清代监守自盗刑罚体系轻缓化演变过程中的一段插曲。据统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先后有十余名罪行严重的督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大员被处以极刑。例如在“甘肃捐监冒赈”一案中,总督勒尔谨被赐自尽,藩司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斩立决,接任藩司王廷赞绞立决。本案中,先后被处死者达56人,免死发遣者46人,成为轰动一时的侵贪大案。
  (五)嘉庆四年例恢复雍正三年例“完赃减等”之规定
  嘉庆四年再次修订条例,废除了乾隆二十三年例,恢复了雍正三年“完赃减免例”。《为遵旨会议酌定侵盗钱粮条例请复旧章以重国帑事折》详细论述了相关事宜。
  乾隆二十三年为何废除雍正三年完赃减免例?该条奏分析如下惟查雍正三年例内,止有‘勒追一年、二年,限内照数全完,分别减免’之文。至勒追三年,限满有无全数交纳,例无作何办理明条”。“诚于慎重国帑之中,寓矜恤人命之意。故定例初限、再限,如能限内完赃,即得分别减等免罪,既示惩创,仍予自全,法至善也。是以从前凡遇侵盗钱粮之案,俱系遵照办理。至乾隆二十三年刑部定例,亏空钱粮人己者,虽限内完赃,亦不准减等,皆因各省办理侵亏案件较多,是以立法从严,原属以辟止辟之意。”可见,废除雍正三年例的原因有两个:第一,雍正三年例本身存在缺陷。仅有一限、二限之规定,但三限满后,是否全数交纳的规定则付诸阙如。第二,乱世重典的刑事政策所致。乾隆年间,“各省办理侵亏案件较多,是以立法从严,原属以辟止辟之意”。
  为何要恢复雍正三年“完赃减免”例?该条奏提出的理由是侵盗钱粮,本系因赃人罪,如限内完交,仍与不交者一律同科,不惟无所区别,且或被追之员,因完赃不能减罪,将应追赃项故为隐匿拖欠,拼一已身命,以图养赡子孙。究之追比子孙,每不见有能全完者。是因杜绝侵欺,转致帑项无着。甚至该管上司,即明知属员亏缺,因立法稍严,瞻徇顾忌,未肯据实查办,究与公项无补。自迨仍复旧章,以归核实。”
  结论便是废除乾隆二十三年例,恢复雍正三年例,这就是嘉庆四年例。其基本内容如下凡侵盗钱粮,数在四十两,并三百三十两以上至一千两以上者,悉依律例分别拟以徒流斩侯。仍遵照旧例,勒限一年。如限内全完,死罪照免死减等人犯再减一等,流徒以下免罪。若不完,再限一年。勒追全完者,死罪及流徒以下各减一等发落。如不完,流徒以下即行发配,死罪人犯监禁。均再限一年,着落犯人妻子名下着追。三年限外不完,死罪人犯永远监禁。全完者,奏明请旨,亦照二年全完减死罪一等之例。至本犯身死,实无家产可以完交者,照例取结豁免。其限内完赃不准减免之例应请删除。嘉庆四年三月初四日江省准咨。”嘉庆四年赃银追赔例基本内容列表如下(表七):
  表七嘉庆四年赃银追赔
┌─────────┬─────────┬──────────────────┐
│追赔期限     │执行情况     │执行刑罚              │
├─────────┼─────────┼──────────────────┤
│一限(一年)    │完        │死罪,减二等发落;流徒以下,免罪  │
│         ├─────────┼──────────────────┤
│         │不完       │进入二限              │
├─────────┼─────────┼──────────────────┤
│二限(一年)    │完        │死罪及流徒等罪减等发落(一等)    │
│         ├─────────┼──────────────────┤
│         │不完       │流徒以下,即行发配;死刑监禁    │
├────┬────┼─────────┼──────────────────┤
│三限(一 │着落妻及│完        │奏明请旨,照二年全完减罪一等例办理 │
│年)   │未分家子│         │                  │
│    │追赔  │         │                  │
│    │    ├─────────┼──────────────────┤
│    │    │不完者      │死罪永远监禁            │
│    │    ├─────────┼──────────────────┤
│    │    │本犯身死,实无家产│照例保题豁免            │
│    │    │可完交者     │                  │
└────┴────┴─────────┴──────────────────┘

  嘉庆四年例和嘉庆六年例是什么关系呢?嘉庆四年例着重恢复雍正三年出现的而在乾隆二十三年被废除的“完赃减免例”,嘉庆六年例着重划分监守自盗罪的量刑等级,但嘉庆六年例完整修并了嘉庆四年例的基本内容。
  综上可知,嘉庆六年例是关于清代监守自盗刑罚体系(包括赃银追赔办法)一个集大成的条例,系统总结修并了监守自盗刑罚体系历代变革的成果。明清两代的监守自盗刑罚体系最终稳定下来,直到清朝末年。
  三、监守自盗刑罚体系的司法考察
  “对于一个政治体制的研究,如果仅凭据法律法令,总是不全面不充分的。法律法令并不总是被遵守,文字上的法与现实中的法经常是有差距的。”因此,对于律例所规定的刑罚体系进行司法考察是完全必要的。从史料角度言,案例存在说帖、成案、通行、邸抄等各种形式,其效力各不相同,但都从不同侧面反映着监守自盗刑罚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
  说帖,即“三法司会议往来扎商及刑部堂司酌定准驳各案”。它是中央三法司针对地方呈报的重罪案件所拟定的意见书。其用途有二:一是大修律例时作为重要参考,其中一部分将纂入新例;二是未经著为定例的部分,存馆备查。“说帖非颁行者可比,不可遽作成案声叙,引以辩驳也。”
  通行,即“各直隶省通行,系律例内所未备载,或因时制宜,或随地立法,或钦奉谕旨,或奏定章程,均宜遵照办理者也”。与说帖有所不同,通行是地方法司办案时必须参考的法律依据,具有较强的法律约束力。跟说帖一样,通行的一部分将纂入新例。而其他没有编人条例的通行,因其对全国司法具有指导意义,也将编辑成册,以作为司法依据。
  成案是指比照判决之案,在律例不相吻合时被赋予法律效力,《刑案汇览·凡例》谓“成案俱系例无专条、援引比附、加减定拟之案”。清代极为重视成案,张廷骧即说“律例如古方本草,办案如临症行医。徒读律(例)而不知办案,恐死于句下,未能通用”。
  邸抄,即宫门抄或邸报。清制,凡钦奉谕旨及题奏等事件,每日提塘官亲至六科抄录刊刷,发送本省;各部院奏准及议覆事件,应行发抄者,由各该衙门将原奏抄录并钤盖印信,发交值季提塘,按日刊刻发送。事后由值季提塘将发抄底稿及原奏印文,按十日汇缴各该部存案。
  当前能够看到的司法史料可以证实:至少在“监守自盗”领域内,清代司法实践适用法律是严肃的。绝大部分案例基本上能够做到依法判决,当然也存在不能严格依法判决的情形。那些没有严格依照律例判决的案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诸原因:第一,政治因素。有些案件因发生于朝廷“反贪腐”运动高峰期,存在着更严厉处分的可能性。第二,情节因素。有些案件与普通案例相比,因其特殊情节而可能面临着更为严厉的刑罚。第三,共犯因素。同一案件中,主犯往往会被处以较为严厉的刑罚。第四,律例衔接因素。依据律例适用规则,赃少者依律处刑。依律处刑者,实际最高刑罚是“总徒四年”,相对轻缓。为与条例所规定之刑罚相适应,案例资料显示将有“加重处罚”的情形。
  (一)监守自盗律例大体上得到严格执行
  光绪六年“已革湖南候补知县绕文斗借充仓正串同浮收成案”记载,已革湖南候补知县饶文斗充当仓正,经收社谷,串同仓副黄应贵等淋尖浮收谷三十八石七斗五升零,每石照市价值银七钱,共计入己银二十七两零,依各仓主守收受税粮,踢斛淋尖多收斛面入己,以监守自盗论,监守盗仓库钱粮二十五两,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律,拟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系杂犯,应总徒四年,照律免刺,到配折责充徒,限满递籍。
  嘉庆十一年说帖中“山西梁奋庸偷窃库银”案记载,库书梁奋庸偷窃库银计赃299两,据“监守自盗计赃一百两以上至三百三十两例”,处杖一百流二千里刑。梁奋庸在一年限内赔交完毕,照例免罪。再如光绪四年成案,云南平彝县卑浙厘金局书识李升、江朝宗私填“大头小尾”厘票,侵欺厘金,入己数均在一百两以上,照“监守自盗计赃一百两以上至三百三十两例”,拟杖一百流二千里。李升、江朝宗于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到案,于光绪三年九月初一将侵欺银两如数缴齐,系在一年限内全完,亦照例免罪。其他案例还有道光六年成案广东顺德县典史鲁炜因故挪用搭解吏部饭银案。光绪七年成案湖广监生刘步云侵盗厘金案等。
  还有的司法资料批驳不符合律例规定的判决,则从侧面证明了清代适用监守自盗律例的严肃性。例如嘉庆十一年说帖安徽姬奎光侵盗库银案。姬奎光系代管库务,侵用库银110两。案例没有明确记载姬奎光原拟刑罚,但根据“监守自盗计赃一百两以上至三百三十两例”,可知姬奎光应处杖一百流二千里刑。原判关键并不在于处何种刑罚,而在于“即行发配”。刑部根据条例予以批驳(姬奎光侵用银两)固数不法,惟所拟流罪,例应限年追缴,分别减免。今将该犯即行发配,是转较死罪人犯限内全完即得减徒为重,殊未允协。”于是驳回“即行发配”的判决,改判为“照例刺字,勒限完缴。如限满不完,再行发配”。再例如,道光元年成案湖广田帼兴侵盗藩库银案。田帼兴系银匠,侵用发交倾解藩库银一千余两,构成监守自盗罪,根据条例,罪应拟斩。田帼兴于一年限内完赃,照例应减二等,即满徒三年。但湖广方面认为田帼兴系“在官人役盗用官粮”,似符合情节较重之情形,故拟“将该犯酌加为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刑部则认为,“在官人役”之身份是构成监守自盗之必要条件,不能以此身份认定为“情节较重”,故不能同意原拟“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之判决,而应“改依本例科断”,即满徒三年。
  不能严格依照监守自盗律例予以定罪量刑的情形相对少见。在所有可见的司法资料中,仅有少数几起案例符合这一情形。例如乾隆二十二年原山西布政使蒋洲侵亏帑项勒派属员案:
  “臣等逐细查对,蒋洲亏缺银一万二千两,透支养廉三千余两;又,杨龙文还库修理河神庙工银二千两,用去无存。……臣等会审,杨龙文于太原府知府任内,乾隆二十一年秋间,承领司库交商生息银一万西千二百余两,转发阳曲等县交商营运。杨龙文于阳曲、太原、太谷三县,应发本银内各扣银五百两,共扣银一千五百两,勒取全数印领,至今未发是实。其道任内,透支养廉、借领仓费、应存钱价共银二千六百一十余两。杨龙文自认亏缺属实。……臣等查例载,侵盗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候;数逾一万两以上,遇赦不准援免。又律载,官物应给付与人,若有侵欺者,计赃以监守自盗论。监守自蛊一千两以上,拟斩监候各等语。
  “蒋洲……应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斩监候例,拟斩监候。杨龙文……侵扣发县生息本银一千五百两,实系侵欺,应照监守自盗一千两以上斩监候例,拟斩监候。但蒋洲身受殊恩,屡赝显擢,胆敢恣意侵帑,数盈钜万,又复勒派通省属员,计图弥补,负恩邈法,莫此为甚,非寻常侵帑可比。杨龙文身为监司大员,朋比作奸,恣行侵帑勒派,均为罪魁。蒋洲、杨龙文二犯相应请旨即行正法,以儆官邪。(朱批:有旨谕部。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蒋洲杨龙文案没有严格依照乾隆二十二年时期的监守自盗律例定罪量刑。前已述及,乾隆时期曾大力开展整肃吏治、严厉惩贪的政治运动,连续查办了多起影响大、牵连广的贪腐大案。蒋洲杨龙文案即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据蒋洲杨龙文所涉情节,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候,合情合法。但因当时政治气候,判决意见明确提出:“蒋洲身受殊恩,屡赝显擢,胆敢恣意侵帮,数盈钜万,又复勒派通省属员,计图弥补,负恩邀法,莫此为甚,非寻常侵帘可比。杨龙文身为监司大员,朋比作奸,恣行侵帑勒派,均为罪魁。蒋洲、杨龙文二犯相应请旨即行正法,以儆官邪。”判决结论是明确的:两人均被加重处罚,斩立决!
  还有同治八年的云南穆腾额案:
  “查监守自盗库银律,应不分首从,并赃论罪;例则以入己是否一千两以上,分别科断。此起该班兵弁行窃内库实银,计赃共九千三百五十两,除首先起意之德蕴正法外,该犯穆腾额身任护军校,与值班兵役伙同肆窃,分得元宝三十二锭,已在一千两以上。该犯秀崑、玉来各分十二锭,该犯惠淋共分十七锭,该犯松凌共分七锭,虽各计入己之赃未至一千两,惟以禁地内库重地,胆敢迭次行窃,赃近万两,殊属邈法,较寻常监守自盗之案情节为重,业经奉旨入于朝审情实,自应钦遵谕旨办理。(照实)”
  穆腾额案也没有严格依照嘉庆六年例所规定的量刑区间予以定罪量刑。嘉庆六年例明确规定,监守自盗,入己数在六百六十两至一千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至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候。本案穆腾额等人入己之赃均未至一千两,依法则不宜处“斩监候”,至于“入于朝审情实”处理,明显不符合“三年限外不完者,死罪人犯永远监禁”的赃银追赔办法之规定。严格讲,穆腾额案属于“酌加一等”处理的情形,其依据则在于“以禁地内库重地,胆敢迭次行窃,赃近万两,殊属邈法,较寻常监守自盗之案情节为重”。根据下文可知,“情节为重”几乎成为所有不能严格依照监守自盗律例予以定罪量刑的“酌定”依据。
  (二)赃银追赔制度的适用相对灵活
  赃银追赔制度是监守自盗律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监守自盗刑罚执行体系的核心。赃银追赔制度亦在嘉庆六年修并例中最终确立而稳定下来。
  根据嘉庆六年例的规定,监守自盗的赃银原则上是要向本人追赔的。虽然条例规定赃银追赔“二限”不完进入“三限”之时,方可“着落犯人妻及未分家之子名下追赔”,但至少明确了赃银可以向其“妻、子”追赔的基本原则。因此,“本人身故,将子监追”亦被认为是符合赃银追赔制度的。“说帖辩例新编·监守自盗仓库钱粮·本员身故将子监追”记载,嘉庆十一年,安徽省亳州知州李廷仪侵亏仓库钱粮一万五千五百八十两零,罪应拟斩,勒追业已身故。“应如该抚所奏,将尹子李行简、李行恕,照例勒限监追,分别办理。应俟李行简应追银两限满有无全完,再行照例办理。”再例如“刑案汇览·侵挪库项该员病故仍应覆奏”案记载,道光十七年说贴,前任密云县已故知县张进亏缺库项银两三千九百二十七两,因“均系因公挪用,并非侵盗入己”,依挪移库银五千两以下例总徒四年,业已病故,应毋庸议。但判决明确要求:“亏短库项及应赔银两,在伊子张廷枝名下勒追。”
  犯罪人之其他亲属代为完赃或其上司代为分赔完项者,应作如何处理?条例没有明确规定,但有案例涉及相应问题。胞弟代为完赃者,是否符合条例规定?这是光绪七年伍宗城案提出的问题。伍宗城是湖北省襄阳县厘金局司事,通过改写厘票,侵盗厘金钱二百数十串,构成监守自盗罪,计赃在一百两以上,比例拟杖100流2000里。其胞弟伍宗谷代其完赃。胞弟代为完赃,没有产生什么争议,伍宗城照例免罪。
  但是,上司代为分赔完项者就没有如此简单了。嘉庆八年的陈燦案涉及这一问题。原任云南布政使经历陈燦亏空黑铅工本银九百九十余两,依监守自盗六百六十两以上例拟流,配陕西。陈燦所亏空银两,限内经上司分赔完毕。配所陕西方面的审理官在查找法律依据时提出如下观点:“侵盗钱粮,限内完赃准其减免之例,系指本犯自行完交者而言,至上司分赔完项,应否减免,例无明文。”如何办理?陕西方面无所适从,遂咨请部示。刑部云南司承认,陕西所提出的这种情形的确没有明文规定。但云南司提出了另外一个类似的案例,即陕西司曾于嘉庆六年具题的诺穆三案。诺穆三原任吉林协领,管理参局时挪用库项银十二万九千余两。挪移库项,亦符合监守自盗罪之要件,依例拟斩监候。所亏银两,除查抄家产外,未完银十一万一千余两,着落历任将军副都统分赔。分赔各员于限内完交后,将诺穆三题准减等。云南司进而分析认为,陈燦与诺穆三都因上司分赔于限内完赃,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不同点是:陈燦系亏空,较之诺穆三挪用,情节较重;诺穆三涉赃银至十二万多两,赃重,而陈燦涉赃银仅九百余两,赃轻。结论是:诺穆三情轻而赃重,陈燦情重而赃轻比类较核,似属相等”。本案材料不见有明确答案。但据分析可知,刑部倾向于认同经上司分赔完赃者,亦可以适用完赃减免例。还应注意本案标题“侵亏发配后经上司赔完遇赦应专本题释”。这便说明,即使刑部承认这种限内上司分赔完毕亦可适用“完赃减免”例的办法,仍然需要“专本题释”。
  赃银追赔制度的核心在于“完赃减免”。但事实上,“完赃减免”却一个“相对不确定”的刑罚执行方式。史料显示,很多案件因被认定为“情节较重”而不能严格执行“完赃减免”的赃银追赔办法。至于何种情形符合“情节较重”的要求,则根据具体案件的不同情形予以具体确认。下文简单列举几个被认定为“情节较重”的不同情形:
  “勾串官吏舞弊贪赃”。道光十三年邸抄戴云峰等舞弊案中,奉旨定案:库书史禹亭系主守,胆敢虚立文案,肆意侵蚀,依虚出通关,以监守自盗论律拟斩监候。史禹亭勾串官吏舞弊黎赃,情节较重,不准完赃减等。
  “实属卑鄱”。道光五年都尔松阿案中,刑部认定“该革员(都尔松阿)等系监守,商同侵蚀,厥罪惟均,自应按例问拟。”刑部亦同时认定该革员(都尔松阿)等身系职官,奉派出口,乘机将入官之赃串通侵用,实属卑鄙,应如该督所奏,不应照完赃免罪。请旨发乌鲁木齐效力赎罪,以示惩儆。”所谓“实属卑鄙”,即是指“身系职官,奉派出口,乘机将人官之赃串通侵用”。
  “率意妄为”。嘉庆十六年孔传葵案中,孔传葵照监守盗仓库钱粮一百两以上至三百三十两例,杖一百流二千里。但是,孔传葵“于平粜米石擅自拉运回署,实属率意妄为”,若因完赃减罪,未免轻纵,“应请旨将孔传葵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应即发配,毋庸勒限着追”。
  上述史禹亭案、都尔松阿案和孔传葵案,均因“情节较重”而完赃不准减免。但是,这些所谓构成“情节较重”情形的案件,并没有统一的明确标准。这种依赖于司法官自由裁量的情节轻重来确认是否适用“完赃减免”条例,事实上使得赃银追赔制度成为一个“相对不确定”的刑罚执行方式。但从案例亦可知,完赃是否减免,虽然是一个“相对不确定”的刑罚执行方式,但要适用特别程序予以确认,即由司法官根据“情节”酌定提出不予减免的司法建议,经“请旨”而最终决定是否予以减免。
  (三)赃少者依律并赃论罪,酌加一等处理
  前已述及,监守自盗“赃少者依律,赃多者依例,律例相辅而行”。所谓赃少者,即计赃不超过四十两者。但有案例显示,赃少依律者,一般以“酌加一等”处理,且限内完赃,不准减等。虽然没有发现相反证据,但仅有三案例体现这一特点,不知是否足以认定这种现象是监守自盗罪刑罚执行方式的普遍规则?
  嘉庆十八年,柜书张廷元“于革役后仍在地丁房帮办事务,实有监守之责,先后私收花户银米,侵欺入己,将旧存废串捏写新串,欺骗乡愚,计侵欺银六两有零。应照监守盗仓库钱粮五两律,杖一百。”但张廷元“挟花户高文璞等八户,未补银色之嫌,涂抹册内销戳,将已完捏作未完,朦混造串,交柜征收,致高文璞等受重征之累,情节较重,应于满杖上酌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虽限内完赃,不准免罪”。
  道光十二年,顺义县门丁金三、书吏王治平等被派管平粜厂务,为“冀免赔累,于每斗克扣少许,旋将克扣浮出米石连夜赶粜,得钱三十五千,交金三收存,约俟迟日再分”。金三等人虽属临时差遣,但均有主守之责,其克扣米石,偷卖侵蚀,得钱三十五千文,“应照监临主守盗仓库钱粮,不分首从,并赃论罪三十两,杖一百,流三千里,杂犯流总徒四年律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虽完赃,不准免罪”。
  光绪五年,已革廪生张辰垣与候补典史陈道南奉命办理粥厂,负有主守之责,两人商同张清和等侵盗赈粮,符合监守自盗之要件。已革书吏张清和、周士彦在厂经管收支账目,验放粥票,马长太受雇秤量赈米,通同盗米,私分入己,比照仓库场局库秤斗级侵欺官钱粮,并以监守自盗论律定拟。“该犯等盗米估值赃银三十七两九钱五分,张辰垣、陈道南、张清和、周士彦、马长太均合依监守盗仓库钱粮三十两,杖一百流三千里,杂犯总徒四年律上加一等,拟杖一百总徒五年。完赃不准免罪。”
  上述论述建立在所见司法资料基本可信的基础之上。但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案例材料是否跟实际情况相一致,这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根据《刑幕要略》《幕学举要》等清代幕学名著记载,幕友在上报案情时必须“晓得剪裁”:先确定所拟适用的制定法规则,然后决定剪裁的内容,对情节、供词、人证、物证、书证,甚至伤痕、尸体的检验结果,都可以大刀阔斧地删削。这样既天衣无缝,铸成铁案,又能左右逢源,回旋有路,非但犯人无从翻异,就是同为办案老手的上级幕友也难以识破。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案情”会与律例之间吻合得非常紧密而牢固,法律推理也往往呈现出在形式逻辑上的圆满状态。这或许就是今日我们使用司法档案时得出清代“监守自盗律例大体上得到严格执行”结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些司法材料是经过精心编造甚至有可能是虚饰作伪时,本文上述关于监守自盗刑罚体系的司法考察所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就应当有所保留。
  四、逐步轻缓化是清代监守自盗刑罚体系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
  清代监守自盗罪刑体系源自明代。观察清代监守自盗刑罚体系的发展演变规律,明代刑罚史是必不可少的历史背景。明清两代五百余年的历史中,监守自盗刑罚体系一直处于连续的发展演变状态之中,直到嘉庆年间才最终稳定下来。总体而言,刑罚的逐步轻缓化是明清两代监守自盗刑罚体系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
  (一)作为原点的《大明律》规定了严酷的监守自盗刑罚体系
  《大明律》的规定是监守自盗刑罚体系最严厉的表现形态。据其规定,监守自盗值钞40贯即斩。在《问刑条例》出现之前,至少可以认为这一规定曾经被认真执行过。随着“钞贱银贵”的恶性发展,监守盗赃值银五钱即斩,罪刑失衡愈发严重,监守自盗刑罚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大明律》关于监守自盗刑罚体系的规定为何如此严厉?明太祖亲自主持制定《大明律》,规定如此严厉的监守自盗刑罚体系,跟其个人因素关系很大。太祖认为,元代法纪松弛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建国之初,当先正纲纪”,“反元政,尚严厉”,实行重典治国。太祖起于陇亩,出身微细,对民间疾苦知之甚深,尤为痛恨贪官污吏。建政之初,“重吏治,用法太严”。明代实行“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刑事政策。太祖认为:“帝王之道,贵不违时”,主张“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轻典”的“刑罚世轻世重”思想。
  《唐明律合编》对此总结到:“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律为重。”明律对于不直接威胁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典礼及风俗教化”在定罪、处刑等方面相对较轻;而对于直接威胁封建专制统治的诸如“贼盗及有关帘项钱粮等事”则处刑较重。《大明律》设定的监守自盗刑罚体系,也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并不完全是主观意愿选择的结果。元末丧乱至极,明初经济残破。如此规定,当基本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初钞重。每贯值银一两,故监守盗赃四十贯即银四十两始斩,……情罪俱适其中。”这种认识,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清代监守自盗刑罚体系“逐步轻缓化”
  清初大清律”虽明确规定了5两以下杖、20两以下徒、40两以下流、40两以上斩的刑罚体系,但《问刑条例》仍在执行,律下小注且已出现。所以,清初监守自盗刑罚体系一经面世即已轻缓于“律”所规定的刑罚强度。清初监守自盗罪真正执行的刑罚体系是:赃50两以下者,照律执行;赃50两以上200两以下者,处“边卫永远充军”;超过200两者,斩刑。
  雍正三年例废弃《问刑条例》,事实上存在的“充军刑”就此退出监守自盗刑罚体系。乾隆五年例初以“1000两”为限建构清代历史上第一个相对完整的监守自盗刑罚体系。该体系相对完整,但稍显疏阔。乾隆三十一年例对监守自盗刑罚体系的规定愈显繁密,但并未改变其基本结构,计入己赃1000两仍是确定是否处“拟斩监候”的量刑标准。
  赃银追赔办法亦从另一侧面体现出监守自盗刑罚体系轻缓化的发展过程。第一,赃银追赔办法逐步缩小连坐范围。明代赃银追赔办法强调:“若正犯逃故者,于同爨家属名下追赔,不许滥及各房亲属。”乾隆五年例则将赃银追赔连坐范围明确为“犯人妻及未分家之子”,意在明确以限缩连坐范围。从康熙五十三年即已存在的“结案后,发觉另有房产钱财人口,俱入官”的规定,至嘉庆四年例时也消失了。第二,逐步规范扩大赃银追赔期限,加大限内完赃减免幅度。康熙五十三年之前的赃银追赔办法规定了一到三个月(一月、二月、三月)的追赔期限,若限内完赃者,分别给与“减一等”的处遇。康熙五十三年例设定了三个不同的追赔期限(一年、一月、一年),“三限”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刑罚减免办法,一限完者,死罪减二等,处其他刑罚者可免罪;二限完者,死罪减一等,处其他刑罚者亦减等发落;三限完者,本犯照判执行,但对于承追官仍然具有减免意义。乾隆五年例又进一步将二限期限从“一月”扩展为“一年”。第三,逐步取消了责任官员承追督催责任体系。为强化官员追赃动力,康熙五十三年例系统规定了“责任官员追赔督催奖惩体系”。该体系规定:一限完者,相应官员予以“记录”(立功),不完者,相应官员依据责任分别予以“罚俸”;二限完者,相应责任官员不予奖励但也不予处罚,不完,承追官降级,督催官和督抚官罚俸;三限完者,前述降级之承追官“开复”。乾隆五年以后,针对责任官员的“奖惩督催体系”永远废除。第四,监守自盗刑罚体系最终取消了执行死刑。嘉庆四年例规定,“三限”不完者,死罪永远监禁。至此,监守自盗刑罚体系事实上最终取消了死刑执行。从明初40贯即处斩刑,到嘉庆四年即使超过一万两亦不存在真正执行死刑,变化巨大。这是监守自盗刑罚体系逐步轻缓化最强烈之表现。
  嘉庆六年例集大成地总结了监守自盗刑罚体系“逐步轻缓化”的历史成就,直到清末刑律改革。刑律改革全面废除了清代刑罚体系中的肉刑、斩刑等残酷重法,初步建立起以“自由刑”为中心的近代刑罚体系,监守自盗“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演变至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三)清代监守自盗刑罚体系逐步轻缓化的内在动力
  监守自盗“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在客观上基本符合世界刑罚史发展总趋势。纵观中西方刑罚制度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轻刑化是刑罚发展变化的世界性方向,即在任何类型的国家,刑罚从古到今,总体上都是沿着由重到轻、由野蛮到文明、由低级文明到高级文明这一道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并且时至今日在整体上仍然朝着人道化和轻刑化的潮流继续前进。历史规律层面的轻刑化向人们揭示了刑罚演变的规律和方向。
  当前研究普遍将“轻缓化”与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权保障制度连接起来,认为“轻缓化”是人道主义精神的本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人权保障制度的必然结果。“刑罚轻缓化的世界背景乃是人道主义的发展与人权保障的进步。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前者强调价值和思想,后者强调法律和制度。刑罚学的基本理论从报应论和功利论两个方面来理解刑罚,而无论是从报应论还是功利论的角度出发,刑罚都应当受到人道主义的限制,而随着人道主义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刑罚就必然向着轻缓化的方向发展。”
  对于中国刑罚史的相关研究,亦存在类似的理论假设。基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清末刑律改革运动研究领域中,这种理论假设尤其流行。简单梳理一下,就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很多研究都侧重于刑律改革的“现代化”面向,强调刑律改革对于西方价值观的认同,强调刑律改革是人权观念觉醒的产物,是对于人权制度的刑法确认。“中国古代法典在刑罚力度上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特别是唐后朝代更迭中的法典制定更是‘一准乎唐’。为何此次修律中可以一反常态而趋于轻缓?从外因来看,无非是受到当时西方先进刑罚理论和刑事立法的影响。其实,中世纪欧洲的刑法受世俗王权和宗教神权的双重影响,相对于封建时期的中国刑法而言,在残酷性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刑法制定和修订中以刑法人道主义为指导,大量削减、限制甚至废除死刑,废除肉刑,以罪刑相适应原则配置法定刑,从而出现了19世纪以来的刑罚宽缓趋势。沈家本、伍廷芳等修律人士接受的正是当时较为先进的刑罚理论,他们翻译的大量外国刑法典也是当时已经轻缓化了(相对于封建刑法典而言)的刑法典。所以,以‘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为指导思想之一的清末修律中,在刑罚上仿效西方较为人道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大清新刑律》的内容上看,其主体基本上是日本1907年《刑法典》内容的翻版。所以说,清末刑罚轻缓化是借鉴国外先进刑罚理论和刑事立法的结果。”
  但事实上,中国语境中——尤其是在汇入以欧美刑法文化为代表的世界近现代刑法潮流之前的中国语境中——刑罚轻缓化有其独特的内生性历史动力。
  还是以清末刑律改革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清廷之所以推动刑律改革,之所以“如此”推动刑律改革,其真正动力也许并不在于所谓的“现代化”及其所代表的“人权保障”机能。可能与此恰恰相反,他们的真正目标是加强中央集权,提升“国家能力”。
  刑律改革是整个清末新政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在新政整体背景之下来审视清末刑律改革运动的历史动力。中央权威的逐步衰落,是伴随晚清历史始终的核心困局。其时所有历史角力,都围绕着削弱或加强中央权威而展开。一定意义上,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是一个重建中央权威的历史。无论是改革官制、整顿财政、重建海军,还是编练新军,都跟加强中央权威的努力紧密相关。所有的改革运动,都要服务于这个大局。刑律改革运动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单纯的技术运动,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跟加强中央权威以再次实现政权的集中统一息息相关。
  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央权威的衰落表现为中央司法权威的丧失。中央司法权威的丧失,对外表现为条约体系下建立起来的领事裁判权或治外法权制度,对内则是地方司法权力的日渐扩大。晚清“就地正法”问题即可体现“内轻外重”的基本格局。刑律改革围绕两个主题展开:差别问题与轻缓问题。差别问题,首在消除中外差别,即治外法权问题。轻缓问题,则主要涉及刑罚的轻缓化。差别问题与轻缓问题,同样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统一于重建中央权威这一最高目标之下。中央权威,一方面表现为中央政令的畅通,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中央掌握道义高点。清末一系列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均可以理解为是为实现中央政令畅通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新刑律所建构的以自由刑和罚金刑为核心的刑罚体系,即使在当代看来也是非常轻缓的刑罚体系。至少从条文上观察,这一刑罚体系远比当时所谓文明的欧洲刑法要轻缓的多,大幅度超越了其历史局限。为何出现这种情形?那是因为中国的刑法体系受到了西方的鄙视:“外国人来华者,往往亲入州县之监狱,旁观州县之问案,疾首蹙额,讥为贱视人类。……州县监狱之外,又有羁所又有交差押带等名目,狭隘污秽,凌虐多端,暑疫传染,多致瘐毙,仁人不忍睹闻,等之于地狱,外人尤为痛诋,比之以番蛮。”在正统的儒家继承人和文明自信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看来,或许这种精神上的鄙视远比现实利益与权力的丧失更为令人痛苦吧!面对西方强势话语体系的压力,肉食者不惜以超越现实可能的轻缓化,而且是远比欧洲大陆刑法更为轻缓的刑罚体系,努力争取刑律道义制高点,从而为实现重建中央(中国)权威的目标奠定必要的基础。
  与此相似,清代监守自盗罪刑罚体系逐步轻缓化规律,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在历史动力。这一独特动力,跟所谓的“中央集权”或者说“国家能力”同样息息相关。皇朝时期的“中央集权”和“国家能力”问题,体现在君权和官僚阶层的权力博弈关系之中。研究表明,在中国整个皇朝时代,皇帝与官僚阶层之间的权力博弈关系是一个永恒的政治法律问题,清代也不例外。监守自盗罪调整的主要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官、吏、役等侵犯朝廷(国家)财产所有权(帑项)及其职务廉洁性(官方)的行为。官、吏、役等是官僚阶层的主体群体。据此可以推定,监守自盗刑罚体系的演变规律,是一个可以生动反映君权和官僚阶层之间权力博弈关系变动的侧面。
  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中提供了一个分析皇权和官僚阶层关系的理论框架。他指出,在帝制国家,官僚阶层可能呈现的政治取向大略有四:(1)同时为统治者和主要阶层维持服务的取向;(2)演变为仅仅是统治者的被动工具,几乎没有内在的自主性,或几乎不为民众的不同阶层提供服务;(3)取代了其为不同阶层和政权服务的目标,代之以自我扩张为目标,或为一己和(或)他们与之密切认同的群体的利益而僭夺权力的目标;(4)以自我扩张和谋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取代了其服务于主要阶层的目标,但同时又保持了为政权和统治者服务的目标。中国古代的官僚阶层被认为大体上属于第一类的情形,即“同时为统治者和主要阶层维持服务的取向”。不过有研究明确指出,在王朝衰落时期,官僚阶层将越来越显现出第三项,即“自利取向”(self-orientation)的特征。在“自利取向”支配下,官僚阶层将通过各种途径极力强调其自主性和自我利益,要求摆脱政治监督,淡化自身职业的责任。
  该书所提供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来分析监守自盗刑罚体系逐步轻缓化规律的内在历史动力。如前所述,在一个王朝范围内,皇权与官僚力量对比关系,基本呈现出以下基本发展趋势:王朝之初,皇权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中期,双方力量处于某种平衡关系之中;晚期,皇权大幅度衰落,甚至极大地依赖与长斯以来跟官僚阶层形成的利益共同体的关系而勉强维持下去,官僚阶层则取得相对独立且巩固的利益和地位。从“轻缓化”的视角观察,亦可以这样认识:当皇权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时,不但要求其经济利益获得绝对的保护(“帑项”),而且要求官僚阶层绝对忠诚于皇权(“弼教”)。与此相应,为保障“绝对保护”和“绝对忠诚”的实现,皇权当然会设定相当严苛的刑罚体系。在取得绝对优势之后,充满自信的皇权将选择‘‘缓和适用”当前比较严厉的刑罚体系,以体现所谓的“皇恩浩荡”,并粉饰所谓的“太平盛世”。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虽然法律上规定了非常严厉的刑罚,并不会过多地在司法实践中予以应用。到了王朝中期,双方力量达致某种平衡时,皇权和官僚阶层争夺主导权的斗争益发激烈。皇权为夺回曾经拥有的主导权,将会严格执行法律上早就存在的“严刑峻罚”。在这种情形之下,表现刑罚体系轻缓化演变规律的历史曲线将会由“缓慢下降”陡然变更为“昂扬向上”的发展态势。乾隆时期爆发的“反贪腐”行动,就是这种状态的生动体现。时光不断流逝,皇权继续衰落。王朝末期,官僚阶层的力量持续上升,皇权对于官僚阶层的法律控制力度无可奈何地持续弱化。皇权失去了对于官僚阶层的绝对控制力,充分体现这种“控制力”的“刑罚体系”,其强度将不可避免地持续降低。
注释:
  《汉书·刑法志》,中华书局1962年1版2006年12刷,第1099—1100页:“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皆弃市。”颜师古注日:“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即今律所谓监守自盗者也。”
    (清)王明德:《读律佩觹》,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美〕布迪、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年版,第61页:“1736年(乾隆元年),帝国政府决定设律例馆,每三年修律一次,以便将前次修律之后新产生的例编人法典。1746年(乾隆十一年),每三年一次的修律活动被放宽至每五年一次,但这一规定的实施并非十分严格。1863年(同治二年)倒数第二次编例时,例的条数达最高峰,为1892条。自此之后,编例活动陷于停顿,直到1905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编例活动,这次编例,将例的条数减至1327条。”根据《清史稿·刑法志》,乾隆时期(1736—1795)、共编例“八九次”。自1801—1863年的62年间,编例次数不少于15次,其具体年代为:1801(嘉庆六年)、1806、1814、1820、1821、1825、1826、1830、1839、1840、1841、1845、1846、1852、1863年。参见梁启超《中国成文法的变迁及沿革》,台北,1957年,第40页。
    参见张晋藩、林乾:《刑案汇览·序》,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参见《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73页。
    参见(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568—570页。
    参见《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07-408页。
    参见胡星桥、邓又天点注:《读例存疑点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411页:《读例存疑》:此例原系二条,均系前明问刑条例。第一条原例,……第二条原例,……雍正三年删定。
    参见胡星桥邓又天点注:《读例存疑点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413页:此例原系四条,一系乾隆五年,遵照雍正十三年谕旨改定。(一千两以上,拟斩。)
    关于刑罚结构问题,参见陈兴良《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刑罚结构调整》,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
    《臬部定例汇编》,第38册,卷十三。
    胡星桥、邓又天点注:《读例存疑点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413-414页。
    胡星桥、邓又天点注:《读例存疑点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413-414页。
    胡星桥、邓又天点注:《读例存疑点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413页。
    《清史稿·刑法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总第4187页。
    《大清现行刑律按语》(水),第45页。
    参见(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总第2023—2028页。
    清末刑律改革,笞杖肉刑本改为十等罚金刑,参见《宽免徒流加杖片》,转引自李贵连:《沈家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后伍廷芳的意见,窃盗罪笞杖刑改为工作若干时限,参见《变通窃盗条款折》,《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5342—5343页。
    参见秦化真:《清末刑名体系改革考》,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大清现行刑律按语》,水,第47页。
    《大清律辑注·沈之奇自序》,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9页。
    参见张晋藩:《清代律学名著选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569页。
    (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573页。
    参见《清史编年》(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415页。
    《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六册,第576页。
    《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六册,第576页。
    《臬部定例汇编》,第93册,卷四十六。
    《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74—375页。
    胡星桥、邓又天点注:《读例存疑点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413页。
    胡星桥、邓又天点注:《读例存疑点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413页。
    《臬部定例汇编》(九),卷四,第14—15面。
    朱慧:《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简介,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4期。
    参见《臬部定例汇编》,第93册,卷四十六。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修订译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2页。
    《刑部说帖各省通行成案摘要抄存·凡例》。
    《刑部说帖抄存·凡例》。
    张晋藩、林乾:《刑案汇览·序》,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4—7页。
    张廷骧:《入幕须知·赘言十则》。
    参见朱金甫、张书才主编:《清代典章制度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329页。
    参见(清)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四),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51页。
    参见(清)祝庆褀等编:《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3页。《说帖辩例新编》,道光十六年刊本,卷十二。
    参见(清)祝庆棋等编:《刑案汇览三编》(四),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581页。
    参见(清)祝庆祺等编:《刑部比照加减成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20页。
    参见(清)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四),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81-582页。
    《说帖辩例新编》,道光十六年刊本,卷十二。
    《大清律例·名例律下·加减罪例》惟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其小注云:二死谓绞、斩,三流谓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各同为一减,如犯死罪减一等,即坐流三千里;减二等,即坐徒三年。犯流三千里,减一等,亦坐徒三年。
    参见(清)祝庆棋等编:《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8页。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94年第一版,第89—92页。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据刘统勋、塔永宁审拟蒋洲亏空勒派一案,自认不讳。蒋洲乃原大学士蒋廷锡之子,由部属擢用任至抚藩,不思洁己奉公,乃恣意侵亏,数盈钜万,又复勒派通省属员,以为弥补之计,其贪渎狼藉,玷辱家门,实出情理之外。杨龙文身为监司,曲意逢迎,侵帑勒派,不法已极,其情罪实无可宽宥。蒋洲、杨龙文俱依拟,即行正法,以昭炯戒。……山西一省巡抚藩臬,朋比作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至于此极。朕何以信人?何以用人?外吏营私贪渎,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朕深为愧愤……
    朱慧:《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简介,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4期。
    《秋审实缓比较成案》,四川臬署存板光绪二年刊本,卷二十三。
    《说帖辩例新编》,道光十六年刊本,卷十二。
    (清)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36—337页。
    参见(清)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四),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81—582页。
    参见(清)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455页。《说帖辩例新编》,道光十六年刊本,卷十二。
    参见(清)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5—457页。
    《刑部比照加减成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20页。
    (清)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9页。
    (清)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8页。《刑部比照加减成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1页。
    (清)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9—60页。
    (清)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四),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81页。
    参见高浣月:《清代刑名幕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81页。
    参见王志强:《清代刑部的法律推理》,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1984年1版2010年5刷,第764页。
    (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明)应檟:《大明律释义·刑律·贼盗》(卷十八),嘉靖三十一年(1537)广东布政使司重校刊本。
    《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07页。
    参见黄华生:《论刑罚轻缓化》,第6页,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
    赵秉志:《论刑罚轻缓化的世界背景与中国实践》,原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6期。
    赖早兴:《中国刑罚轻缓化之肇始》,原载《湘潭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06页。
    参见《清史编年》(十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王瑞成《就地正法与清代刑事审判制度——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的争论谈起》,原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邱远猷《太平天国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原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李贵连《晚清就地正法考》,原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参见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版,第667-668页。
    参见王宏治:《清末修刑律的再认识——清末刑律并不比西方落后》,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四期。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8辑,文海出版社印行,第80页。
    参见〔以〕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以下。
    参见阎步克:《品味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第2版,第15页。
出处:《刑事法评论》
 
分享到: 豆瓣 更多
【打印此文】 【收藏此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