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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囚犯
张晶
上传时间:201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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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与囚犯的“代”
  (一)关于“代”的含义的界定
  在中国的语境里,“代”是一个含义比较多的字。《说文》解释说,代,更也。凡以此易彼,以后续前,皆曰代。最常见的“代”,是指家族的辈分传承,如“令”字辈,是孔子的76代孙。后来,“代”的含义,延伸到了社会管理层面,如“第一代领导人”等;我们还常常表述的几代人,尽管与此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基本的含义亦是如此,如胡锦涛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当然,比较常见的还有以十年为计算单位的代,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二)囚犯的“代”
  在本文里,要着重研究的是囚犯“代”的问题。而这个“代”的界定仅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囚犯。
  在当下可以检索到的文献里,关于囚犯“代”的研究,并不是热点。人们对此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尽管如此,还是发现了其比较有典型意义的代表性文献。这些文献对于囚犯“代”的思考,对于我们接下来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1.两代说。
  “两代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何为民老师和刘智老师。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何为民教授,早在1980年就以抚顺监狱的押犯数据为样本,提出了囚犯结构的问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前,抚顺监狱关押的主要是历史反革命和民主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社会渣滓。十多年来,关押的对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反革命犯作为一个概念即将消失,……各类刑事犯逐渐成为主要关押对象……在这些刑事犯中,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占90%,而且不少是建国后出生的青年”。这个判断具有“代”的含义。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刘智教授,在1985年由未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劳改法学》中认为,“新中国建国以来,已经依法处理和劳动改造了两代罪犯:一代罪犯,是建国初期依法逮捕的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惯犯……于七十年代,大体已经完成;第二代罪犯,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青少年刑事犯,七十年代日益增多,到了八十年代初,青少年刑事犯罪成为了社会犯罪的主体”。
  2.四代说。四代说的划分具有一定的现实影响力。因为这是司法部劳改专业教材编辑部的观点。这个四代说,比较早的出现《劳动改造学基础理论》书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犯罪主体结构的历史性变化”中。该书具体展开了这个问题:(1)建国初期,或者称之为三大改造时期(1949—1954年),被称之为“老反革命”占了95%。(2)经济建设时期,或者称之为公有化时期(1954—1966年),该书的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成分比较复杂,但是,第一位的还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3)文化大革命时期。或称之为社会动乱时期(1966—1976年),犯罪的主要成分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流氓、盗窃分子;狂热幼稚的青年学生和职工。(4)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6年以后),青少年犯占据主要地位,约占70%-80%;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占据主要地位,约占95%;党员干部中的犯罪增多。
  原司法部常务副部长、中国监狱学会会长金鉴主编的《监狱学总论》,是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一部监狱学专著。该书编者尽管没有提出明晰的具体的囚犯“代”说,但是按照该文上下叙述的逻辑关系,联系论述该章节的其他内容的倾向看,编者持有的是“四代说”观点。该书在“第十一章罪犯本论”里指出五、六十年代的在押罪犯,多数是反革命犯。”笔者以为,如果以代来划分,这应该算是“第一代囚犯”。
  该书在“罪犯构成分析”的“自然性分析”段落里,就提出了20世纪的80年代两次代表性的分析概括:
  第一次是80年代初,得出了“三个增多”“三个减少”的结论,即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多、普通刑事犯罪多、青少年罪犯多和剥削阶级出身少、反革命少、中老年犯少。这可以算是“第二代囚犯”。
  第二次是80年代末的“一少五多”,即反革命犯继续减少,侵财犯、暴力犯、流窜犯、重大刑事犯和惯累犯增多。这属于“第三代囚犯”。
  该书编者认为,现在(书稿出版的时间,1997年)押犯构成的特点与1984年比,概括起来是“四个增多、三个减少、三个从无到有”。即“四个增多”是:中青年犯增多、暴力型犯增多、侵财型犯增多、城镇犯增多;“三个减少”是:老年犯继续减少、危害国家安全犯继续减少、流氓犯继续减少;“三个从无到有”是:计算机、伪造有价证券之类的智能型犯、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罪犯和跨国犯罪的罪犯。这可以算是“第四代囚犯”。
  (三)关于囚犯“代”的评述
  囚犯的“代”的问题,是一个关乎监狱、关乎刑事政策乃至于社会政策的大问题。“罪犯的构成实际上是社会形势的晴雨表。”因而,需要十分慎重的确定囚犯的“代”。以上有典型性的四个文献引证的两个“代”理论,基本代表了当下我国理论研究人员的基本判断取向。
  为进一步展开下文的研究,这里有必要对于上述关于“代”的划分做简单的评述。
  1.关于“两代说”。“两代说”,事实上是把囚犯结构以改革开放的时间为界所做的划分。改革开放前的押犯,反革命犯占绝大多数;而改革开放后的押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占绝大多数。这个划分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定程度的肯定。“这个划分是符合历史的,是客观的。”如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提法。两个剥削阶级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是: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
  2.关于“四代说”。“四代说”的划分,更加明晰了囚犯的“代”,并且以新中国的重要历史时期为参照区间。“四代说”划分的优点是:更细致、更具体、更直观,便于人们直接对应于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然而,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划分没有穷尽新中国发展的时代轨迹,例如,有些重大的事件构成的特殊状态的“囚犯”,没有被列入;即使列入了,也没有对囚犯整体的结构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如果把“文革”中的“打砸抢犯罪”作为一个主要的结构来列出的话,那一定不能丢掉20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所形成的“右派分子”。并且这样的划分,其有些名词界定的准确性,还需要进一步的斟酌,如对“流氓盗窃分子”的界定。尤其是在《监狱学总论》里的划分,以80年代初、80年代末,以及1997年书稿写作时的时间作为坐标,显然缺乏科学依据。并且,这种划分,对押犯结构的概括,显得繁琐、重复。如有些划分和概括,有的是按犯罪性质划分、有的是按犯罪年龄划分、有的是按犯罪人的居住地划分。这样的划分,没有采用同一个逻辑标准,也不在一个逻辑层面,让读者不得要领。
  3.关于“两代说”和“四代说”的共同价值判断。仔细审视对于囚犯“代”的划分,不难发现“两代说”和“四代说”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了一个共同的价值判断阶级斗争”。“反革命犯”的定罪量刑,很深地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这符合那个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特质。而改革开放后的初期,阶级斗争的意识依然强烈影响着整个社会。所以,乍一看“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是一个正面的政治含义,其本质依然是以“阶级斗争”作为划界的,因为,对应于“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必然是“阶级敌人”。只有有了“敌人”,才会有“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必然逻辑。在20世纪的中国,人们习惯于和偏执于阶级斗争思维。泛政治化的问题,充满了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层级,即便在一个家庭里,也时常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这种思维是不难理解的。
  综上所述,本文倾向于“两代说”的划分。当然这也符合党中央批转第八次全国劳改会议纪要的判断:“中央、国务院认为:劳动改造罪犯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改造人、改造社会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根据改造对象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年轻的刑事犯罪的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争取把绝大多数罪犯改造成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守法公民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才。”该纪要还指出,“基本上完成了对判处徒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旧社会渣滓的改造任务,还改造了一大批新的犯罪分子……”更重要的是,这个划分,符合历史脉络,更有利于未来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理念定位、顶层设计和制度重构。
  二、第三代囚犯的证成
  以囚犯的“两代说”为基础,本文提出囚犯“第三代说”的判断。新中国成立以来,囚犯结构已经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反革命犯占绝大多数”的押犯格局,以及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末的“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占绝大多数”的格局。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急速转型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快速变化,监狱囚犯结构出现了“第三代囚犯”的全新格局。这个格局的押犯构成是:社会底层人群(弱势群体)占押犯的绝大多数。
  本文的全部目的和旨趣,就是要证成“第三代囚犯”。
  (一)社会分层中的社会底层问题
  所谓社会分层,按照著名社会学家李强的解释是“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而这里的“社会资源”,一般是指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等。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阶级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所有的人,都被圈定人阶级的魔咒里。“阶级分层长期主导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争的事实。阶级结构,是指“各阶级群体因为经济地位、经济资源占有不同而形成的地位差异结构”。按照李强的研究,中国除了阶级分层以外,还客观存在着户籍分层、干部与工人的身份区别以及工作单位与身份的问题,即使在干部中,也有分层体系。传统理论解释通常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组织者的责任是要激化阶级矛盾和阶级利益的理论。”可是,在和谐社会,如果一味再强调阶级斗争,显然是不合适的,应有的做法是“摒弃调和阶级利益”的理论,进而寻求社会稳定、社会和谐。
  为此,社会分层理论给人们提供了全新的理解视角和独到的思维形式。人们的大脑开始摆脱“阶级斗争”的长期禁锢。
  故而,社会分层理论成为最新的社会迁移理论。在李强教授看来,当下理论界在传统的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韦伯的分层思想和涂尔干的分层理论之上,还有了新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新韦伯主义分层理论、新涂尔干主义的分层理论以及功能主义、阶级结构的测量理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分层、布迪厄的后现代文化分层理论等。而当下较为流行的财富地位分层、权力地位分层和声望分层,是现代西方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这甚至成为区分社会分层的三大标志。
  按照这样的分层理论,社会学家们提出了各自的分层标准和分层类别。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提出了“十大社会阶层模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这个划分与我国标准职业分类的大类很接近。孙立平提出“社会断裂”理论以及李强提出了“倒丁宇形的社会结构”理论。而杨继绳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则是分成了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阶层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据此把“各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在参照权力、声望因素,直观地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上等阶层、中上等阶层、中等阶层、中下等阶层、下等阶层、下下等阶层等。按照这样的划分,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8%)和社会下层(14%)。”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无论社会分层是按照怎样的标准,也无论社会分层具体分为几层,每一阶层呈现为怎样的问题,社会分层已经成为社会学家的共识,社会学家的共识还表现为“中国目前面临非常严峻的社会分层问题”。而没有任何异议的是:分层问题,直接关乎社会结构、社会流动、社会安定和社会和谐。
  (二)“第三代囚犯”结构的价值廓清
  研究社会分层,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在阶级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历来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所以,任何时期都要做阶级阶层划分的研究。”
  在李强的分层理论里,囚犯不是独立的一个层面,甚至没有囚犯的一席之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而在杨继绳的论述里,囚犯构成了单独的一个群体。如在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里,“有害群体”就包括了罪犯、吸毒者、卖淫者和有组织犯罪四个方面的具体构成。我们知道,尽管“有害群体”表述的准确性以及其分类,也许可以继续研究,有害群体的构成问题也可以继续商榷,但是,杨继绳把有害群体作为一个独立于其他阶层的群体来研究和思考,是非常有见地的。基于此,梁晓声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的“中国当代‘黑社会’”和“中国‘灰社会’”,就更多的是基于对当代社会转型的消极现象的批判式、拷问式思考,因而,不属于严谨逻辑意义上的社会阶层科学研究文献。
  不过,无论囚犯能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囚犯的存在是客观的,囚犯以及囚犯犯罪所折射并反映出来的社会管理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对于囚犯结构的变化,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具有根本价值和广泛深远意义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到20世纪末的半个世纪里,我国已经经历了“两代”囚犯的变化,即“反革命分子的”为主体的囚犯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为主体的囚犯。国家高层亦针对这样的变化,适时改革了监狱的顶层设计和关联政策的调整,先后提出了“把这些反动阶级中最难改造的分子改造成为新人”;“把罪犯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才”;提出了“对失足的青少年,要像父母对待得了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老师对待犯了错误的学生那样积极为他们创造条件,促进转化”。依据这个被称之为“三像”的要求,提出了“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等要求。这些要求,凸显了对于社会中的这个特定群体——囚犯的关注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为此,我国改造矫正囚犯的成绩举世瞩目:中国囚犯的重新犯罪率在1985年是6%—8%,也为我国在国际犯罪矫正领域赢得了地位。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囚犯的结构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于矫正囚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关联性影响是重大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囚犯结构变化的影响,丝毫不亚于社会分层本身。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囚犯就是社会分层的必然产物。这里要表达的是,囚犯的结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代”——囚犯层,既是独立的阶层,又和所有的阶层密切关联,是当下社会发展中一系列问题的集中反应和典型折射。所以,研究囚犯的“代”,就成为研究整个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一个总开关和总钥匙。
  而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关于囚犯“代”的问题,至今没有唤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和重视。从理念到顶层设计,从体制到机制,从路径到应对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滞后、掣肘的问题,严重制约了监狱职能的纯化和监狱功能的发挥,进而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第三代囚犯证明的“五宗最”特征描述
  第三代囚犯与第一代囚犯、第二代囚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1.第一宗最——最显著特征:
  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人员犯罪的囚犯占绝大多数;公职人员犯罪问题并不突出。
  (图略)
  图1囚犯家庭分析图
  这个特征,可以从63.04%(4540人)的囚犯来自于农村(见图1)和家庭年经济纯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占45.18%(3226人,其中欠外债的1331人)来证明(见图2)。可以补证这个问题的有两个问题:一个何题是,“从小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回笞很困难的1312人、比较困难的1432人和一般的3099人,占全部调查对象7173人的81.46%(见图3)。再一个问题是,“从开始记事时,家里的居住条件情况”:回答一般的为3833人、比较拥挤的1071人、非常拥挤的462人,累计为5366人,在7167个回答该问题的人中,占74.87%(见图4)。
  (图略)
  图2囚犯家庭年纯收入分析图
  (图略)
  图3囚犯幼时家庭经济条件
  (图略)
  图4囚犯幼时家庭居住条件
  与之相关联,当下囚犯的犯罪类型,也大多集中在涉财。比例占到了42.7%。
  所谓社会底层,在这里基本相当于杨继绳先生社会分层理论中的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中下阶层”是农民阶层和农民工阶层,他们“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他们的收入地位、声望地位处于中下水平,而权力地位更是低下,而“下等阶层”是“城乡的贫困人口,如农村无地、无业者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在开放社会,社会进步推动阶层分化,阶层分化推动社会进步。然而,社会分层的变动并不是在轻歌曼舞中完成的,而是要伴随着一系列社会阵痛和千家万户的悲欢离合。”而犯罪以及被判处刑罚,就是最极端、最典型的表征。这关联着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在开放中处于无权力、无财富、无声望的地位,他们自然就缺乏了发展中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所以,发展常常处于处处被动、处处受阻、处处无奈的境地。
  加之,社会快速的转型、经济急速的转轨而导致的诸如教育、分配、保障、医疗、养老等等的偏差、不完善,更容易将这些底层人员置于被忽视、被遗忘、被抛弃的绝境。
  与之形成明显反差的是,一些人的先富、先发、获利,让底层人群的一些人在心理上,极容易产生“相对剥夺”的状态下,在这种偏颇心理的支配下,他们很容易走向犯罪的道路。
  这证实了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老师的观点当今社会当中,是哪些人在犯罪?哪些人被判重刑或被判死刑?可以说,现在社会生活中80%以上的犯罪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比如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找不着工作,生活无着落犯罪,甚至犯一些重罪。”
  此外,年龄特征成为判断和衡量囚犯犯罪的基本构成特征。本次调查中,青壮年犯罪人成为社会犯罪的主体。在接受调查的囚犯中,年龄在18—35岁的,占到全部被调查人的66.51%。其中,青年男犯为全部被调查男犯人数的67.68%,青年女犯为全部被调查女犯人数的59.17%。
  与之相联系的是公众关心的公职人员犯罪问题。公职人员犯罪一直以来为社会所强烈关注、极端诟病。尤其是公职人员中的高官犯罪,通过媒体炒作,放大效应明显,以至于不断地冲击着公众可以接受的心理极限。在公众的感觉中,公职人员犯罪,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然而,在接受调查的6181人中,犯罪前的职业是“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人数为521人,占8.42%。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公职人员的犯罪比例较高,在调查的1847名女性囚犯中,公职人员为251人,占女性公职人员的13.39%(见图5)。
  2.第二宗最——最应关注的特征:经济发达地区的外地人犯罪占绝大多数,本地人犯罪不显。
  这是一个有趣的结论。这个结论证明了,在政治、经济、人文、社会发达地区,本地人的犯罪率明显下降。与之相适应,外来人口的犯罪占绝对多数的比例。
  据统计,在回答“犯罪地是长期工作地”问题中,占了被调查者的28.75%,而回答
  (图略)
  图5公职人员犯罪人数图
  “犯罪所在地不是户口所在地的”押犯占了47.5%。
  同样的问题,杨继绳在《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中也列举了相关的数据:“广东佛山市1994年的统计,在全部犯罪人口中,外来人员占80%;根据深圳市公安局1993年底和1994年初的统计,各种刑事案件中,93%是外来人口。也有数据表明,北京外来人口犯罪占46%,上海占70%—80%,广州为69%,深圳达97%。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法院的调查,2010年及2011年1—8月份判处的犯罪分子进行了统计。2010年的犯罪分子中,外来人口占比达85.3%,辖区外来人口发案率已高达万分之二十六,是本地人口的13倍;2011年1—8月份,外来人口犯罪占比高达87.4%。
  印证这个结论,还包括了现实的押犯构成。如在当下江苏省监狱的全部押犯中,外省籍的囚犯占到了全部押犯的38%以上,尤其是苏南发达地区,更是高达50%以上(见图6)。
  (图略)
  图6江苏省在押囚犯籍贯分布图
  这里的解释是:本地区经济发达,当地公民的基本需要、基本期待已经满足,富足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没有必要去通过犯罪来满足生存、或者过体面有尊严生活的需要。所以,本地人一般会安分、安逸地生活。而那些占少数的本地犯罪人,之所以犯罪,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挤压了本地人生活、工作的空间,挤占了当地有限的教育、住房、医疗、就业等呈现一定的相关性,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也有的是,被外地人的犯罪所裹挟而“被犯罪”。这里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本地人的犯罪类型、年龄等,和外来犯罪人口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性。
  不过,客观地说,外来人员对于当地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犯罪的总是极少数。当然,这属于题外话。
  3.第三宗最——最欣慰的特征:囚犯中的社会仇富、仇官的心态不显。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官员犯罪呈现了密集爆发、质量升高、职位显赫、影响广泛等新情况的出现,产生了深远而恶劣的社会影响。为此,一些研究者认为,当下严重刑事犯罪问题的存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犯罪分子的仇富、仇官思想支配。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社会公众普遍存在着仇富仇官的情绪,而这个情绪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然而,这次的调查数据却显示,在囚犯中,仇富、仇官的并不突出。在7042个回答“对待富人的态度”(该问题为“多项选择题”)中,选择“仇恨”的181人,占2.57%;选择“愤愤不平”的276人,占3.91%;选择“羡慕”的2071人,占29.41%;选择“当作自己的学习榜样”的4896人,占69.53%(见图7)。这一组数据告诉我们,有98.94%的囚犯,对待富、对待官,抱有的是正面的态度。
  (图略)
  图7囚犯对待富人态度
  与之明显相关联的,在7042个回答“你认为富人致富的原因是:(该题为多选题)”时,选择“能力强”的3525人,占50.06%;选择“把握了机会”的4192人,占59.53%;选择“钻法律政策的空子”的1487人,占21.12%;选择“搞权钱交易”的1405人,占19.95%(见图8)。显然,囚犯中,选择正面态度的占绝大多数。尤其是在女犯的选择中,江苏省的294名女犯和广东省的197名女犯,出乎意料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回答对于富人的态度中“仇恨”和“愤愤不平”。
  与整个题目关联的另一个问题——“认为本次犯罪原因情况”,也从一个侧面进一
  (图略)
  图8囚犯对于富人致富原因的看法
  步揭示了这个问题。在被调查的6989个人中,选择自己的犯罪是“报复社会”的,只有184人,占2.63%。这与我们过去感受到和社会舆论常常宣传的口径:犯罪分子疯狂报复社会、仇视社会的问题在增长的结论,正好相反。
  如果说,囚犯对待“富”和对待“官”的态度,还与他们自身的利益并不密切,还不能证明什么,甚至可以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的话,那么,囚犯对待自己最核心利益的——对待法院判决的态度,同样印证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调查的数据中,认为法院判决“不公平不公正”和“判决本身就是错误的”共占21.02%,认为现在社会“很不公平”的占16.17%(见图9)。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当前的社会风气”的评价中,认为“较差”“很差”的占14.99%。
  (图略)
  图9囚犯对待法院判决的态度
  4.第四宗最——最堪优的特征:未成年犯罪的新变化,独生子女犯罪的问题并不十分突出。
  在第三代囚犯中,未成年囚犯犯罪与服刑,是本次调研的重点内容。他们的犯罪与服刑的特点对监狱管理和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
  在调查的981个未成年犯中,“本次犯罪时的年龄”中,14—16周岁以下的484人,占49.34%;16-18周岁的497人,占50.66%(见图10)。与“年龄”相对应的是,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小学未毕业的占15.09%、小学毕业的8.56%、初中为毕业的51.68%)(见图11),职业不稳定(上学的27.17%、无业的50.36)(见图12)以及收入微薄(没有稳定收入的为76.56%,月收入不足千元的5.63%)甚至没有收入。
  (图略)
  图10未成年囚犯犯罪年龄构成图
  (图略)
  图11未成年囚犯捕前文化
  (图略)
  图12未成年囚犯捕前职业
  (1)未成年囚犯多为农村家庭的孩子。更为忧虑的是,在977名答题者中回答你的家庭是农村的为683人,占69.91%,回答家庭是县城的140人,占14.33%(见图13)。这一组数据说明,农村以及县城的孩子教育缺乏良好的条件。这个条件和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父母一方在外打工或者父母都在外打工的为36.96%),疏于对子女的管理教育帮助,一些孩子由爷爷奶奶看管照顾为主,难以对孩子有效管理等有紧密的联系。
  (图略)
  图13未成年囚犯家庭构成
  (2)未成年囚犯的涉财犯罪最为突出。在本次调查的973份有效问卷中,有关盗窃、抢劫、抢夺类的涉财类犯罪最为突出,占到了64.95%。其他较多犯罪的类别是危害人身权利类的犯罪为16.96%、涉性类的14.29%(见图14)。
  (图略)
  图14未成年囚犯犯罪类型
  (3)独生子女犯罪问题并不十分突出。通常认为,我国1979年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后,国内独生子女由于教育、交往、个性养成等方面的缺陷,当下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口,应该是独生子女为主。然而,本次调查的976名未成年囚犯中,属于独生子女犯罪的为326人,占33.40%,有一个兄弟姐妹的429人,占43.95%,有两个兄弟姐妹的为115人,占11.78%,有三个以上兄弟姐妹的106人,占10.87%。(见图15)
  (图略)
  图15未成年囚犯兄弟姐妹情况
  (4)未成年犯罪的严重性应当引起高度关注。令人忧虑的是,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一是未成年人(涉黑类的0.82%)参与了涉黑类犯罪,甚至有的已经做了“老大”。
  二是未成年人犯罪,已经不只一个罪名。在调查的980名未成年囚犯中,有一个罪名的794人,占81.02%。而有两个以上罪名的占到了18.98%,其中,有两个罪名的有120人、占12.24%,有三个罪名的有21人、占2.14%,有四个罪名的15人,占1.53%,有五个以上罪名的有30人,占3.60%(见图16)。
  三是未成年人多次犯罪的问题已经凸显。在970名答题者中回答“加上本次犯罪有两次以上犯罪的”为8.35%。这个比例和只有一次犯罪的所占比例为91.65%相比,是一个小数字。可是,这个小数字反映出的问题,令人忧虑。未成年囚犯中,有过两次犯罪的为65人,三次犯罪的5人,四次犯罪的3人,五次及以上犯罪的8人。而在回答“本次所犯的罪行比前一次犯罪所判刑罚重”的为57.69%。
  (图略)
  图16未成年囚犯罪名个数
  (5)不当兴趣爱好对于他们的犯罪影响极大。由于他们的学习成绩影响(在982名回答学习成绩一项问题里,回答一般、较差和很差的为79/63%),未成年人兴趣爱好,就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在980名被调查对象中,回答:上网玩游戏的739人、占75.41%,去歌厅、夜总会玩的476人、占48.57%,赌博的193人、占19.69%,吸食毒品的69个、占7.04%,其他的209人、占21.33%(见图17)。在本次犯罪前,有过性经历的占61.35%,其中,与三个以上异性发生过性关系的为332个。所以,他们在犯罪的
  (图略)
  图17未成年囚犯捕前兴趣爱好
  归因上(该题为多选题),归因为网络影响的为48.36%,归因为电影电视的为30.57%。(见图18)
  (图略)
  图18未成年囚犯犯罪归因
  (6)此外,打工二代、囚犯二代犯罪问题不显。这是值得欣慰的一个结果。其比例分别为:在982个答题者回答“本次犯罪时,你的父亲母亲在外打工”时,有158人,占16.09%的父亲在外打工;有40人,占4.07%的母亲在外打工;有165人,占16.80%回答父亲母亲均在外打工(见图19)。而回答“在你犯罪前,你的父亲或母亲是否有过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经历”时的976人中,回答“父亲被法院判过刑”的为78人,占8.91%;回答“母亲被法院判过刑的”为7人,占0.72%;回答“父母亲都被法院判过刑”的13人,占1.33%(见图20)。
  (图略)
  图19未成年囚犯此次犯罪时,父母在外打工情况
  (图略)
  图20未成年囚犯此次犯罪前,父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5.第五宗最——最特别的女囚犯
  女性囚犯在一些问题上,呈现出比男性囚犯的显著差异性。
  在本次调查设计的70个问题中,除了专门针对女犯的问题外,多数题目都是通用的问题。在统计中,我们发现,女犯的很多犯罪与需要与男犯有着大体共同的回答,即没有统计学的显著差异性。但是,有些具有显著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值得充分把握。
  (1)女囚犯中,户口所在地是为农村的明显偏少。在1854名女囚犯中,户口来自于农村的为900人,占48.54,明显低于男囚犯的67.70%的比例。而来自于县城的为16.24%(男犯11.97%)、地级市的20.01%(男犯10.58%)、来自于省会城市的15.21%(男犯9.57%)这说明,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女性更容易被诱惑进入犯罪的泥潭(见图21)。
  (图略)
  图21男、女囚犯户口所在地对比图
  (2)女囚犯中,涉性类、涉毒类的犯罪比例明显偏高,而涉财类、危害人身权利类的犯罪明显偏低。在1819名女囚犯中,涉毒类的犯罪比例最高,达到了32.66%(男囚犯14.95%);其次是涉财类的犯罪,为19.74%(男犯45.49%);再次为涉性类的犯罪,主要是强奸、组织卖淫、强迫容留卖淫等罪名,为10.94%(男犯为6.31%)。而由于女性体力较差、体能较弱的客观限制,所以,危害人身权利犯罪也明显较低,为9.95%(男犯19.71%)(见图22)。
  (图略)
  图22男、女囚犯犯罪类型对比图
  (3)女囚犯中的二次以上犯罪的不突出。女囚犯的初次犯罪率为93.43%,和男囚犯的初次犯罪74.51%比,明显减少。这说明,女性囚犯犯罪改造矫正成果比较容易巩固。关于“本次刑满释放后,你是否会重新犯罪”问题的统计数据,也支持这个结论。在1844名回答该问题的女囚犯中,回答“不会再犯罪”的1738人,占94.25%,高于男囚犯的64.26%30个百分点(见图23)。
  (图略)
  图23男、女初次犯罪率等对比图
  (4)女囚犯在犯罪前的性道德约束明显优于男囚犯。“在本次犯罪前,(除了和老公外)你是否有过性经历”的问题中,1765个问卷中,回答从未有过性经历的为53.14%;而男囚犯的比例为27.98%。“与四个以上的异性发生过性关系”的女囚犯为6.8%,而男囚犯为38.4%(见图24)。这一数据表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在女性中占有比男性更多的位置,尤其是像性观念这种更加代表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观念,男性和女性有着显著的差别;这同时也表明,在当下,男性一人在外打工挣钱,更容易受到自身性紧张的困扰和社会性开放的诱惑。
  (图略)
  图24男、女囚犯性道德观对比
  三、对策:社会与监狱
  如果说,李斯特的“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是对社会政策与刑事犯罪之间关系的警示性阐述;那么,我们说“是社会制造了犯罪”也有相当的道理。不过,为厘清传统的“社会主义消灭犯罪的”的命题,这里必须严正说明的是:在研究者看来,社会制度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而上文说的“社会制造了犯罪”显然是从社会的具体制度来展开的,而不关涉社会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
  所以,预防犯罪、根治犯罪、消灭重新犯罪,都必须有赖于在巩固社会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进和完善社会具体制度。显然本文没有淡化犯罪个人在犯罪中发挥的主导作用的意思。按照内因外因的关系原理,以及按照犯罪发生的机制看,犯罪者个人都是犯罪发生的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原因;但是,这里要阐述的是:社会具体制度的缺陷的影响一点都不能忽视,尽管只是诱发、催生了犯罪。犯罪者的价值趋向倒错、生活方式偏向、交往关系异位等,都是他们走向犯罪的原因。这里,笔者只是根据研究的需要和限于研究的篇幅,仅从社会具体制度的社会管理制度的一个侧面来审视和解释。
  这里,必须引入一个词: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近几年来,在中国渐趋流行的政治名词。其在工程学中的本义是统筹考虑项目各层次和各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说,“‘顶层设计’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所决定的”。一是顶层决定性,顶层设计是自高端向低端展开的设计方法,核心理念与目标都源自顶层,因此顶层决定底层,高端决定低端;二是整体关联性,顶层设计强调设计对象内部要素之间围绕核心理念和顶层目标所形成的关联、匹配与有机衔接;三是实际可操作性,设计的基本要求是表述简洁明确,设计成果具备实践可行性,因此顶层设计成果应是可实施、可操作的。
  以顶层设计的理念、思维和要求,来思考预防犯罪和囚犯矫正工作,就会迎来崭新的明天。
  (一)预防犯罪,哪些是更有效的?
  预防犯罪是当下研究者、决策者、领导者和管理者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预防犯罪的信心和耐心,都明显不足和缺乏充分的自信,甚至没有底气,因而,表现出了急躁的样子。1983年以来,对于刑事犯罪的持续不断、一浪高过一浪的严打,就是最好的例证。问题是,严打并没有实现决策者的初衷,并多少有些扬汤止沸之虞,“严打崇拜”和“严打依赖”,没有根本上解决犯罪高发的问题,而刑事犯罪率的持续高发、多发尤其是恐怖犯罪、泄愤犯罪、涉黑涉毒涉黄犯罪等,又让人们有些摸不清犯罪根由的味道。由此进入了一个“严打一犯罪高发一再严打”的怪圈,以至于成为一个死结:人们甚至很难设想,没有了严打,该如何控制社会、管理社会。尽管,在20世纪的80年代,党中央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的方针,然而,直至今日,似乎在预防与惩治的关系上,基本属于倒置的状态:轻预防、重打击,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普遍存在。面对严重刑事犯罪高峰的态势,似乎只有高压才能收效。
  为此,专家们也开出了各种格式的预防犯罪的“千金药方”,可是,不少的处方的设计与“配伍”都绕开了制度建构、体制创新等顶层设计的关键环节。因而,其效果很难显现,更不可能在根本上解决犯罪尤其是重大刑事犯罪多发、高发的问题。
  当下,我国处于激烈的社会转型期、改革关键期、经济转轨期、最大发展机遇期。中国要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完成发达国家200多年的社会转型任务,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要消化、化解发达国家200多年消化和化解的矛盾、困难和风险。社会发展的矛盾的多发、叠加,加之中国文化的独特传统,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当下十分严峻、十分复杂、十分繁难的预防犯罪的艰巨任务。
  强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建构全新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以保障民生、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的的活动过程。从预防犯罪的视角来审视社会管理创新是十分必要的。社会管理创新是指相对传统的社会管理而言。而创新社会管理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创新:超越传统社会管理的“死—绝对秩序”,必须在社会管理的“活—社会活力”上下工夫;超越传统社会管理的“官本位”,必须在社会管理的“民本位”上下工夫;超越传统社会管理的“绝对管理—义务本位”,必须在社会管理的“完善服务一权利本位”下工夫。
  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定位:满足公众对于政府管理的需要和诉求;解决社会转型期的突出问题;化解社会风险;解决社会矛盾凸显期存在的人民矛盾多发;有效妥善处置公共安全事件、群体性事件、泄愤事件频发的挑战,流动人口管理服务问题突出,刑事犯罪居高不下,信息网络事件挑战等问題。
  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把握:社会管理创新几乎涵盖了与公众有关的各个方面,为此需要把握以下重点:
  一是全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改善民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贫穷、温饱到基本实现小康的跨越,并正在向初步现代化的新征程迈进。但是,随着生活的改善,人们对于政府服务、社会事业发展、维护公共安全、参与管理的诉求越来越高。但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依然突出,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还没有完全建立,即使已经建立的地方,也是低水平的;社会阶层分化不仅更加明显,问题也更加突出,呈现两极性的态势;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造成了新的人口结构的突出矛盾,与之紧密联系的传统家庭模式正在快速瓦解,养老、保险、救助等困难很大、问题很多。
  二是倾力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大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公平正义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公正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这“既体现为一种价值理念,也体现为一种制度安排。”为此:第一要畅通诉求渠道。使每一个人们都有表达自己意见、建议和权利的机会,实现愿望、理想的机会。这体现为机会的平等,如享受就业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机会、享受社会保障、保险的机会、获取相应劳动报酬的机会等。第二要设立程序规则。在现代社会,规则是先导性的和基础性的。程序要明晰和规范、公开,便于群众获知;程序要严密,便于领会和执行;规则的保护要无差别。第三是规则的执行要严格,尤其是问责机制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
  三是着力保持社会安定。要运用好各类社会资源、协调好各类社会关系、化解好各类社会风险、解决好各类社会矛盾,确保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发展。要确立稳定为先的理念,社会稳定是相对的,尤其是在快速的社会转型期,试图不发生任何的问题也是不现实的,关键是要把控好稳定度。确保安定,又推动发展,避免进入那种为了稳定不惜代价的“绝对稳定”的老路。真正处理好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要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摆脱传统的“把人管死”的老路,使全社会呈现发展的活力。条件成熟时,要在《宪法》中加入“迁徙自由”的法条,彻底改变几千年来“户籍决定终身”的格局。此外,社会管理创新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社会管理创新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自治、自律、互律作用,使各种社会力量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力。
  (二)矫正囚犯,哪些是更有效的?
  矫正囚犯是天下第一难事。要根本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心理,是很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泰山好移,秉性难改”。世界范围内,日趋走高的重新犯罪率,决定了矫正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为此,反对矫正的声音甚至说是“是监狱制造了犯罪的”声音也有了更大的市场。
  然而,监狱总是要存在的。监狱的存在决定了矫正的必要,而矫正总比不矫正好,甚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替代矫正的更好的办法。因此,推动矫正囚犯工作的深入,总是要探讨更加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消灭犯罪是人类的美好愿望,而消灭重新犯罪是更加困难、更加美好的梦想。
  在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回答好下列问题:
  劳动改造(职业教育)是不是更有效?劳动改造在新中国监狱发展史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随着当下押犯构成的变化,劳动改造在当下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一方面是绝大多数囚犯原本处于社会的底层,劳动本来就是他们最大的职业;另一方面这些囚犯大多好逸恶劳,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走向犯罪的根本问题不是没有劳动能力。因此,如何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设定改造矫正内容、方式方法等,就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再者,当下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劳动习惯不是在劳动中养成的:不少重新犯罪的囚犯,就是在“在劳改队累苦了,释放后赶快多掎一点弥补损失”的错误思想支配下,实施了新的犯罪的。可见,囚犯更多的是缺乏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引导。
  思想教育是不是更有效?实际上,对于囚犯包括劳动改造在内的改造矫正工作,是转变世界观、确立全新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价值观。而世界观、价值观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对于绝大多数囚犯来说是足够的,他们的平均刑期一般为7年到10年。问题在于,在这个7—10年左右的刑期里,有多少时间是在开展对于囚犯的世界观、价值观教育?已经开展的教育,有多少符合了囚犯的犯罪与未来需要的实际?
  心理健康训练是不是更有效?心理健康是在20世纪的90年代开始在国内被广泛运用的一个全新矫正技术。这对于提高囚犯的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囚犯改造矫正具有多重意义。然而,这不是改造矫正本身。甚至将心理咨询作为获取囚犯信息的一种途径,其本身就是违反心理咨询原则的。因而,心理健康不能替代改造矫正。况且,民警与心理咨询师身份的互交互通,存在着严重的角色冲突。这是值得认真商榷的。
  循证矫正是不是更有效?循证矫正作为舶来品,其生命力和发展态势,是值得期待的。该矫正内容的设计是把囚犯的矫正细分为若干个项目,对于每一个项目都实行通过证据的矫正。应该说,这是矫正技术的全新发展。这里的问题是,循证矫正需要发达国家也已存在与之相关联的完全契合的文化传统、理念和监狱的体制、机制和矫正工作者职业群体。而这些我们当下还不太具备。因此,如何使循证矫正本土化,需要时间和实践,甚至需要试错。
  类似的需要回答和深深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为此,作适当的归纳和梳理,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当中国发展进入到了社会快速转型期之后,遭遇到的第三代囚犯所折射出来的问题,就集中在了监狱的体制、机制、矫正工作者以及改造矫正方式方法上了。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监狱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
  问题很显然:监狱属于国家刑罚执行机关,其顶层设计尤为重要。其监狱的传统体制、机制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为此也必须是强力的政府主导才能进行。
  一是监狱理念的革新。以上分析表明,第三代囚犯已经根本不同于第一代、第二代囚犯。因此,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态度、传统的方法都必须革故鼎新。而这样的变革,应当向前延伸至如何科学认知犯罪、科学认知刑罚、科学认知监狱、科学认知改造矫正等一系列问题,进而超越传统监狱是单一绝对暴力机器、超越囚犯是敌人等僵化、落伍、背离社会发展、背离以人为本思想的传统观念。以囚犯是需要引导、教育、救赎的社会底层人群,以监狱是囚犯再生、未来新生活的新起点、加油站,以监狱警察作为囚犯的领航者、重构者,以改造矫正服刑者为出发点和归宿。
  二是监狱的顶层设计。第一,明晰未来发展目标:现代监狱制度。现代监狱制度是于现代侦查制度、现代检察制度、现代审判制度相互呼应、衔接和制约的现代法政制度。其核心要求是,现代监狱制度的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人性化、信息化、社会化以及矫正工作者的职业化、专业化。第二,理顺监狱体制。把监狱体制改革列入国家司法体制改革总体规划之中,设立正部级的国家监狱管理总局(署),可以由司法部代管,所有的监狱归国家监狱总署管理,监狱实行垂直管理,取消市管监狱。同时,司法部设立未决犯(嫌疑人)监狱,将看守所纳入司法部管理。这种格局符合世界通例、契合政法机关的职能分工,满足了社会公众对于公正文明执法的强烈期待。三是完善监狱法律法规。《监狱法》的颁布施行,对于监狱来说,是划时代的。但是由于监狱法的原则性较强、尚待细化的余地很大、加之社会变迁的日益快速,监狱法急需完善。如囚犯死亡的处理问题、囚犯的医疗问题、囚犯劳动的报酬问题、囚犯权利的救济问题、监狱的社会支持问题、监狱与社区矫正的衔接问题、监狱经费的保障问题、监狱体制问题等等,都亟待通过法律的形式来明晰。四是再造监狱机制。以“安全为先、教育为本、劳动为用”为基本框架,再造监狱机制。一如稳定在改革发展中的价值定位,安全在监狱中的地位亦是基础性的,因此,必须在确立安全工作十分重要、安全工作没有终点的理念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确立“安全不是监狱工作的全部,改造矫正才是监狱工作的中心”的理念。以此体现“改造人的宗旨”的本质。
  三是矫正基本制度的变革。应该说,新中国的监狱改造方法是非常成功的,甚至也创造出了独特的经验,如劳动改造,如人性化管教。然而,时代的挑战,更加严峻地摆在了面前。尤其是在基本制度层面的积累困惑与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如我们当下因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于囚犯的态度的严厉而鲜有宽容与谅解,这就造成了囚犯的减刑远远大于假释。但在社会学看来,假释的价值对于囚犯的改造矫正以及对于社会的安全远远高于减刑。与之相适应,基于社会化的理论,对于囚犯的刑期管理,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对于服满一半或者三分之二刑期的囚犯,实行半自由刑,通过在刑期间的慢慢适应社会,使得他们释放后,可以完全适应社会。半自由刑的设计,也可以从根本上破解中国当下实际存在的:监狱改造囚犯的目的是意图使囚犯释放后实现再社会化的目标而监狱采取完全与社会隔离的办法囚犯释放后根本不可能真正适应社会的悖论。
  四是矫正方式方法的创新。基于满足囚犯的改造矫正需要,改造矫正方式方法正当性和科学性的特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探索社会快速转型背景下的囚犯改造矫正规律,并由此破解改造矫正的难题,是带有根本性的。第一,满足囚犯的需要。需要的满足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原本动力。人活着,不可能没有需要。同样囚犯在监狱服刑也有需要,甚至由于其所处的特殊性,其需要较之常人更急迫、更特殊。当然,监狱不是“道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囚犯的需求做到“有求必应”。也就是说,满足囚犯的需要当然要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可能性。第二,创新矫正技术。改造矫正囚犯,显然具有技术性的考量与把握。即便是世界观、价值观的改变,也具有相当的技术性、技巧性和艺术性。在现代条件下,单纯的灌输是难以奏效的。同样。传统的矫正技术的惩罚性、强制性和无偿性,已经远离了科学意义上的改造矫正轨道。因此,劳动改造要真正发挥其改造矫正的成效,也不能离开技术的视野。而借鉴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循证矫正的理论、人性化管教的理论、项目矫正的理论、刑期管理的理论、个案管理的理论、矫正激励的理论等全新的改造矫正理论,就可以突破当下改造矫正的“天花板”效应,进而将改造矫正的实践引入到一个全新的视野。第三,重视发挥囚犯的主体作用。囚犯是人,是社会阶层中的底层人群(弱势群体),改造矫正他们,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对于第一代囚犯、第二代的改造。因此,确认囚犯在改造矫正自己中的“特殊主体”身份,十分必要。很难想象,监狱的改造矫正工作,可以没有囚犯自己的“在场”与参与,而单凭矫正工作者的美好理想和一厢情愿。因此,培养囚犯自律的意识、唤起囚犯泯灭的良知、养成囚犯良好的行为方式、调理囚犯健康的心智、习得未来必要的职业技能等,都必须看到囚犯在其中应当扮演的主导角色和担当的责任。
注释:
  http://dict.baidu.com/a?wd=%E4%BB%A3,2013年6月25日访问。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代”是指该理论形成的年代,即该论者提出代的那个时间点之前的概念。如何为民提出的囚犯的代,是指何为民研究的两代说,是指何为民提出的1980年之前,囚犯已经形成了两代。
    罗大华、何均主编:《春华秋实一一何为民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41页。
    刘智:《中国劳改法学》,未来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参见《劳动改造学基础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2—67页。
    金鉴主编:《监狱学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15页。
    参见金鉴主编:《监狱学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18页。
    中国劳改学会编:《中国劳改学大词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7页。
    转引自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中国劳改学会编:《中国劳改学大词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8页。
    中国劳改学会编:《中国劳改学大词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8页。
    参见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参见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具体参见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2—316页。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参见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参见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转引自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1页。
    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346—352页。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
    中国劳改学会编:《中国劳改学大词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7页。
    中国劳改学会编:《中国劳改学大词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8页。
    1981年8月11日,彭真在视察秦皇岛市劳教所时提出的要求。中国劳改学会编:《中国劳改学大辞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1994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这里显示的数据,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于2012年3月一11月,江苏省监狱工作协会与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战略研究所课题组共同完成的“从监狱押犯构成透视社会管理创新”课题。课题组该先后在江苏、广东、云南、贵州、北京、辽宁、河南、青海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调查。该调查,共选取囚犯样本7300人,其中男犯4400人,回收有效问卷4386份;女犯1900人,回收有效问卷1864份;未成年犯1000人,回收有效问卷983份。问卷调查具有社会统计学意义。此外,犯罪特征的描述,参照了“从监狱押犯构成及犯罪原因透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课题的有关论述。具体请阅《中国社会发展战略》2013年第2期。
    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349—350页。
    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2013年6月4日,陈兴良在人民大学法学院“死刑与宪法”系列讲座中以《死刑适用的宪法控制》为主题演讲。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2013年7月4日访问。
    参见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http://g.360webcacke.cora/c?m=6e27d8be68e21203beeb735dOc3e7dl&q=%E5%A4%96%E6%9D%A5%E4%BA%BA%E5%8F%A3%E7%8A%AF%E7%BD%AA&u=http%3A%2F%2Fblog.sina.corn.cn%2Fs%2Fblog_alfb9ef401 OOzxwy.htm.。2013年7月9日访问。
    http://c.360webcache.com/c?m=b90ec7700i)8b07b583237ael030a62e3&q=%E5%A4%96%E6%9D%A5%E4%BA%BA%E5%8F%A3%E7%SA%AF%E7%BD%AA&u=http%3A%2F%2Fwww.jafy.gov.cn%2Fyzlt%2F2011%2F12%2F05142559442.html。2013年7月9日访问。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a/2011lh/2011-03/13/c_121181278.htm.2013年8月22日访问。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a/20111h/2011-03/13/c_121181278.htm.2013年8月22日访问。
    参见于施洋等:《电子政务顶层设计:基本概念阐释》,载《电子政务》2011年第8期,第2页。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社会管理创新工程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假释的重新犯罪率大大低于减刑后释放的人。根据日本法学家岩渊道夫的调查,1985—1989年的数据显示:假释出狱者1985年出狱当年的重新犯罪率为3.6%,出狱2年的重新犯罪率为18.1%,出狱5年的重新犯罪率为37.3%;而正常释放的重新犯罪率分别为:13.3%、37.8和61%。1989年的这一数值为:假释出狱者2.5%,14.1%和31.9%;而正常释放的重新犯罪率分别为:10.2%、30.9%和53.1%。该数据转引自〔日〕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李海东译,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1997年联合出版,第496页。这体现出了假释本身蕴含的“附条件释放”对于假释者的警示价值。
    关于“特殊主体”的论述,参见张晶:《监狱文化的批判性省思》,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23—570页。
出处:《刑事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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