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
 今天是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法制时评>>判解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作证制度的思考
周菁
上传时间:2017/9/6
浏览次数:257
字体大小:
  引言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证人出庭作证无疑成为庭审方式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十分普遍。据统计,深圳市证人的出庭率一直维持在2%—5%之间;烟台中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通常不到1%;自《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以来,长春市二道区检察院1997年共起诉刑事案件185件、258人,有证人出庭的仅8件,占起诉总数的4.3%,1999年共起诉刑事案件197件、27人,有证人出庭作证的仅11件。{1}可以毫无夸张地说,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不仅成为困扰我国法院系统最大的难题,而且是新的庭审制度在执行中最突出、最难以解决的问题。{2}对此,学术界倾注了大量心血,对证人不出庭的原因、弊端、影响、对策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充分、详细和周密的剖析与论证。但是,根据学者们开出的药方,证人不出庭作证问题真的能够迎刃而解吗?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恐怕并不能抱过于乐观的态度。例如,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前,对于刑事辩护走过场、被告人的辩护权得不到保障等问题,我国学术界提出了许多批评,也如同今天对待证人不出庭问题一样,提出了诸多相应的对策。在1996年3月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学者们关于加强刑事辩护的许多建议(例如律师的提前介入)被立法部门所采纳,但这些当时还被认为是学者们的杰作到了今天的命运又如何呢?只要随便翻翻近年来媒体关于律师的报道,诸如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辩护难等问题随处可见。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当时学者们所提出的诸多立法建议基本上没有得到他们所期望的结果。{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似乎与纯粹对策式的法学研究方法有极大的关系。{4}
  很显然,对待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我们恐怕再也不能沿用纯粹对策式的研究思路。为此,本文准备以学者们提出的对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证人不出庭作证对策的层层剖析,尽量指出我国证人为何不出庭作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进而分析证人到底是为什么而出庭作证,最后,将证人作证问题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来认识。
  一、证人作证对策的反思
  近年来,根据专家学者们的论述,证人出庭率低的原因主要有:强制作证制度、证人保护制度、证人补偿制度的缺失,传统文化的影响,证据规则的不完善,等等。针对上述各种原因,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的对策,其中一些措施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运用。{5}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证人作证的对策主要包括:(1)保障证人权利的对策,包括建立证人保护制度、赋予证人拒绝作证特权、建立证人补偿或者作证酬金制度等;(2)保障证人出庭的对策,主要是建立强制证人作证规则、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不出庭的制裁措施等;(3)促使证人作证的外部对策,如建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等。很显然,研究上述各种对策在理论上非常有必要和无可厚非,但笔者并不打算陷入这些所谓的“主义”之中,笔者所关心的是上述对策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可能命运。换言之,笔者考虑的是这些对策解决我国现实问题的意义和可行度,以及它们在诉讼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问题。下面对证人作证的一些对策进行反思性的分析。
  (一)证人保护制度
  许多学者建议借鉴西方国家证人保护的实践,主张在我国建立证人保护制度,在审判前、审判中和审判后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进行全方位的保护。显而易见,如果能够建立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并贯彻落实下去,无疑对消除证人出庭的后顾之忧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在我国能否按照学术界的设计建立起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是令人怀疑的。首先,应当看到证人保护制度不仅在我国,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奢侈和昂贵的,特别是使证人改名易姓、迁移住所、实行人身监护等措施,在西方国家也仅仅在一些特别重大的犯罪或者集团犯罪中才会适用。只要联想到我国司法资源的供给状况,尤其是西部某些地区连正常的办公设备、办案经费以及福利待遇都得不到相应保障的残酷现实,我国能不能承担得起昂贵的证人保护费用着实令人担忧。此外,针对我国警力严重不足的现实,对于保护证人的机构的设置恐怕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其次,从学术界的设计来看,证人保护制度普遍偏重于如何防止社会人员对证人的打击保护,而忽视了如何避免国家控诉机关对证人的威胁。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证人作证时仅仅因为改变了其以前在警检机关所提供的证词而被当庭拘留、逮捕的情况屡见不鲜。例如,2001年8月7日,冯云鹏故意伤害一案在山东省莱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刚接受法庭质询的证人王某,庭审笔录上的字都未签就被公安人员抓走了,另一出庭证人陈某和尚未出庭的证人李某,也被停在法庭门口的110警车带走了,庭审被迫停止。当天晚上,冯云鹏的父母被莱山公安局拘禁审讯一夜,办案人员逼他俩承认伙同律师贿买证人,未果。第二天,办案人员又到某部队找证人付某,以遣送回家相要挟,逼他承认是律师于云彬威胁让他作证。冯云鹏的辩护律师于云彬因妨害作证罪被羁押长达4个月,最后被判决无罪。由此可知,对于证人可能遭受的来自民间的侵害,司法机关或者负有证人保护义务的机关如果采取积极的措施还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对于追诉机关任意发动的拘留、逮捕、起诉等追诉活动,证人则是防不胜防。{6}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使庭审秩序遭到极大破坏,而且对证人出庭作证造成致命性的打击。因此,如果要对证人进行保护,司法实务部门首先要转变观念,消除对出庭作证的证人特别是作出对被告人有利证言的证人的敌视态度。{7}
  (二)证人补偿或者证人作证酬金制度
  诸多学者认为,证人作证要自己负担费用,没有任何的经济补偿,使证人丧失了作证的积极性。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因为服从法院的命令而受到侵害的无辜的人,法院只能给予、也应当给予适当的援助。”{8}对此,有人主张,对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禁止单位扣发其工资、奖金,对于由于作证而减少的正常收入,以及所支出的正常费用如交通费、住宿费以及伙食补贴应当进行相应的补偿。{9}证人补偿制度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对此,笔者不敢妄下结论,但这项制度的建立尚需要正视以下几个问题:(1)补偿费用的承担主体问题。对此,不仅在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10}而且在实践中,法院和检察院都不想揽这种没有什么好处的差事。如法院认为证人因作证而支出的费用应当由请求出庭作证的一方承担。而检察院则认为证人是向法庭作证,因此,费用应当由法庭承担。显然,上述分歧不利于证人作证补偿制度的顺利实施。而且,该项费用不论是由法院支付还是由检察院支付,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检察机关或者法院到时可能都不太愿意让证人出庭作证。(2)补偿范围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两难的命题。如果补偿费用过高,一方面可能会大幅增加诉讼的支出,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出现收买证人的情况。对于前者,似乎可以通过增加司法投入加以解决,但对于后者,可能会将证人作证制度引入歧途。{11}既然如此,证人作证的补偿费用是不是应该规定得低一点{12}呢?似乎也不能这么推论。试想,如果补偿费用过低,那么证人作证补偿制度还能鼓励或者刺激证人出庭吗?更何况有限的补偿费用与证人可能会遭到的各种报复或者不利后果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许多愿意出庭的证人并不是为了有限的酬金或者补偿而来。
  (三)强制证人作证制度和证人拒证制裁制度
  如丹宁勋爵所言,从法理上讲,“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给予援助。”{13}因此,如果建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和证人拒证制裁制度,必须有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作为后盾,否则,将使证人处于极为危险和更加不利的境地,这无论如何对证人来说都是极为不公平的。然而,如前文所述,在我国建立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本身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现在谈论强制作证制度和拒证制裁制度恐怕是奢侈的,也是多余的。可以设想,如果证人不出庭就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并且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而在证人出庭作证之后又不对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还会有多少证人愿意出庭作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被制裁或者遭到报复,证人进行自我保护的惟一武器可能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证人,进而巧妙地逃避作证。{14}
  (四)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学术界在没有办法促使所有证人都出庭但又不得不保障诉讼公正的情况下所提出来的一种折中办法。学者的苦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何界定关键证人?有学者指出,凡是证人证言涉及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存在,就属于涉及关键问题,提供这方面证言的人就属于关键证人。主要包括:涉及犯罪构成要件方面的证人;证言影响区分此罪与被罪的证人;证言影响定罪量刑的证人;目睹犯罪事实发生关键情节的证人;对犯罪分子和犯罪事实仅有的知情主管人员或者是仅有的知情的工作人员。{15}对关键证人作出上述界定在理论上成立的,法律上也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定。但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以及由谁来判断究竟什么人是关键证人?假设是在庭审之前就需要确定关键证人的名单,那么会不会重蹈先定后审的覆辙?假设是在庭审过程中再确定需要出庭的关键证人,那么会不会导致诉讼效率的下降?如果由法官来判断谁是关键证人,那么会不会使法官形成预断?这会不会影响法官的中立性?如果由控方或者辩方来判断谁是关键证人,那么设立关键证人制度究竟有什么意义?显然,上述问题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一团迷雾。
  上述促使证人作证制度的对策大部分在西方国家证人作证制度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仅仅用西方的制度简单地套用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要知道,刑事诉讼制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解决证人作证制度的困境,需要从刑事诉讼的整体来把握,而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式地建立一些保障措施或者惩罚机制便能够实现的。换言之,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对策本身,而忽视证人作证的深层次原因,对策再完善也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二、追问:谁需要证人出庭作证
  一般说来,需要产生动机、动机产生行为,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证人出庭作证。假如我国的诉讼制度本身或者说是主导诉讼进程的主体根本就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那么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无论建立得多么完善也终将无济于事。因此,我们应当分析,在我国的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的需要程度有多大?到底谁需要证人出庭?这种需求获得满足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庭审对证人不出庭的容忍度有多大?分析这些问题无疑有助于真正揭示证人不出庭的深层次原因。
  (一)审判机关需要证人出庭作证吗
  按照常理,证人是面对法庭作证,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法庭查清事实真相,因此法庭需要证人作证。但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审判机关根本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首先,法庭审判和庭前阶段形成的侦查、起诉案卷之间的联系没有被完全隔离,法官可以通过庭前阅读检察案卷预先了解案件情况或者开庭3日之后要求检察机关移送全部案卷材料进行庭后默读审判,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根本不需要依赖庭审阶段通过双方展示证据和询问证人对案件作出判决。其次,我国法律没有要求所有案件必须当庭宣告判决,在审理和判决的间隔期间,法庭可以要求控诉机关提交所有的案卷材料,这导致证人出庭作证时提供的证言留给审判人员的印象是暂时的,或者说证人的当庭证言对法官制作判决书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影响,而控诉机关出具的书面证言或者诉讼过程中的案卷材料对法官的影响力却是决定性的,在这种情况下,证人出庭作证对法官来说纯属多此一举。再次,从法理上讲,被告人是否被判处有罪与法官的切身利益毫无关系,但是我国长期以来,法官的角色一直被异化,成为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一起追究犯罪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对检察官提交的证据信任度比较大,检察官只要宣读相关的证言笔录(实际上法律也允许这样做)便能够获得法官的认可。因此,对法官而言,他只需要检察官宣读笔录即可,而不需要证人亲自出庭提供证言。再次,由于审判委员会和案件审批制度的存在,审判委员会或者对案件作出审批的人在不需要参与庭审的情况下也能对案件作出最终的判决意见,从而导致庭审趋向形式化。而庭审形式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案件的审理法官或者合议庭根本不用关心证人到底出不出庭,因为,庭审法官在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也能作出没有什么风险的判决书来。最后,我国还没有形成一种通过对当庭出示的证据进行质证和辩论来形成裁判结论的法庭文化,这使得我国的法官对拖沓冗长的证人出庭作证程序普遍感到比较厌烦,{16}从而对传唤证人出庭持比较消极的态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证人出庭率。
  (二)控诉机关需要证人出庭作证吗
  按照正常的诉讼规律,证人出庭有助于提高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从而控诉机关迫切希望(控方)证人能够出庭作证。然而,在我国,控诉机关也不需要证人亲自到庭提供证言。因为,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公诉人在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也可以顺利完成其控诉职能,何况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可能对他们的控诉职能产生否定性的影响。首先,从我国的制度设计来看,公诉人不通过证人作证也可以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完成对证人证言的举证、质证活动。因为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传闻证据排除规则,而是允许公诉人宣读庭前的证人笔录。其次,基于检察机关和法院之间的传统关系,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侦查机关提交的证人证言存在瑕疵,但法官常常能够容忍检察机关不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和直接宣读笔录。即便是检察官进行摘要式的宣读笔录,法官也很少提出反对意见。哪怕是辩方对检察官摘录式的宣读笔录提出异议,法官的态度一般显得比较暧昧。而且,“如果证人证言之间发生矛盾,那么他们会利用他们在认证过程中对‘证据的自由选择权’,挑选那些与其心证相符合的证言作为定案的根据。”{17}而他们挑选的证言往往是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最后,证人证言具有易变性,为了防止证人庭前证言和庭审陈述产生矛盾,进而对控诉产生不利影响,检察机关往往不愿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三)辩护方需要证人出庭作证吗
  在我国,恐怕再也没有其他人像辩护人(或者被告人)那样希望证人能够出庭作证。首先,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辩方享有强制取证权(或者说是独立的调查取证权),辩方所能收集到的证据极其有限,因此,辩方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的最佳方式便是希望从控方提交到法庭上的各种证据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尤其是希望通过对证人的交叉询问来获得对辩护有利的证据。显然,这是以证人出庭作证为前提的。如果证人不出庭,在目前情况下,指望辩方对控方的证人笔录进行有效的质证是不现实的。其次,尽管辩方收集辩护证据存在一定难度,但辩护方在通常情况下还是能够找到对辩护比较有利的证人,此时,辩护方当然希望证人能够出庭作证。尽管辩护方有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良好愿望,但非常不幸的是,我国司法实践的某些不和谐因素又常常成为辩护方申请证人作证的巨大心理阻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控诉方动辄对证人或者辩护律师以伪证或者妨害作证罪进行追诉。据全国律协某负责人透露:1995年全国律协接到各地律师协会或律师上报的维权案件仅有十几起,而到1997年、1998年每年达到70多起,特别是新刑法实施后,律师执业中涉及“伪造证据罪”、“妨害证据罪”的案件占全部维权案件数量的80%。{18}另据有关资料统计,近3年多来,在调查取证中,因涉嫌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而遭无端拘留或逮捕的律师居然多达200多名,而在这200多名律师中间,绝大多数又被无罪释放!{19}在这种情形下,辩护方的真实意愿如何表达出来呢?此外,法院在采纳辩护方证人证言上的消极态度以及控诉机关对辩方证人所持的敌对态度也是辩护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障碍。
  由此看来,我国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深层原因在于:在刑事诉讼中占绝对控制地位的审判机关、控诉机关根本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而强烈希望证人出庭作证的辩护方,又没有足够的资源促使证人出庭作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形成的两大弊端。一方面,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选择通常是强调控制犯罪、漠视人权保障。因此,即使证人不出庭作证,对追究犯罪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而弱小的辩方因为没有足够的程序性权利也只能徒唤奈何。另一方面,庭审功能的极端弱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刑事判决的最终形成与刑事庭审的内容之间没有必然的、正常的联系;刑事庭审在实践中已经沦为侦查结果的确认程序。如果上述情况不加以彻底改变,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无论设计得多么完善,也无法确保大量的证人能够走上法庭提供证言。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提高证人出庭率,需要对整个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一次系统的改革。
  三、证人作证理论基础的转移
  证人为什么需要出庭作证?在不少学者看来,证人之所以需要出庭作证是因为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某些案件事实就会无法查清楚,从而影响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也有学者认为,证人出庭有助于确保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以说,上述观点也是大多数实务界人士所持的基本观点。显而易见,上述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基础仅在于如此吗?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看,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深切关注。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一大遗憾。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结果中心主义色彩,才使得许多实务界人士当面临证人是否需要出庭作证时总是心存疑虑和犹豫不决,证人出庭作证在他们看来似乎总是显得多余。基于此,证人为什么需要出庭作证就成为一个问题应当加以认真地讨论。
  (一)证人出庭作证的理论基础
  1.证人出庭作证的实体基础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按照前苏联著名法学家安·扬·维辛斯基的说法,证人的证言是“最古老和最通行的一种诉讼证据”,是“揭露犯罪行为真相的最重要手段”。{20}在英美法系国家,证人证言在证据体系中享有核心地位,美国更有所谓“没有证人就没有诉讼”的说法。{21}由此可见,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证人出庭作证有助于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证明案件真实的价值可以看作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实体基础。首先,就证人出庭作证本身而言,法庭通过听取证人对其所感知和记忆的事实情况的陈述,可以对案件的某些情况产生初步的印象,再结合其他证据,法庭就能够对案件事实进行心证,并做出相应的裁判结论。古今中外,证人出庭作证的实体价值无不受到各国诉讼制度的青睐。如在我国古代审判程序中,证人在诉讼中和原被告一样,一起被拘押,跪着庭审,法庭在必要时还可以对证人进行“刑讯逼证”。{22}可见,证人在我国古代刑事审判中已经完全沦为法庭查清案件事实的工具。而在法定证据制度中,证人出庭作证的实体价值更是得到了机械性的强调:最好的完整证明是两个可靠的证人,其证言内容的统一是认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结论性证明。其次,同行政色彩较为浓厚的审前程序相比,法庭审理的气氛相对来说比较宽松,这无疑有利于证人说出真话。如果证人有意做出虚伪陈述,那么他有可能被追究伪证责任。为了避免被追究伪证责任,证人可能会倾向于讲真话(特别是在宣誓之后尤其如此)。即便是由于客观原因或者其他原因,证人不能十分准确地再现其所感知或者记忆的案件情况,但通过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机制,也有助于唤起证人的记忆,或者是及时发现证人证言的瑕疵,从而使法官形成内心的判断,减少被误导的可能性。而且,法官亲自听取证人的当庭陈述,可以使法官比较直观地观察到证人的态度、表情、姿态等信息,从而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做出综合性的判断,减少偏差。
  2.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基础
  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满足程序正义最重要的案件是确保与程序的结果有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因该结果而蒙受不利影响的人,都有权参加该程序并得到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以及反驳对方提出之主张和证据的机会。{23}我国学者陈瑞华教授也认为,为保障程序参与者“富有意义”地参与法庭审判,裁判者必须做到:确保各方向法庭提出有利于本方的主张、意见和证据,并对其他各方提出的证据和主张进行质证、反驳和评论……{24}显而易见,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无疑是体现上述程序正义的重要方式。因为,在无法对被告人不利的证人进行质证的情况下,辩方往往难以发现证人证言的瑕疵之处,因而不可能进行强有力的辩护,只能被动地等待法庭对其作出宣判,这样一来,刑事庭审活动就会沦为行政治罪程序,程序公正根本无从谈起。就维持程序公正而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认为,任何人在面对刑事追诉时,要求与被指控者面对面对质不仅是人类的本能反应,而且是确保审判程序公正的要素。{25}就现代诉讼制度而言,被告人对控方证人的质证权已经被公认为是审判程序公正最低限度的保障和国际性的共同准则。由此看来,证人出庭作证的基础还在于确保审判程序公正,体现程序正义。
  (二)为什么需要转移
  从法理上讲,既然证人出庭作证的理论基础既包括实体正义也包括程序正义,那么,二者均不应当有所偏废。但令人遗憾的是,实务界总有这样的言论:相对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可靠性而言,证人出庭只是一种法律形式;维持这种形式最终是为确保证人证言内容的真实性,否则,这种形式存在的必要性就大可不必过分强调。有些人士甚至明确断言,如果证人证言本身的可靠性已经得到验证,那么,法庭上证人要不要出庭作证都无所谓。{26}很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结果中心主义”观。毋庸讳言,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低就是这种观念支配下的必然产物。因为在他们看来,警察、检察官在法庭审判之前向证人所作的询问笔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真实可靠的,在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也能对案件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换言之,只要他们偏激地认为或者相信庭前的证人笔录是真实可靠的,{27}那么,他们就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甚至不惜采用威胁方法阻止证人出庭。{28}即便是证人出庭作证了,由于法官对庭前笔录的偏好,或者由于其通过庭前接触案卷或者庭后阅读案卷已经对庭前笔录形成了预断,那么也不会起到该项制度应当发挥的作用。而且从实证角度来看,我国因为证人不出庭从而导致法官错判的情形确实不是很多。这反过来又使实务界进一步坚定自己的“结果中心主义”论调。于是,他们始终不能明白证人到底为什么需要出庭作证。
  如果单从结果来看,证人要不要出庭作证的确是无关紧要的。甚至在法庭审判过程,还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来代替证人出庭作证。如双向视听传输技术作证、{29}庭前录制的证言录音、录像带、电话、网络等。但是,片面强调证人出庭作证的实体价值合理吗?它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会不会带来其他比较重要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过分看重证人出庭作证的实体价值,不仅必然导致证人出庭率偏低,而且必然以丧失程序正义为代价。同时,法官在省去麻烦的同时也拋弃了发现案件真相的“最佳装置”——质证。{30}首先,被告人的质证权被认为是审判程序公正或者程序正义的必然内容之一,而满足被告人的质证权的逻辑前提就是证人出庭作证。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最直接的损害就是法庭审判失去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保障;间接的损害就是弱化了辩方参与诉讼程序、影响裁判结果的机会和权利,{31}从而使他们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这种感觉源于他们的权益受到忽视,他们的人格遭到贬损。{32}其次,强调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价值,可以提高实务界对证人必须出庭作证的认同感,这不仅可以满足被告人的质证权,而且通过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可以使法庭审判最大限度地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对于前者是不言自明的,对于后者,不少学者已经作出了比较精辟的论断。如证据学大师Wigmore认为,“与证人对质,是人类有史以来所发明的在司法审判中发现真相的最伟大方式”。{33}甚至有学者不无偏激地认为,质证权的惟一功能在于发现真实,利用与证人的对质和诘问,确保证人陈述的真实性。{34}
  由此看来,对于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我们不应当过分关注其实体价值,因为这不仅无助于提高证人的出庭率,而且会丧失审判程序公正或者程序正义。相反,如果我们强调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价值,那么将会产生“一举三得”的功效:在赢得程序正义(满足被告人的质证权)的同时,既提高了证人出庭率,也能最大限度地发现了案件真实。因此,从程序正义角度思考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不仅有助于人们真正领悟证人为什么需要出庭作证,而且使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再是一套单纯的技术性操作规则。
注释:
  {1}参见“证人出庭作证,难在何处?”载《检察日报》1999年8月22日第4版。对于前几年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统计数据还可以参考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尽管学术界、律师界对证人不出庭现象提出了许多批评,但从近年来的情况来看,证人不出庭问题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例如,在南宁市,2000年两级法院共结刑事案件1818件,证人出庭作证的仅有6件;2001年两级法院共结刑事案件2002件,证人出庭作证的仅有14件;2002年上半年两级法院共结案1103件,证人出庭作证的14件,只占1.27%。类似情况在全国其他法院刑事审判中也非常普遍,刑事诉讼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没有得到很好执行。不仅如此,即便是在民事、行政诉讼中,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例如,2002年湖北省三级人民法院共审结行政案件3800余件,没有一件有证人出庭;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率也不足5%。
     {2}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王进喜:《刑事证人证言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3}其实,1996年修改后的整个《刑事诉讼法》何尝不是如此呢?研究我国近年来的立法状况,我们不难发现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学术界的作用可以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新刑事诉讼法一公布,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实务界,抑或社会各界,无不一片喝彩,以至于我国因此还赢得许多国际声誉。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过几年,刑事诉讼法所暴露的问题可谓层出不穷。不仅旧伤“阴魂不散”,而且新伤更是“连绵不断”。于是,在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还不到8个年头,最近立法界、司法界以及学术界又开始掀起新一轮的修改浪潮,其立法速度之快恐怕无出其后。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处处体现着学术界的智慧的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取得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对策式法学研究方法的深刻反思。
     {4}对于目前的法学研究方法问题,陈瑞华教授曾有非常精辟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对此可参见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序言和第十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例如在理论上已经有诸多探讨的证人宣誓制度和证人作证补偿制度已经付诸实施。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广西柳州人民法院等已经开始实行证人作证宣誓制度,厦门思明区人民法院、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等已经开始实行证人作证补偿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也有代表提出制定《证人法》,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的议案,建议实行证人宣誓制度、证人作证补偿制度、证人保证制度以及一系列证人权利保障制度,促使证人出庭率的提升。这也足见,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在我国的急迫性。
     {6}有学者认为,辩护方的证人或者原为控诉方证人后来改变证言成为辩护方的证人,出庭作证有时要冒很大风险,甚至会被关押判刑。许兰亭:“不敢作证”,载《南方周末》2000年10月26日第5版。对于追诉机关对证人的随意追诉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见陈瑞华:“法治视野下的证人保护”,载《法学》2002年第3期,第29-34页。
     {7}追诉机关这种随意追诉证人的行为,还存在对伪证罪的错误认识。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如果控方证人在法庭上提供了与其先前询问笔录中不一致的证言(特别是从对辩方不利的证言转向对其有利的证言时)或者辩方提供的对辩方有利的证言,证人无论事实上有没有作伪证一般都会被审查,辩护律师一般也会受到妨害作证或者收买证人的拷问。在进行这一行为时,追诉方存在以下错误认识。(1)证人作证的义务对象是法庭,而不是庭前追诉机关。(2)证人作证的阶段是法庭审理阶段,而不是庭审前的取证阶段。(3)证人伪证罪的判断,应当是由法庭作出。(4)判断证人是否伪证的时间阶段,应当是在本案审理结束之后。(5)对证人证言应当允许存在合理偏差。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说,当庭逮捕证人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8}[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9}耿景仪:“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8期,第57页;张红艳、贺璐:“刍议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载《衡阳医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14页。
     {10}例如,耿景仪在文章中指出,按照各国的通例,证人作证补偿应当由申请证人出庭的当事人一方承担。张红艳、贺璐在文中则认为,证人出庭的费用应当由通知者承担,也就是由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庭承担。
     {11}例如,最近媒体报道的“专职证人”问题:2003年1月22日,南京市太平南路上两车相撞,一原本在路边“闲逛”的中年男子迅速跑上前,掏出本子与笔记了起来。警察很快赶过来勘验现场,并向两辆车的驾驶员进行了调查。作为目击证人的那个男子也向警方介绍了情况,其中一个驾驶员对该男子千恩万谢,并给了他一笔钱。这个拒绝透露姓名的男子自称是“职业”目击证人!苏葳:“当专职证人赚钱行不行”,载《北京青年报》2003年2月17日。显而易见,如果对此估计不足,证人作证制度还能否按照正常的轨道发展就很难说了。
     {12}从一些基层法院的改革试点情况来看,证人因作证所获得的补偿费用通常比较低。例如,在厦门市思明区法院,证人作证所获得的补偿费用为80元。再如,浙江玉环县法院向证人支付的出庭作证费也仅有45元。
     {13}[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14}下列案例可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据报道,山东日照市莒县东莞镇大池庄村民刘桂安,因强奸罪(未遂)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村民胡秀娟在该案中作为证人依法出具了证言。刘桂安被减刑释放回村后,就扬言报复胡秀娟:“不是你作证,我怎么会去坐牢?我早晚要收拾了你!”胡秀娟多次向公安机关和村委会报案,要求得到保护,并对刘桂安采取相应措施,但是他们都互相推诿。一天下午,刘桂安路经胡家门口时,见胡秀娟8岁的儿子刘绍星正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顿生报复杀人恶念,遂用随身携带的镢头朝刘绍星头部猛砸数下,致刘颅骨粉碎性骨折、脑挫裂伤当场死亡。胡秀娟见状,急忙逃跑躲藏。刘追上后用镢头猛砸其头部,致其颅骨粉碎性骨折、脑挫裂伤当场死亡。莒县公安局刑警迅速赶到现象,得知目击证人有五六个。于是一户一户分头寻找证人。结果,当天下午一个证人也没找到。所有的人都说没看见。
     {15}周国钧:“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2期,第9~10页。
     {16}熟悉中国法庭审理过程的人经常会看到以下场面:当证人在法庭上进行陈述的时间较长时,法官常常会打断证人,甚至对证人进行大声呵斥:“不要再啰唆了,快点说!笔录上都有,我都知道了。”
    {17}龙宗智、何家弘:“走出证人作证的误区”,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2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18}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
     {19}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20}[前苏联]安·扬·维辛斯基:《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320页。
     {21}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22}蒋铁初:“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研究”,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23}[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24}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25}See Coy v. Iowa,487 U. S.1012(1988).
    {26}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6页。
     {27}如果有哪位证人对此胆敢提出“挑战”:证人在庭审中提供的证言和在警察、检察官面前所作的证言有较大出入,不利于控诉时,那么,司法部门很有可能对其发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这种情况下,证人为了保护自己,一方面可能不敢出庭作证,另一方面,即使出庭作证,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28}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0页。
     {29}从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证据规则》第56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的“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是指有下列情形:(1)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2)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3)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4)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5)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前款情形,经法院许可,证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或视听资料或通过双向视听传输技术手段作证。目前,在实践中,已有不少法院开始采取了证人出庭作证的替代措施。
     {30}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导致我国一直没有形成一种通过控辩双方对证据的举证、质证(主要是交叉询问)和辩论来形成裁判结论的法庭文化。因此,对于质证的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功能,实务界始终难以理解和接受。当然,他们也很难深刻地认识到证人出庭作证在这个层面上的实体价值。
     {31}有学者认为,质证权的主要目的是允许敌对方对证据进行质问。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下,一个基本原则是事实发现者通常不应当依赖证人的证言,除非敌对方有机会并且对该证据或者证人的真实性提出了充分的质疑。交叉询问便是这种质疑的重要手段。质证权便为被告提供了这种机会。See Randolph N. Jonakait,RESTORING THE CONFRONTATION CLAUSE TO THE SIXTH AMENDMENT 35 UCLA L. Rev.1988,at 586-587.
    {32}根据美国学者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正当性法律程序的设计和运作应从不同的角度维护当事人作为人的尊严,使他们真正成为积极参与裁决制作过程,主动影响裁决结果的程序主体,而不是消极等待官方处理、被动承受追究的程序客体,从而具有自主地决定个人命运的选择机会。否则,就是对他们的尊严的贬损,使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参阅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评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第144~152页。
     {33}Brett H. McGurk, Prosecutorial Comment on a Defendant,s Presence at Trial: Will Griffin Play in a Sixth Amendment Arena,31U. West. L. A. L. Rev.2000,at 207.
    {34}Eileen A. Scallen, Co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Hearsay Reform: Toward a Three-Dimensional Confrontation Clause,76 Minn. L. Rev.1992,at 628.
出处:《刑事法判解》
 
分享到: 豆瓣 更多
【打印此文】 【收藏此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