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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审判”辨析
雍自元
上传时间:201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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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媒体审判;无罪推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司法公正;
内容提要: “媒体审判”指媒体事先报道和评论司法案件、影响判决的现象“媒体审判”被指 责违背无罪推定、干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妨碍司法公正。然而媒体预先定罪仅是事实层面的 推定,无悖于规范层面的无罪推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应该也不能脱离媒体的监督;媒体报道 司法有促进司法公正的价值,司法公正的效果需接受社会公众的检验和评价,法官不能忽视媒体 所反映的民意。

何为“媒体审判”?学者魏永征的界定较 为通行,即新闻媒体报道正在审理中的案件时 超越法律规定,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侵犯人权 的现象。“媒体审判”主要表现为在案件审理 前或判决前就在新闻报道中抢先对案件进行确 定式报道,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量刑等 结论。®很显然,“媒体审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审判,而是指媒体对案件信息的事先报道和评 论给法院带来了压力,进而可能影响法官裁决 的现象。笔者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媒体审 判”这一概念。

媒体报道与评论司法似乎生而有罪,且指 责声从未停息。刘涌说“我是被媒体害死的” 张金柱的“我死在记者手里”似乎都“印证了” 媒体对司法权的僭越。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 界指责“媒体审判”主要有三宗“罪”1.媒体事 先给当事人定罪,有违无罪推定原则;2.媒体言 论干预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3.媒体评 判形成的巨大舆论压力影响了司法公正。“媒 体审判”己经成为司法不堪承受之重,以至于 《刑法修正案(九)》已将“披露、报道不应公开 的案件信息,情节严重的”规定为犯罪行为,其 矛头直接指向了媒体。还有不少学者主张将 “藐视法庭”之罪名适用于媒体。然而,媒体报 道和评论司法真的有“罪”吗?应该对媒体“大 刑伺候”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追根溯 源,厘清无罪推定、独立行使司法权、司法公正 等概念,从元理论出发进行探讨。

一、“某体审判”与无罪推定原则

作为一项刑事诉讼原则,无罪推定是资产 阶级启蒙运动的重要成果,是对封建社会刑讯 逼供,纠问式程序和有罪推定的否定。1764年 贝卡里亚率先提出“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 “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 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 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 护。’②作为法律制度的无罪推定肇始于1789年 法国《人权宣言》第9条“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 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的规定。此后, 无罪推定便逐渐被资产阶级国家所确认,并己 经成为国际社会刑事诉讼中的“黄金规则”。 由此可见,无罪推定反映的是新兴市民阶级废 除封建专横司法制度的时代要求,体现了刑事 司法走向民主法治的发展方向,是人类改造社 会凝结而成的制度文明。防止司法机关未经合 法程序妄自给公民定罪、禁止司法机关侵犯公 民诉讼权利是无罪推定的立法旨归和价值追 求。那么,媒体对判决结果进行预判是否有违 无罪推定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无罪推定规范的是司法机关的行为, 媒体不是无罪推定的义务主体,亦不可能违背 无罪推定原则。从历史渊源看,无论是古罗马 的“有疑,为被告人利益”,还是我国《尚书》中 的“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尚书•大禹 漠》),都清楚地表明无罪推定规范的是司法机 关对待刑事被追诉人的原则。虽然现代西方两 大法系关于无罪推定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④但 从其一致认可的“控方承担证明责任”和“被告人不等于罪犯”的内涵来看,无罪推定同样是 针对司法机关提出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被认为是中国的无 罪推定原则。⑤它其规范的对象是负责刑事侦 查的公安机关、负责指控犯罪的人民检察院和 负责审判的人民法院。这一点可以从该法第3 条第2款“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 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 有关规定”中得到证明。无罪推定要求司法机 关在刑事侦查、追诉及审判过程中保障被追诉 人的合法诉讼地位和人格尊严,不能在未经司 法程序最终确认有罪之前,即对犯罪嫌疑人和 被告人以“有罪”“定罪”为中心展开侦查、起诉 和审判。

虽然在西方媒体有“第四种权力”之称,但 与其他三种权力相比,媒体的报道与评论权显 然不具有公共权力的性质。媒体对案件的报道 与对审判结果预判不涉及举证责任和疑罪的处 理问题,因而并不具有刑事诉讼上的实际意义, 不属于被无罪推定原则所排斥或者禁止的行 为。近年来,我国的媒体在社会生活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但这并不等于媒体己经在刑 事诉讼中获得了为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身份 和地位,它充其量只是刑事诉讼的旁观者,是局 外人,不存在对犯罪嫌疑人专横司法,侵犯其诉 讼权利的潜在威胁与现实可能。因而它也不可 能成为无罪推定的义务主体,或者说,媒体行为 不在无罪推定原则的射程之内,媒体不具备违 背无罪推定原则的资格,既然如此,媒体违背无 罪推定原则又从何谈起?

其次,无罪推定是规范层面的原则,媒体作 出的“有罪推定”只是一种事实推定,它并非无罪推定原则的反面。美国著名的刑事法学家赫 伯特•帕卡教授曾精辟地指出:“无罪推定并 非有罪推定的对称,它与有罪推定毫无关联。 无罪推定的功能是指导政府官员如何推进刑事 诉讼程序,有罪推定则代表着对结果的预测。 因此,有罪推定必定是描述性的和事实性的,而 无罪推定则是规范性的和法律性的”®作为无 罪推定原则反面的有罪推定指的是司法机关对 犯罪嫌疑人和被追诉人、被告人刑讯逼供、违背 证据规则认定犯罪、疑罪从有、先定后审等现 象,它与媒体预判案件结果的“有罪推定”属于 不同层面的范畴,是两个话语体系内的概念。 媒体即使从事实层面对未决案件作出了有罪推 定,也不影响司法机关从规范层面对犯罪嫌疑 人作出无罪的推定。正所谓“媒体的归媒体, 司法的归司法”。

深入研究后笔者还发现,从事实层面分析, 司法机关在处理未决案件时同样是在对犯罪嫌 疑人作有罪推定。如果被推定无罪,为什么我 们要对犯罪嫌疑人施以强制措施,又是基于何 故限制其自由1 “如果持无罪推定原则,把宣 判前的被告认为是无罪的,那么,逮捕、起诉便 是非法的了,岂非矛盾? ”⑦没有哪一个制度不是 在事实上假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否则刑 事诉讼程序就无法推动。®从这个角度看,给媒 体扣上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帽子有失武断,这 是在没有准确把握无罪推定的本质要义和立法 宗旨的情况下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误读与曲解。

再次,否定了媒体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可 能性,并不意味着媒体可以对诉讼当事人进行 人格侵权与人身攻击。在媒体报道司法的过程 中,如果发生媒体侵权问题,媒体应当承担相应 的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 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镑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 名誉”这是媒体承担侵权责任的一般性法律 规定。我国《侵权责任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 媒体侵权,但在其第36条中规定:网络用户、网 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规定对网络侵权的行 为主体和行为方式有了明确的规定,是规范网 络媒体的报道与评论行为最为直接的依据。此 外,我国《刑法》己将煽动分裂国家,宣扬恐怖 主义、民族仇恨,侮辱、诽镑他人和教唆他人等 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刑法修正案(九)》新 增了 “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如 果媒体实施上述行为,将可能受到刑罚制裁。 这些法律是规范媒体行为的重要依据,是媒体 不得触碰的“高压线”也是媒体报道司法应遵 守的底线要求。不仅如此,从更高层面上说,媒 体还应遵守自律性要求。2009年《中国新闻工 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出台,其中明确要求媒体 不得揭个人隐私,不得诽镑他人。可见,新闻自 由也不是绝对的自由,它也具有一定的界限。

二、‘媒体审判”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源于资产阶级分 权学说,孟德斯鸠认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 权应该有不同的机关行使,如果任何一个国家 机关既享有体现普遍意志的立法权,又享有体 现个别意志的司法权,那么公民权利就可能被 肆无忌惮地侵犯。美国学者埃尔曼也认为, “如果司法过程不能以某种方式避开社会中行 政机构或其他当权者的摆布,一切现代的法律 制度都不能实现它的法定职能,也无法促成所 希望的必要的安全与稳定。”®西方的司法独立 制度是建立在分权学说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 这种司法独立与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和内容。和其他公共权力一样,审判权也要受 到限制与制约,独立行使审判权并不意味着法 院可以独立于人民群众,超越于媒体。

首先,从权力的来源看,审判权不该脱离媒体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 度,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司法权 是人民权力。这种政治制度决定了人民对国家 权力及其具体运行具有法定的监督和制约权 力,权力可以委托他人行使,但意志不能听任他 人支配,人民监督司法是权力运行客观规律的 必然要求,是实现人民利益的需要。秉承人民 主权的思想,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 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努 力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中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列为重要原则也表 明我国司法制度的灵魂是人民司法,司法机关 应该主动接受人民监督,人民利益至上,司法为 民始终是司法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毋庸置 疑,发表意见和建议是实现监督的重要方式之 一,而把监督公共权力运行和言论自由结合起 来的最主要方式就是大众传媒。媒体是公众的 守门员,是公众千呼万应的喉舌,通过新闻记者 的采访、报道不仅建立了社会公众与司法机关 之间的桥梁,扩大司法监督的范围和力度。更 为重要的是,媒体为公众传递司法信息,搭建评 论平台,降低了公民的监督成本,拓展了监督渠 道,提高了监督效率,使公民监督司法成为一项 实实在在的权利。因此,接受媒体监督属于接 受人民群众监督的应有之义,主动接受媒体监 督己成为我国司法机关自觉的要求。2009 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接受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 “司法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其次,从防范司法腐败,保证司法权正常运 行的的角度分析,媒体有监督司法的义务。一 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 的一条经验,为防止权力滥用和及时发现与纠 正越权行为,最有效的途径便是监督。列宁指 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不受制约的堕落。 毛泽东提出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就是人 人起来负责,这样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强 调,如果我们不受监督……就一定要脱离群众, 犯大错误。在法院独立行使审判职权的背景 下,如果法官理性不足、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将 会造成法官擅权、司法腐败和专横司法的灾难 性后果。防范司法腐败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发 挥媒体优势,将审判活动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马克思说,报刊是公 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 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 波特•斯图尔特指出:宪法保障新闻自由,其目 的是保障一个组织、完整、独立、自主的新闻媒 体,使之成为国家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以监督 三权,防止滥用权力,发挥制度性功能。在我 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为避免司法机关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保证司法权的正 常稳定运行,媒体监督司法不该缺位,不能失 语,责任不容懈怠。

再次,从现实情况看,司法无法超越媒体, 只能回应社会关切。现代社会,传媒科技日新 月异,信息传播的媒介日趋多元,传播速度空 前,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被超越。审判 活动总是在社会的一定时空中发生和进行,媒 体言论总会以各种形式进入法官的视线,因此, 想要完全阻断法官与外界的联系是不切实际 的,不可能找到完全不受传媒影响的法官。随 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和网络的普及,公众关注司法、参与司法、评价司法的愿望会日益高 涨,关注的方式会更加多样,关注的程度也将更 加深远,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进步的 表现。总而言之,舆论对法官造成的压力是长 期的、无法避免的、法官无法超脱并独立于媒 体,且只能适应这种司法环境,并回应社会 关切。

三、‘媒体审判”与司法公正

从古至今,对什么是“公正”依然还存在争 议,但有一个相对公认的经典解释,即亚里士多 德的观点:公正为给每个人他所应得,不公正或 者是过多或者是过少。我国学者也认为:公正 就是给人应得,就是一种应该的回报或者交 换。公正是司法活动的灵魂与归宿,是司法公 信力和司法权威的基石,然而新闻自由也是文 明社会弥足珍贵的价值追求,能不能厚此薄彼, 认为媒体言论妨碍了司法公正呢?答案同样是 否定的。

(一)事实与法律是法官办案的圭臬,法官 不该一味迀就媒体

司法公正要求法官给予当事人应得之程序 和实体公正,那么法官断案遵循的依据是什么? 是媒体的言论吗?我国《法官法》明确规定: “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2013109日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 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特别强调:“不能因 为舆论炒作、当事方上访闹访和地方‘维稳’等 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20151012 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在人民法院工作 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意 见》再次提出:全体法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 要严格、正确、公正地实施宪法法律。可见,事 实与法律是法官断案应始终遵循的不可动摇的 圭臬。尊重事实,恪守法律是对法官的基本要 求,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作为一名合 格的法官,他只应该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 法律的理解,……对案件秉公判决,此乃他应有 之职责。美国最高法院安东尼•肯尼迪大法 官的话发人深省:“客观事实是我们必须有时 作出自己不喜欢的裁决,我们那样裁决是因为 那是正确的,即根据我们所理解的法律和宪法 必须得出那样的结论”。德国司法界也普遍认 为:“法官不能因为公共舆论的要求而过于严 厉地惩处某一被告,在这件事情上无论是谁发 起这场运动都无关紧要,哪怕是政府发动的 在众声喧哗中坚持客观、理性的标准,给予当事 人以应得,法官应该具有这样的定力和能力。 如果法官被媒介左右只能说明法官的自身理性 和法律素养亟待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法官一味地迀就媒体潜存 着多重风险。一是承担错案责任的风险。不可 否认,舆论具有非理性、不稳定性和反复性的特 点,不加分析、完全顺从舆论可能导致错判。实 践证明,佘祥林、赵作海案的发生,正是司法 “迎合”舆论的结果,盲目顺从公众舆论是一种 饮鸩止渴的短视行为,这种做法可能缓解了一 时之困,但却会留下永久的遗憾。20159 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完善人民法院 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法官应当 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的制度。如 果法官被舆论左右,不能坚持原则,造成冤假错 案,最终只能自食苦果。二是法院迎合媒体潜 存着审判权虚置,司法权威丧失的风险。一些 别有用心之人可能会利用、操纵或者欺骗媒体歪曲、捏造事实,对审判活动指手画脚,甚至横 加指责,通过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法官就 范,最终左右案件判决。届时,法官将成为他们 达到一己非法目的之傀儡,司法公正无从谈起, 司法权威也将荡然无存。

(二)“媒体审判”有促进司法公正的价值

美国大法官Clark曾指出:“在审判尤其是 刑事审判过程中,反映灵敏的新闻界常常被视 为有效司法的助手”。媒体并非洪水猛兽,媒 体报道司法有促进司法公正的一面。

首先,媒体及时关注案件能促使法官公正 司法。媒体对案件信息的及时传递,将司法活 动置于人民群众的视野之下,任何司法瑕疵和 疏漏都可能被公众察觉,这会强化法官的责任 心,倒逼法官在判决前更加仔细地研究案情,核 实证据,更加慎重地选择判决种类,防止冤假错 案的发生。“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正义具有时 效性,时间和效率也是正义的一部分。如果在 被告人被判处死刑之后,即使媒体事后帮助当 事人讨回了公道,但这对他(她)已经失去了意 义,呼格案已经带给了我们沉痛的教训,因此, 应该赋予媒体全程报道司法的权利,正如德国 理论界通说指出的那样:“媒体如果只报道、评 论已决案件,当不能满足宪法对新闻媒体善尽 其职责的神圣的委托”。

其次,媒体跟踪报道案件有助于实现个案 公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 到公平正义是我国司法机关的目标,然而在司 法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司法者往往也会忽视 与淡忘自己的使命。2009年发生在浙江湖州 的“南浔协警强奸案”最终得到公正审判,媒体 报道功不可没。在此案中,法官通过创造“临 时性强奸”一词,对涉案两名犯罪人各判处3     有期徒刑,此事一经爆出,便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最终公众的质疑和监督收到了效果。经重 新审理,两名犯罪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和116个月,主审法官也受到了警告处分, 并被调离原岗位。任何公正都是具体的、历史 的。跟踪报道个案是媒体的优势所在,媒体关 注案件有助于提醒司法者不忘使命、维护司法 权威、实现司法公正。

再次,媒体报道案件在客观上为法官公正 司法创造了外部环境。强大的舆论力量能打消 一些权力部门和权力人物干涉司法的念头,使 他们收敛甚至放弃对司法的干预。干涉司法的 外在强权难以有所作为,法官依法办案、公正审 判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这也得到了大多数 司法人员的认可。据学者调查,69%的司法者 认为在自身的执法中存在舆论监督促进司法公 正的情况,70%以上的司法者认为舆论促进司 法公正的路径是舆论压力遏制了权力干预和司 法腐败。

(三)司法公正的效果需接受公众的评价 与检验

法院适用法律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定 纷止争,恢复社会公平正义。那么,司法机关是 否不辱使命、判决是否公正由谁来检验?如前 所述,司法权来源于人民的授予,不仅其权力行 使的过程要受人民的监督,其司法的效果同样 要接受人民群众的评判与检验。波斯纳说: “检验司法意见是否伟大,并不要看它是否符 合法律形式主义的教条,而是要看它是否契合 社会语境”瑐我国学者也指出:“司法是否公 正,其评判权和评判标准并不操控在司法机关 的手中,而应当由人们根据自己的学识、经历和 人们从公众讨论中所获得的启示、信息、意见等 形成。”司法界也己经认识到人民群众在评判 司法中的地位,主动将依靠人民群众评判与检 验司法效果作为我国司法制度建设的重要内 容。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在人民法院工 作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意 见》开宗明义地指出:“人民群众是审判执行工 作质量、效率、效果的直接受益者和最终评判 者,司法公信力及其尊严权威归根结底是人民 群众口碑,……要按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要求,……积 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的关切和期待。” 各种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出现为司法进入公众 视野,接受公众的评判与检验搭建了平台,为了 回应社会关切,法官也需要借助媒体把握基本 的社情民意。正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王晨院 长在谈及邓玉娇案件的启示时所言,法院不能 埋头办案,一定要关注社会的所思所想、老百姓 的所思所想,尤其是关于网络对我们正在办理 的案子的关注,应该及时地与他们沟通。如果 法官只是机械僵化地照搬照抄法律教条,无视 人民群众的呼声,只会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瑐 其结果只能让法官四处碰壁,左右为难。在许 霆案、刘涌案、李昌奎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院 就曾试图超脱于公众意见,结果遭致更大规模 的网络批评,最后只能被动改判。而在李启铭 案中由于司法机关已对舆论进行了充分的了解 和掌握,在裁判时融入了媒体所反映的民意,最 终判决结果也得到了公众的认可。社会公众是 检验司法活动效果,是评判司法公正的真正的 主体,司法是否公正他们最有发言权。那种将 媒体言论自由与司法公正对立起来,认为媒体 言论妨碍司法公正的观点自然不攻自破。

法官不该被媒体言论左右,当然也不能忽 视与拒绝媒体声音,两者之间是否有契合的可

能?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为我们指明了方 向:“在我看来,审判应当尊重民意,但不能不 加分析地顺从民意。……尊重其符合法律要求 的民意,严格依法办事面对媒体言论,法官 无论是大胆地拒绝还是虚心地采纳都无可非 议,关键在于坚守法律的标准。申言之,考虑民 意只能建立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 笔者以为以下两点颇为重要:

其一,在事实认定方面,法官不该迀就媒 体,但是法律适用则有灵活性的一面。就刑事 案件而言,在认定行为性质,区分罪与非罪,此 罪与彼罪方面法官不应该有自由裁量,因为真 相只有一个,全面掌握的证据材料是法官的优 势,法官在定罪方面的权威不可动摇,不能因为 担心媒体“不答应”而曲解事实,更改罪名。但 适用法律进行量刑则有不同,西方的量刑调查 制度就是考虑民意的表现,我国法律也为法官 量刑时考虑民意预留了空间。1.绝大多数犯罪 的法定刑只是相对确定,量刑时法官有一定的 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将民意作为选择不同量 刑档次的参考。2.酌定量刑情节是法官吸纳民 意的路径之一。在许霆案中,重审法院将许霆 的刑罚从无期徒刑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就是适 用了我国《刑法》第63条第2款的酌定减轻处 罚规定的结果。3.我国《刑法》第37条第1款 关于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 以免于刑事处罚的规定也是法官融合民意,进 行判决的依据。在刘海洋泼熊案件中,法院即 启用了该条对刘海洋作出了定罪免刑的判决。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法官都只能在恪守法律的 基础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融合民意,而不能 盲从舆论、突破法律、枉法裁判。

其二,对于那些可能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 案件,法官应该更加慎重和用心,在其判决书中 要尽最大可能地呈现案件事实,详尽阐明令人 信服的证据和裁判理由,详细解释判决所依据 的法律,并做好解疑释惑工作。只有以专业的 审判回应质疑,才能引领公众用法律的视角理 性地分析和评判案件,也只有用公正的司法引 导舆论,说服公众,公众才会从最初的不理性和 冲动转变成对法律的理智和信仰,而从长远来 看,公众法律知识的增加和法律思维、法治习惯 的养成才能最终减少媒体舆论对审判的消极影 响,形成良性互动。

四、结语

媒体报道司法案件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 现实意义,面对“媒体审判”我们不能武断地

指责媒体,而要加以客观分析。我国著名刑法 学家高铭暄教授提醒我们,新闻报道应有一定 的自由度,即使报道有误,只要不是故意制造事 端,将其入罪要慎重。张明楷教授也认为,在对 公共事务的自由讨论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 误表述或者不实言论。从目前来看,虽然刑法 中增设了“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但我 们不能动辄给媒体定罪,也不能压制或者禁止媒体对依法应公开审理的案件信息和依法不公 开审理案件中应该公开的信息的报道。从长远 来说,我们既要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防止舆 论越界干涉司法,同时也要通过司法改革,完善信息通报制度,建立司法与传媒的良性互动机制,最终实现二者的互促共荣。

 

注释:
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②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③ 陈光中、张佳华、肖沛权:《论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0期。
  ④ 孙长永教授研宄认为:无罪推定在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是作为证明规则,大陆法系国家则强调在程序法效果上避
  ⑤ 免定罪前的惩罚,在人权法效果上赋予被追诉人沉默权,在证据法效果上被告人不负自证其罪的义务。参见孙长永:《无 罪推定的法律效果比较研宄 种历时分析》,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4期。
  ⑥ 学者对中国是否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是否存在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还存在争议。参见雷小政《刑事诉讼 法第12条的价值评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1期。
  ⑦ 转引自易延友:《论无罪推定的涵义与刑事诉讼法的完善》,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 邓崇范:《坚持实事求是,扬弃无罪推定》,载《求是学刊》1983年第3期。
  ⑧ 易延友:《论无罪推定的涵义与刑事诉讼法的完善》,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
  ⑨ 杜鹏:《媒体报道中的新闻侵权与法律规制研宄》,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2期。
  ⑩ [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高鸿钩、贺卫方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
  ⑪ 闫博慧:《我国司法公开的主要障碍及其保障探析》,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4期。
  ⑫ ⑫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页。
  ⑬ 庹继光:《公正审判权视阈下的传媒介入监督研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⑭ [古希腊]亚里士多徳《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6页。
  ⑮ 王晨《司法公正的内涵及其实现》,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⑯ 1987年8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草案)第2条规定。
  ⑰ 高一飞:《媒体与司法关系规则的三种模式》,载《时代法学》2010年第1期。
  ⑱ 陈新民:《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载《司法公正与权利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⑲ 纪莉、刘晶晶《“媒介审判”在中国的跨文化旅行及其概念变异》,载《江汉论坛》2012年第11期。
  ⑳ 陈婴虹:《网络舆论与司法》,中国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
  ㉑高一飞:《媒体与司法关系研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22孙国华、方林:《公平正义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则》,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3期。
  23瑣姚广宜:《从调查数据看中国媒体与司法关系的现状》,载《中国政法》
  田成有《法官的信仰:一切为了法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24余静海:《崇尚法治:司法公正对法官和网民的共同期盼》,载《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25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出处:《法学杂志》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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