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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联邦的检控政策
周长军,宋燕敏
上传时间:201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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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1.11984年3月5日,1983年《检察长法》生效实施。根据该法设立了检察长办公室,由检察长领导。
  1.2《检察长法》对澳大利亚联邦起诉程序产生了重大影响。最大的变化或许在于,通过赋予检察长在起诉程序中的独立地位,使起诉有效地摆脱了政治的左右。检察总长作为第一法律官员,对整个联邦刑事司法制度负责,并且就起诉程序中作出的所有决定接受议会的监督,尽管目前这些决定事实上是由检察长以及检察长办公室的法律官员遵循检察总长依据《检察长法》第8条之规定发布的指导性准则作出的。此类指导性准则只有在向检察长征求意见后才能签发,而且必须在政府公报上公开发布,还要在议会两院备案。检察总长尽管可以在特殊案件中行使《检察长法》第8条赋予的权力,但时任检察总长、参议员兼王室法律顾问的比尔·伊文斯在其面向检察长所作的第二次书面演讲稿中指出:“在特殊案件中,检察总长很少会这么做”。
  1.3《检察长法》也明确规定,在联邦刑事司法制度中,侦查与起诉职能分离。案件一旦提起诉讼,并移送检察长后,检察长就有权独立地决定是否继续起诉,不受侦查人员的影响。
  1.4英国皇家刑事诉讼委员会在其1981年的报告中指出,评价起诉制度的一般标准是:公平、公开、负责和效率。
  所谓公平,首先是指当对某人起诉时,必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公共利益;其次,不论从全国范围还是从某一区域来看,案件的处理都不存在擅断的情形和无法说明原因的差异。所谓公开、负责,是指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检察人员能够接受要求作出公开的解释,并且能够就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利益的保护相一致的层面证明其决定及该决定赖以作出的政策的正当性。所谓效率,是指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和最轻的诉讼迟延实现诉讼目的。对于被我们视为一种成功的起诉制度的最佳衡量标准来讲,上述每一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们具有或事实上具有增强它为之服务的公众信心的作用。
  这些都是评价澳大利亚联邦起诉制度的运行状况的有用标准,而且也为检察长确立了有价值的目标。
  1.5在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昆斯兰、澳大利亚西部和南部,都建立了检察长办公室的分支机构,每一分支机构由一名副检察长领导。对违反联邦法律的罪行的起诉工作,由检察长办公室总部负责。在塔斯玛尼亚和北疆,由于没有建立分支机构,根据《检察长法》第32条之规定,经法务部秘书长安排,案件的起诉工作由澳大利亚政府法律顾问处下属的相关部门代表检察长负责。本声明对没有建立检察长办公室分支机构的地方政府法律顾问处有参考作用。
  二、决定起诉
  决定起诉的标准
  2.11951年1月29日,时任检察总长、王室法律顾问哈特雷·肖克沃斯先生在给众院的报告中指出:
  犯罪嫌疑人自动地成为起诉的对象,这在本国一直未成为规则,我希望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规则……事实上,检察长工作所要遵循的首要规则是,“犯罪或者犯罪实施的情况无论何时出现,检察长只有在为了公共利益时才应当提起刑事起诉。这仍然是主要的考虑”。
  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澳大利亚。可用于起诉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应当浪费在不该提起诉讼的案件上。换句话说,应当将有限的诉讼资源集中于值得提起诉讼的案件上。
  2.2决定起诉或者不起诉是刑事起诉程序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每一起案件中,都必须认真考虑被害人的利益、涉嫌犯罪者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以确保作出正确的决定。一个错误的起诉决定,或者相反,一个错误的不起诉决定,都可能损害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制度的信任。
  2.3前面所述的价值目标(特别是公平和一致)非常重要。不过,公平不必意味着脆弱,一致也不必意味着僵化。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能被简化为一种类似于数学公式的事情,实际上,即使尝试着这样做也是应当予以反对的。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当考虑广泛的因素,这表明了对于将一般原则适应于个案之需要的直接认可。
  2.4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的首要考虑是,证据是否充分到足以提起或继续起诉。除非有确凿可靠的且具有可采性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否则不应当提起或继续起诉。
  2.5在判断证据是否充分到足以提起或继续起诉时,仅有显然的证据(prima fade)(译者注:即所谓推定的证据,亦即用一典型案件推理过程来替代法官之确信而推演出来的可能性程度)是不够的。一旦确定某一案件属于仅有显然的证据的案件,接下来就有必要考虑定罪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合理的定罪可能性,就不应当继续诉讼。在可以起诉的犯罪案件(译者注:根据澳大利亚刑法和法院的观点,犯罪被分为简易犯罪和可以起诉的犯罪。前者是被地方法院审判,后者则被相对高级的法院审判)中,此标准是以陪审团将根据上述指导准则公平行事为先决条件的。如果认为被告人显然更可能(而非不可能)被无罪判决的话,这一标准就没有被满足。
  2.6当决定是否具有合理的定罪可能性时,需要评估一下出庭指控时案件证据的可能强度。为此,必须考虑到以下情况:证人出庭作证的可能性、适格性、可信性及其对事实裁决者可能造成的印象、被告人供述或者其他证据的可采性。公诉人还要充分考虑到清楚地展现在被控犯罪者面前或者已被控犯罪者表示出来的任何辩护思路以及其他任何在公诉人看来可能影响定罪可能性的因素。这种评估可能很困难,而且显然不能保证所提起的每一次公诉都能成功。
  事实上,一些案件的起诉会失败,这是难以避免的。然而,一位在衡量证据方面有经验的公诉人在经过充分考虑后冷静地适用这一标准,是避免错误地追究无辜者和无端浪费公共资金的最好做法。
  2.7在评估证据时,应考虑到以下情况:
  (a)根据普通法和制定法的证据可采性规则,有理由相信该证据可能被排除吗?比如,检察官会希望被告人的供词是通过正当程序获取的。应当考虑到任何证据都可能被排除,而且,如果被排除的证据对案件有关键性作用的话,就可能对是否提起或继续公诉的决定产生重大影响。
  (b)如果案件部分地依赖于被告人的供认,那么,考虑到被告人的年龄、智力和理解力因素,是否有理由相信这些供认的可靠性存在可疑之处?
  (c)证人是否存在夸大其词的地方?他或她的记忆是否有误?证人对被告人是否存有敌意或友好的态度?或者是否存在其他不可靠的情况?
  (d)证人是否具有掩饰部分事实真相的动机?
  (e)是否存在一些可能会被辩护方正当地施加于证人,从而损害其可信性的因素?
  (f)证人作证时可能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印象?证人可能怎样面对来自对方的反询问?证人有无身体或精神上的缺陷,可能影响其证词的可信性?
  (g)目击证人间的证词有无冲突?冲突是否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并极大地削弱了案件?
  (h)如果目击证人的证词间没有冲突,那么是否存在一些导致人们怀疑证人编造了虚假情节的情形?
  (i)所有必要的证人包括在国外的证人都可以和有资格作证吗?
  (j)如果证人年幼,他能宣誓作证吗?
  (k)如果被告人身份不明,那些声称指认出被告人的证人的证词是多么有力和可靠的呢?
  (l)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被告人同时被指控时,是否有分开进行诉讼的合理可能性?如果分开进行,案件被命令分开审判,对每一个被告人的指控都充分吗?
  以上列举并未穷尽所有的方面,而且,这些因素的考虑当然还要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但是,上述列举意在表明,在介于两者之间的边缘案件中,检察官必须善于透过这些表述的表象,看到更深层的东西。
  2.8如果证据充分,足以提起或继续起诉,检察官必须进一步根据可证明的案件事实以及所有相关的情节,考虑公共利益是否要求提起诉讼。因为将所有引起当局注意的犯罪都提起诉讼,这不是一个规则。
  2.9当判断公共利益是否要求提起诉讼时,应当合理考虑的因素因案而异。在许多公共利益因素妨碍提起诉讼的同时,可能另有许多公共利益因素(如犯罪的严重性、威慑犯罪的需要等)支持提起诉讼。在这方面,一般来说,犯罪越严重,从公共利益因素考虑,犯罪不被提起诉讼的可能性越小。
  2.10在判断公共利益是否要求提起诉讼时,可能考虑的因素包括:
  (a)犯罪的严重性,或者相反,犯罪的轻微程度,或者仅仅是由于法律的规定而成立的犯罪;
  (b)任何减轻或加重情节;
  (c)被告人、证人和受害人的年龄、智力、身体健康状况、精神健康状况或者特别缺陷;
  (d)被告人的履历和背景;
  (e)犯罪是否已过追诉时效;
  (f)被告人应受惩罚性的程度;
  (g)对公共秩序和道德的影响;
  (h)法律的滞后性和模糊性;
  (i)起诉是否会被认为有副作用,比如,损害法律的尊严;
  (j)起诉替代措施的可能性及其效果;
  (k)犯罪的普遍性以及个别威慑与一般威慑的需要;
  (l)定罪的后果是否过于严厉苛刻;
  (m)犯罪是否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n)如果提起诉讼,联邦、个人或团体享有的刑事赔偿、刑事补偿和没收的权利;
  (o)犯罪被害人对起诉的态度;
  (P)审判时间的长短和费用;
  (q)被告人是否愿意在对他人的侦查或起诉中予以合作,或者被告人已经合作的程度;
  (r)如果认定被告人有罪,考虑到法院现有的判决选择,可能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s)被控犯罪是否只能通过起诉予以审判;
  (t)维持公众对国家基本机构如议会和法院信心的必要性。
  如何适用和权衡这些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取决于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
  2.11实际上,如果证据充分,足以起诉的话,多数情况下都应作出继续起诉的决定。尽管某些特殊案件中可能存在减轻情节,但通常也应作出继续起诉的决定,而把减轻情节留到法院判刑时加以考虑即可。不过,当犯罪尚未严重到明显需要起诉时,检察官就要重点考虑公共利益是否要求提起诉讼。
  2.12对一些犯罪案件,立法规定了起诉替代的处理机制,如《1901年海关法》规定的海关诉讼程序、各种税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等。这种起诉替代机制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不需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如果犯罪非常严重,那么起诉就是合适的选择。然而,根据前述第2.10(j)条的规定,在判断公共利益是否要求提起诉讼时,有无起诉替代的处理机制是一个应当考虑的相关因素。
  2.13决定起诉或者不起诉时,不得受以下因素影响:
  (a)被告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种族、宗教、性别、国籍、参加的政治组织、政治活动和政治信仰;
  (b)对被告人或被害人的个人感情;
  (c)对政府、或任何政治组织、政党可能产生的政治上的有利或不利影响;
  (d)对决定起诉的检察官可能产生的个人或职业上的影响。
  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起诉
  2.14未成年人案件的起诉程序中,应当有一些特别的考虑。对未成年人的起诉应当被视为一项严厉的举措。一般而言,除非犯罪的严重性或者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决定了必须起诉,一个相对严重的案件也可以采取比起诉更轻缓的处理方法。由此,当未成年人是初犯,且犯罪不太严重时,从公共利益方面考虑,通常是不予起诉。
  2.15在判断公共利益是否要求起诉时,应当把前述第2.10条所列情况作为相关因素加以认真考虑,特别是以下几方面:
  (a)犯罪的严重性;
  (b)未成年人的年龄、身体发育状况和智力程度;
  (c)可能的起诉替代措施(如警告)及其效果;
  (d)如果被提起公诉,少年法庭的可能判决;
  (e)未成年人的家庭情况,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是否显得能够且准备对该未成年人实行有效的规诫和管束;
  (f)未成年人的履历,包括可能已经受到的警告情况,以及这些情况是否表明,对于目前案件来讲,给予非正式的处置措施是不适当的;
  (g)从未成年人的性格及其家庭情况考虑,决定起诉是否可能对该未成年人有害或不适当。
  2.16决不允许仅仅为了获取法院救济的机会而起诉未成年人。
  2.17对未成年人的任何起诉决定,都应由检察长办公室的高级法律官员作出。
  指控选择
  2.18在许多案件中,证据显示一个犯罪触犯了数个不同的法律。因此,必须根据证据显示的情况,认真选择一个或数个能充分反映犯罪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并且能为法院提供适当的判决依据的指控。
  2.19通常情况下,提起或继续的一个或数个指控应当是有证据证明的最严重的罪行。但是,当考虑到现有证据的证明力、辩护方针对某一特定指控的辩护思路以及本声明后述“审判方式”中所列举的注意事项时,选择指控有证据证明的并非最严重的罪行或许也是适当的。
  2.20决不能为了扩大随后的指控交易的空间而提起指控。
  2.21在现有证据支持的指控既可以依据某一特别法的条款进行,又可以依据《1914年犯罪法》的一般适用规定中的一个或数个罪名进行的情况下,指控选择是常见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47年社会安全法》第239条的规定就在宽泛的意义上与《犯罪法》第29条第1至4款和第67条的规定存在部分重叠。简易处置措施或许是相似的,但是,当以起诉的方式提起针对《犯罪法》中所规定的犯罪的指控时,惩罚通常比较严厉一些。此外,基于特别法的起诉可能有时限的要求,而基于犯罪法的起诉没有这种限制。
  2.22特别法的规定通常优于《犯罪法》的一般规定,除非这样做不能充分地反映证据证明犯罪的性质。
  2.23不能仅仅为了规避特别法所规定的追诉时限,而依据《犯罪法》提起指控,除非被告人的行为或者其实施犯罪的整体情况导致特别法规定的犯罪过了时限。在判断依据《犯罪法》继续起诉是否适当时,还有必要考虑到侦查机关在对涉嫌犯罪的调查取证以及/或者将案件移交检察长方面造成的任何延误。
  2.24许多审判已经彰显了对阴谋罪的指控进行限制的需要。只要有可能,应当提起实体性的指控。然而,有时根据现有证据,以阴谋罪指控是惟一符合要求和适当的。当决定对多个共同被告人提起或继续阴谋罪的指控时,那些负责作出必要决定的检察官必须注意防止共同审判过于复杂、拖延或者其他对被告人带来不公平的危险。
  同意起诉
  2.25许多联邦法律规定,不能根据《检察长法》对某一犯罪提起诉讼,或者,如果已经提起,则不能继续进行,经主管部长或其他特定官员批准的除外。立法上规定了很多请求批准的理由,但其基本出发点都在于确保正确地提出起诉。
  2.26基于多种情况,主要是根据《检察长法》第6条第4款的规定,检察长有权批准对许多法律规定的犯罪的起诉。在一些合适的案件中,批准权被授予检察长办公室的高级法律官员。
  2.27请求批准起诉的理由常常是决定是否起诉时考虑的一个因素。比如,为确保对减轻情节的采纳或者为防止对轻微事件的诉讼而呈请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批准与否事实上就决定了是否提起诉讼。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一些情形中,已经包括了批准的内容,因为假定能将犯罪界定得精确到可以涵括其旨在规范的所有伤害行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请求批准的另外一些情形,是适用刑法敏感或有争议,或者必须考虑重要的公共政策因素。在一些适当的案件中,是否决定批准起诉,须在征求有关部门或机构的意见后作出。
  2.28必须提及的是那些需经主管部长或其他特定官员而非检察长或检察长办公室的法律官员批准起诉的案件。尽管在判断公共利益是否要求起诉问题上,有权批准者与检察长的观点可能没有差别,但是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存在困难时,最好还是事先征求检察长的意见。
  三、联邦诉讼的提起
  3.1作为一般原则,在普通法上,任何人都有权对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提起诉讼。《1914年犯罪法》确认了这一权利,并且在《检察长法》第10条第2款得到了再次确认。尽管法律做了如此规定,实践中除很少一部分外,大部分联邦诉讼是由联邦官员提起的。
  3.2决定是否对某一可能的或宣称的犯罪行为启动侦查程序的权力,通常委诸于负有相关法律实施义务的部门。检察长一般不介入这些决定,尽管他可能被请求提供法律咨询或政策指导。比如,在对宣称的犯罪行为是否违反联邦法律存在疑问时,可以征求检察长的意见。
  3.3除相关的部门或机构具有专门侦查力量的以外,案件的实际侦查通常由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进行。一般来说,检察长不参与侦查,尽管在侦查阶段,他可能不时地被请求提供法律咨询或政策指导。在重大、复杂案件的侦查过程中,检察长提供法律咨询或政策指导的活动可能在侦查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开始并且连续进行下去。
  3.4如果侦查表明有犯罪发生,实践中通常是将证据摘要送交检察长,由检察长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以及如果提起公诉,则提起何种指控(受制于下述第3.5条和第3.6条所规定的例外)。尽管联邦警察或其他联邦官员有权初步决定起诉,但是根据《检察长法》,检察长有责任决定已经开始的起诉是否应当继续。因此,通常来说,只要能在提起诉讼前将案件交给检察长决定的,最好提交检察长决定。
  3.5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缺乏机会向检察长征求意见,而以逮捕和指控的方式提起诉讼,这也是必要和适当的。但是,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方面可能出现困难的案件中,假如情况允许,最好要在采取逮捕措施前征求检察长的意见。
  3.6经过与检察长协调,一些联邦机关如澳大利亚国家税务局,可以自己提起简易诉讼。这些诉讼通常涉案数额大,但案情最简单(比如,犯罪人通常认罪,或者相关法律规定明确),被告人很少被判处监禁刑(在许多情况下,最高刑是罚金)。那些负有提起简易诉讼责任的机关应当遵循本指南,而且当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方面出现困难时,应当向检察长征求意见。对于那些应当提交检察长的案件,检察长与许多此类机关一起,有相关的调整指南。特别是当涉及严重犯罪时,指南通常要求,在提起指控前应当将案件提交检察长。
  3.7如果侦查表明,有充分的证据可以提起诉讼,但有关部门或机关认为,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不应起诉,或者可采取其他非起诉措施的,在严重犯罪案件中,仍应向检察长征求意见。出于公共利益考虑,有关部门和机关在采取什么措施才是更适当的问题上有所犹豫时,也应当向检察长征求意见。
  3.8在决定是否提起或继续起诉,以及如果肯定,则以什么罪名提起或继续起诉时,联邦警察或负有实施相关法律责任的部门提出的意见应当予以仔细考虑。当然,最终的决定由检察长综合考虑前边列举的各种因素后作出。
  3.9根据《检察长法》第6条第12款的规定,检察长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简易诉讼或者采取拘押措施,也可以继续他人提起的简易诉讼或采取的拘押措施。事实上,在联邦警察或其他联邦官员作为案件的告发人或控告人出现的案件中,检察长都会采取继续进行的态度。只有在例外情况下,他才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简易诉讼或采取拘押措施。
  3.10实际上,《检察长法》并不要求起诉一旦提出,检察长就必须继续。然而,当诉讼是由联邦警察或其他联邦官员提起时,这样做也是很正常的,当然上面提到的有限情况除外。检察长在控制其他人提起的诉讼方面享有充分的法定权力。
  3.11必须提及的是,由州警察对联邦罪提起的诉讼。这样的起诉通常应当由检察长负责,或者必要的话,由检察长接管,但也有例外。如果一个人同时被指控实施了州罪和联邦罪,那么适当的做法或许就是,将该案件留给州当局处理。为此,需要考虑到:
  (a)相较之下,州与联邦指控中哪一种更严重;
  (b)如果分开起诉,对被告方和检控方带来的不便或不利程度;以及
  (c)如果以起诉的形式继续指控,那么,检察长和相关的州当局之间为准备某一基于同时包含联邦与州的指控事项的公诉书所进行的联合审判而进行协调的情况。
  也可能出现下述情况,出于便利的权衡,对某种联邦罪的起诉应当交由州当局进行,尽管不涉及州罪的指控。比如,偏远地区对轻微联邦犯罪提出的起诉,由检察长办公室法律官员办理就不切实际。
  四、对联邦罪的起诉控制
  引言
  4.1与设立检察长的职位以前相比,《检察长法》深刻地改变了检察长的地位和作用。该法将检察长定位于对违反联邦法的犯罪的起诉进行监督的角色,并赋予其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干预他人对联邦罪提起的诉讼的权力。特别是根据《检察长法》第9条第5款的规定,检察长可以接管他人采取的拘押程序或简易定罪程序。接管后,检察长可以作为指控人继续诉讼,也可以拒绝继续诉讼。此规定以成文法的形式体现了设立检察长的主要目的:是否继续起诉以及如何继续起诉的决定应当由检察长独立作出,不受侦查人员的影响。
  对联邦官员提起诉讼的终止
  4.2本部分是关于简易定罪程序和拘押候审程序之终止的规定。对于指控程序的终止,将在本声明后面谈及。
  4.3是否继续起诉的最后决定由检察长作出。为了与确保提交法庭的案件都是恰当的、合适的目的相一致,检察长在适当情况下有权终止起诉。
  4.4如果起诉是由联邦警察或其他联邦官员在未事先与检察长协商的情况下提出的,案件提交检察长后,检察长应当尽快地对起诉决定进行审查。
  4.5不过,无论提起诉讼之前是否已与检察长进行了协商,使案件处于连续性的审查之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可能出现新的证据或情况,使继续起诉不再适当。
  4.6当检察长决定终止起诉时,按惯例应当首先征求联邦警察或其他负责的部门和机关的意见。在这方面,检察长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要把侦查人员排除在决定程序之外。事实上,当检察长决定终止起诉时,加强检察长办公室与相关联邦机构的联系对于维持两者之间的和谐关系相当重要。当然,双方在何种程度上进行协商,取决于该案件的情况,特别是检察长决定终止起诉的原因。如果认为现有证据不充分,可以预料,联邦警察或有关负责的部门或机关会接受检察长对证据的评价,并且双方商议的内容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于获取新的证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终止诉讼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而决定的,联邦警察或其他负责的部门和机关有权依法要求考虑其意见。涉及的因素平衡得越好,讨论的必要性就越充分。
  对自诉的干预
  4.7从正式意义上讲,在简易法庭提起的诉讼都属于自诉,即使控告人具有官方身份。自诉是指私人个体作为告发人提起的任何诉讼,以区别于那些正在履行公共职责的警察或其他官员提起的诉讼。
  4.8私人个体对犯罪行为提起自诉的权利被认为是“抗制政府懈怠或偏失的有价值的宪法性保障权利”。然而,该权利很容易因不正当的个人或其他动机而被滥用或受到干扰。而且,从公共政策方面考虑,尽管其出于良好动机而提起,一些自诉也不应得到支持,或者,至少不应被允许掌握在私人手中。因此,《检察长法》第9条第5款赋予的权力就成为有效防止在很多不适当情况下使用自诉权的重要保障。
  4.9应当事人的起诉请求,检察长常常会产生是否应当行使《检察长法》第9条第5款赋予的权力接管自诉的问题,尽管很明显检察长可以自主地决定自诉不应继续下去。一些公共当局如政府部门担心继续自诉有悖于公共利益,于是把案件交由检察长处理。
  4.10当检察长是否应行使《检察长法》第9条第5款赋予的权力干预自诉的问题出现时,如果自诉人明确表示过他反对这种做法,自诉人将被允许继续其指控行为,除非出现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形:
  (a)证据不充分,以至于不能证明继续起诉的正当性,换言之,依据现有证据,没有获取定罪的合理可能性;
  (b)有合理的理由怀疑决定自诉是出于不当的个人或其他动机作出的,或在其他方面构成诉讼资源的滥用,以致即使继续起诉,允许其掌握在自诉人手中也是不恰当的;
  (c)继续起诉有悖于公共利益。法律执行必定是一个自由裁量的过程,对公共政策如秩序的维持和国际关系的维护等考虑,有时需要优先于严格执行法律考虑;或者
  (d)犯罪的性质或者需要决定的事项导致了,即使起诉被继续,由私人来掌握起诉也是违背正义要求的。
  4.11当私人个体不同意检察长的先前决定时,可以提起自诉。经审查,检察长如果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不再继续起诉的决定都是正确的话,可以接管案件终止自诉。
  4.12在一些案件中,一旦检察长行使干预权力,对自诉的干预理由必然会导致自诉的终止。在这方面,一旦作出接管自诉案件的决定,在诉讼的各个阶段上适用的标准都应与联邦检察长提起的任何其他诉讼中适用的标准相同。
  4.13如果认为干预自诉是适当的,检察长在作出是否干预以及干预后是否继续起诉的决定之前,有必要要求警察协助调查。此外,根据《检察长法》第12条的规定,可以要求提起或正在继续自诉的自诉人向检察长提供一份有关案件进展情况以及有关信息资料的完整报告。
  五、起诉程序中的其他决定
  《检察长法》第9条第6款或第9条第6款D项规定的承诺
  5.1本条是有关在决定是否给予从犯《检察长法》第9条第6款或第9条第6款 D项的承诺以获取其有利于起诉的证词时应考虑的广泛因素。
  5.2当决定是否要求从犯提供有利于起诉的证词时,经常面临许多冲突因素,需要根据现有的证据认真加以判断。无论如何,难免会出现这种情况,即起诉证据薄弱,某从犯的证词看起来似乎是使其变得扎实、充分的惟一可能的证据资料,由此,传唤该从犯,使其提供有利于起诉的证词就成为一种需要甚或是必要。
  5.3与是否传唤从犯作证同时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否也应对该从犯提起指控。在这方面,除非该从犯已就其在被告人被控的犯罪活动中的参与行为受到处理,他或她可以就检方希望作为证据举出的事项,主张反对自我归罪的权利。然而,当从犯获得《检察长法》第9条第6款或者第9条第6款D项规定的承诺后,该承诺将使其不能再主张上述权利。
  5.4原则上,在刑事司法制度的运作中,不应为了获取某些涉案人员的证词以起诉其同伙而对该涉案人员作出让步(如给予其起诉豁免权)。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共识是,在一些案件中,这样做更适合于正义的实现。虽然如此,《检察长法》第9条第6款或者第9条第6款D项规定的承诺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使用。在这方面,作为一般原则,不管从犯是否将被作为证人,他或她都应被起诉,当然要受制于通常的证据标准和公共利益标准的考虑。对准备与检方合作起诉其同伙的从犯,基于其认罪情节,可以在判决时给予实质性的减轻处罚。然而,在有些案件中,这样做也许行不通,比如,在主犯受审前,时间或许不允许指控从犯一直到判其有罪,或者没有充分的可采证据支持对从犯的指控。
  5.5除了作为一种最后手段,《检察长法》第9条第6款或者第9条第6款D项规定的承诺只有在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才能作出:
  (a)从犯提供的证据,对获取被告人的有罪判决是必要的,而且该证据是不能从其他途径获得的;
  (b)与被告人相比,从犯的应受惩罚性明显较轻。
  5.6在决定是否给予从犯《检察长法》第9条第6款或者第9条第6款D项规定的承诺时,核心的问题是:为了获取从犯的证词以起诉其同伙,而放弃对其在该共同犯罪中的参与行为的指控,是否符合整体的社会利益。在寻求平衡点时,应当注意考虑以下因素:
  (a)与被告人相比,从犯在该犯罪活动中的参与程度;
  (b)没有预期的该从犯提供的证词,对被告人提起诉讼的证据的证明力度,以及如果没有该从犯的证词,对被告人的某一或某些指控能够成立的话,这些指控反映出的被告人的犯罪程度;
  (c)从犯作证对起诉证据的可能补强程度。换言之,除了考虑可确证证据的可得性、案件事实裁判者可能给予从犯证词的重视程度外,还有必要考虑如果该从犯不出庭作证将可能对检方指控所产生的影响;
  (d)起诉案件中,不依靠从犯提供的证词,而通过其他途径补强证据的可能性(比如通过补充侦查获取新的充分的证据以弥补现有证据之薄弱的可能性);
  (e)是否具有或者可能具有足够的可采证据证实对该从犯的指控,以及如果将前述法定的承诺给予该从犯,他或她也不准备提供有利于控方的证词的话,对该从犯起诉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f)如果该从犯在被起诉之后提供了证词,是否有真实的根据相信该从犯在服刑期间的个人安全将处于危险之中。
  5.7如果检方为了获取从犯的证词而对其作出了让步,不论这种让步是选择指控、赋予起诉豁免权还是作出《检察长法》第9条第6款或者第9条第6款D项规定的承诺,双方之间达成的协议内容都必须向法庭展示。
  5.8在侦查过程中,警察可以通过调查确认哪一犯罪参与人作为控方证人比作为被告人更有价值。此后的侦查活动将依据该从犯被预料会提供的证据,重点放在对其他犯罪参与人的指控上。警察应就上述行为的合宜性问题征求检察长的意见,除非因某种原因这样做不具有可行性。如果检察长认为,为了获得从犯的证词而给予其上述的法定承诺不符合正义要求,那么,作为其结果,就将某种在其他方面值得称赞的起诉被放弃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程度。
  审判方式
  5.9当一项可以起诉的犯罪能够被简易法院审判时,检方在决定采取何种审判方式上起着重要作用。事实上,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检方的请求或同意是采取简易审判的前提条件。
  5.10在决定某一案件是否适于以起诉的形式进行审理时,应当考虑到:
  (a)案件的性质,以及从犯罪情节上看,犯罪是否属于严重犯罪;
  (b)任何暗含的对某种特定审判方式的立法偏好;
  (c)如果案件采取简易程序审理,判决选择的充分性;
  (d)以起诉的形式继续此案件可能带来的任何延误、成本和对证人的不利影响;
  (e)在某种特定刑事犯罪猖獗的情况下,为震慑该类犯罪采取简易程序以迅速完成诉讼的必要性;
  (f)以起诉的形式获取的定罪判决越公开,其震慑作用也就越大;
  以及一些看起来重要的且与决定是否起诉相关的标准。
  5.11检方对于审判方式的意见应尽早提出,并通知被告人和法院。
  辩诉交易
  5.12辩诉交易是指辩诉双方关于犯罪指控的协商。该协商的结果可以是被告人只对其所犯数罪中的部分犯罪的指控认罪,或者只对相对较轻的一罪或数罪认罪,而对其余犯罪的指控要么终止进行,要么不再考虑定罪。
  5.13辩诉交易有别于在被告人对某一刑事指控认罪时,辩护律师与审判法官之间就可能的判决结论进行的协商。对于后一种协商,维克多利亚最高法院全席合议庭在阿诉马歇尔案中谈道:
  法官和辩护律师之间有关被告人认罪或量刑的任何私下协议都必须小心避免。之所以反对这么做,是因为它不公开进行,并排除了与案件结局最有利害关系的被告人的参与;它使皇家检察官处于尴尬地位,使法官处于错误境地,将只会削弱公众对司法裁判的信心。
  5.14本声明前面提到,要认真选择提起指控。然而,案情可能发生变化,出现新的案件事实。对指控和抗辩的处理要与正义的要求相一致,并受到以下限制:
  (a)辩诉交易的建议不应由检方首先提出;以及
  (b)检方不应考虑辩诉交易的建议,除非:
  (i)将被提起的指控与被告人的犯罪性质有合理联系;
  (ii)该指控为基于案件的所有情节作出适当判决提供了充分依据;以及
  (iii)有证据支持该指控。
  5.15当决定同意或不同意辩方提出的辩诉交易建议时,或者当决定给辩方提出一个反建议时,都必须全面考虑案情和其他相关因素,包括:
  (a)被告人是否愿意在对他人的侦查或起诉中与检方合作,或者,如果被告人已开始合作,其合作的程度;
  (b)如果指控按照建议发生了变化(要考虑到被告人是否已被关押了一段时间,等等),可能判处的刑罚是否与其犯罪行为相适应;
  (c)案件之迅速、确定处置的需要;
  (d)被告人的经历;
  (e)检方的指控强度;
  (f)对证人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g)如果犯罪给联邦或任何个人造成了经济损失,被告人是否已经赔偿或做好了赔偿安排;
  (h)避免延误其他待决案件之处理的需要;
  (i)审判和上诉程序的时间和金钱消耗;以及
  (j)有关部门或机构的意见。
  5.16对于一项或多项指控,如果被告人在坚持自己无辜的同时,又表示认罪,检方决不能考虑辩方提出的辩诉交易建议。
  5.17当有关立法允许对可以起诉的犯罪以简易程序处理时,辩方可以在请求检方接受被告人对于与指控相比较少的部分犯罪或较轻的犯罪的认罪答辩的建议中,要求以简易程序处理被建议的指控,并要求检方同意或不反对作简易审判(如立法所要求的)。作为选择,辩方可以表示,如果案件作简易处置,被告人将对现有指控认罪。检方在对辩方的要求作出决定时,应注意上述事项的考虑,并且参考前述“审判方式”中列出的诸因素。
  5.18辩方在请求检方接受被告人对于与指控相比较少的部分犯罪或较轻的犯罪的认罪答辩的建议中,可以要求检方不反对辩方在判决时建议法庭在提议的范围内处罚。作为选择,辩方可以表示,如果检方不反对这一让步,被告人将对现有指控认罪。如果被提议的刑期或刑种被认为是在法官量刑裁量权的合理行使范围内,则不大可能引起检方的反对。
  拘押后的诉讼终止
  5.19被告人被拘押候审后,或者是基于检察长办公室的法律官员的主动,或者是由于辩方的申请,以至于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被告人应否被提起指控,或者,如果检方已经提交公诉书,应否继续审判。在这方面,根据《检察长法》第9条第4款的规定,对于被拘押或被指控的人,检察长可以终止进一步的起诉。
  5.20尽管已签发拘押令,拘押后仍可能出现一些情况使得继续诉讼不再适当。作为选择,可能需要在注意到拘押过程的情况下重新评估检方指控的强度。在检察长行使第9条第4款规定的终止诉讼的权力时,应依照本声明前面确立的决定起诉的标准进行。通常情况下,在作出任何决定前,都应征求联邦警察或相关部门和机关的意见。
  5.21辩方申请可能基于以下事实:被指控的犯罪是相对较轻的,以及不能证明以起诉的形式进行的审判中所耗费的时间与金钱的正当性。如果被控犯罪先前本可以通过简易程序处理,但被告人拒绝如此处理,则辩方的此类申请最不可能受到赞许性的考虑。
  5.22当不继续进行审判的决定已经作出后,该决定就不能被推翻,除非:
  (a)先前不可能考虑到的新的重要证据被发现;
  (b)决定是被欺骗作出的;或者
  (c)决定是基于错误的事实作出的。
  并且,在所有情况下,推翻该决定都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
  5.23当审判因陪审团达不成一致意见而结束时,总应当考虑案情是否需要重审,以及重审后,新的陪审团是否可能处于一个更有利于达成裁决的境地。还应当考虑到被控犯罪的严重性以及公众与被告人付出的代价。如果决定重审,而新的陪审团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只有在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下,才能使被告人面临第三次审判。
  5.24特别应提及的是,诉状请求不得真接交检察总长。设立检察长办公室后不久,时任检察总长表示,此类申请应当由检察长决定,并进一步声明,诉状请求只有在例外情况下先被检察长拒绝又提交给他,并且只有在与检察长协商后,检察总长才会予以考虑。实际上也一直如此。这也得到联邦法院的支持。在克林尼诉检察总长一案中,威尔考克斯提出:“议会已赋予检察长独立决定是否提起一项指控以及是否终止起诉的权力。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为了使政府特别是检察总长与这些领域里的日常决定相分离。”
  依职权的指控
  5.25根据《检察长法》第6条第2款D项的规定,检察长可以对违反联邦法,犯有可以起诉的犯罪且尚未被调查或拘押候审的人提起公诉。
  5.26尽管拘押程序的裁定以及对被告人的拘押候审,并不是对可以起诉的犯罪起诉+的法定必经程序,但实践中几乎所有的基于公诉书的起诉之前,都对被告人采取了拘押候审程序。以下各条列举了检察长在决定某一特别案件的情况是否适宜于不采取这一程序时应当遵循的标准。
  5.27未经拘押程序而提起公诉书,必须被视为对常规做法的重大背离。如果说设置拘押程序的目的是为了排除那些没有充分依据可以将被告人交付审判的案件的话,那么未经拘押程序的起诉将剥夺被告人在治安法官面前获取开释的机会,也会剥夺被告人在交叉询问过程中质疑控方证人的机会。
  5.28不经拘押程序而直接提起公诉的决定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是合适的,即因此可能随之发生的对被告人的不利影响都不会妨碍对被告人的公正审判。进一步说,此类决定只有在具有非常坚实、充分的根据时才能作出。更不用说,除非案件符合通常的证据标准和公共利益标准,不应在未经拘押程序的情况下提起依职权的指控。
  5.29应当注意,在未经拘押程序而提起依职权的指控时,检方准备在审判中出示的所有相关的证人证词和案件的全部细节资料,都要告知被告人。
  5.30另一方面,虽然被告人在拘押程序环节被解除关押,决定对其起诉仍不会构成对常规做法的重大背离。拘押程序的结果从未被视为对有公诉权者的约束。地方法官对被告人的释放可能是一个错误,于是在此类案件中,提起依职权的指控或许就成为纠正该错误的惟一可行办法。尽管如此,在地方法官释放被告人后,永远不应轻率作出提起指控的决定。除非能够确信地断言,地方法官拒绝拘押确属错误,或者拒绝拘押后又发现了新的证据,并且能够确信地断言,在拘押程序开展的当时如果就拥有该证据,地方法官肯定会作出拘押候审的决定,那么在此类案件中,不应提起依职权的指控。
  检方不服判决的上诉
  5.31在女王诉奥森克斯根案中,王座法院大法官就检方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的作用,发表了如下看法: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检方不服判决而提起的上诉不许过分限制法官的量刑裁量权。法官基于案情会产生同情怜悯之心,我们应当为法官合理地表达其宽恕之情保留一些空间。当法官形成如下看法(对于有经验的法官来讲,这几乎是出于其直觉),即犯罪人在这一特殊人生阶段所受到的仁慈对待会引导其走向新生时,法官传统上甚至于已经将仁慈之心扩展到有不良记录的犯罪人身上,为此,我们也应当总是为法官表达其仁慈之念保留一些空间。在我看来,检方不服判决而上诉的特有作用在于,它能使法院建立和维持惩治犯罪的适当标准,还能使个别法官对特定犯罪或特定种类的犯罪的特异看法得到纠正,并且有时还能纠正罪刑不相适应以致引起公愤的判决。
  检察长在决定是否对某判决提起上诉时,应当认真考虑上述这段话。
  5.32检方应当谨慎地行使上诉权。除非能有信心断言,上诉将取得成功,否则不得提起上诉,这是检察长的指导性方针政策。
  5.33提起上诉还应当迅速及时,即使有关法律未对上诉时限作出规定。检方提起上诉的过分延误可能使改判原判决变得难以接受。上诉法院曾多次指出,在过分延误的情况下,他们不会干预案件的原判决,尽管检方的上诉在其他方面具有合理性。
  六、结论
  6.1本声明并不企望涵盖起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以及检察官在起诉决定中的作用。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整个起诉过程中,检察官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维护、促进和保卫正义的利益。因为说到底,检察官不是政府或某个个体的仆人,而是正义的守护者。与此同时,不能无视这一事实,那就是检察官是在一种对抗制的背景下履行职责,并努力支持起诉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因此,案件必须总是被公平、公正地提交法庭审判的同时,公众有权利期望检察官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得无畏、有力和足智多谋。
  6.2本声明将始终处于审查之中,并且任何改变都会公布于众。
出处:《刑事法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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