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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市法院减刑假释工作的调研报告
刘京华
上传时间:201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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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北京市法院近3年减刑工作
  (一)减刑概况
  1.监狱罪犯的减刑
  2003年度,北京市监狱管理局14个监狱有在押罪犯15,586人,其中北京市法院裁定减刑5106人,减刑率32.76%。2002年度,在押罪犯15,927人,其中裁定减刑5324人,减刑率33.43%。2001年度,在押罪犯15,712人,其中裁定减刑5035人,减刑率32.04%。近3年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系统减刑人数和减刑率基本持平。公安部秦城监狱、司法部燕郊监狱的减刑人数很少,未予统计。
  2.看守所罪犯的减刑
  2003年度,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下属22个看守所,提请北京市法院裁定减刑的北京籍轻刑已决罪犯共136人,减刑率约1%。看守所减刑率过低的原因:(1)在看守所服刑的罪犯,判决生效时因余刑不足1年,监狱不收,未轮到减刑已刑满。(2)统计方法不当。北京市各看守所大部分已决罪犯不是北京籍,服刑和减刑不归北京管辖,看守所将非北京籍罪犯人数纳入减刑的统计分母不科学;对当年由看守所陆续移交北京各监狱的北京籍罪犯人数,公安、监管两系统重复纳入同年减刑的统计分母,对这部分人有重复统计之嫌。
  (二)减刑的法律标准与监狱评奖考核的关系问题
  根据司法部[1990]158号《关于积分考核奖罚罪犯的规定》,监狱通过对罪犯日常表现进行考核,以分记奖。北京市规定,减刑奖励分为:“监狱改造积极分子”、“监狱嘉奖”、“监狱表扬”三种综合奖励和一事一奖的“重大立功表现”、“立功表现”、“局级嘉奖”三种单项奖励。以两年内累计各种减刑奖励为依据,再根据罪犯属于宽管、普管、严管三种不同主体条件,在法定减刑幅度内,对应从宽、适中、从严调整和确定应减刑期,提请法院依法减刑。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监狱提请减刑工作规定》,是与北京市高级法院共同起草,以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的名义印发的文件,规定减刑的法律标准与监狱评奖考核的换算、调整标准,是两机关长期司法实践的总结。近3年,绝大部分监狱提请应减刑期,与法院裁定减刑结果一致,但约有1%不一致,主要原因是,个别监狱对同一事实重复评价和给予两次单项奖励,或同一立功事实多名配合的人重复获奖,或提请从宽减刑的主体资格不符等。
  监管机关对罪犯平时表现计分评奖考核,进行综合评定,以此作为减刑的主要事实依据,在现阶段具有合理性。再根据主体资格分为不同类别:未成年犯与成年犯、老残犯与健康犯、女犯与男犯、过失犯与故意犯、非恶习犯与恶习犯、非危险犯与危险犯、非累犯与累犯等,对应适度调整减刑幅度,确定应减刑期,做到宽严相济。
  北京市实行多年的罪犯评奖考核办法,存在以整年度考核评奖期限长、减刑面小、减刑间隔期长等不足之处仍需改进:
  1.司法部规定罪犯入监后前3个月集训期间不参加评奖考核,分到监区后,以整年度作为考核评奖的时间单位,致使罪犯丧失在看守所期间和入监第1年的评奖考核机会,特别使3年以内刑期的轻刑罪犯普遍难获减刑。
  2.受实际年减刑率33%的制约,所有罪犯每3年可能有一次减刑机会。司法解释规定,每次减刑需间隔1、2年,故5年以内刑期的罪犯,扣除在看守所已服刑期和入监后前3个月集训期间约1年多,在考核评奖的有效时间内,只能减刑1次约6个月,减刑后余刑不足1、2年的罪犯,再次减刑无望而影响积极性,即使偶然获得减刑奖励,余刑已满无法兑现。
  3.以整年度为考核评奖的时间单位,到年底考核评奖期限长,受实际年减刑率33%的限制,使年初、年中有错者,丧失当年继续努力的信心,难以激励落后者的积极性。
  司法部新成立的燕城监狱罪犯的减刑假释工作,最高法院指定由北京市法院管辖。北京市高院在交接工作中发现,燕城监狱新制订的《罪犯考核奖惩办法》和《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的实施办法》等文件,吸纳几省的成功经验和规定,值得学习和借鉴,北京市高院已将两文件推荐给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为完善评奖考核与减刑幅度的对应机制,北京市正在修订相关新规定。
  司法部燕城监狱的相关规定,有以下几点优点可取:
  1.评奖考核的期间覆盖全部主刑期。规定入监后前3个月集训期间参加评奖考核,从原来监狱获得未兑现的减刑奖励有效,使所有罪犯包括轻刑罪犯,都有经过努力获得减刑或者再次减刑的公平机会。
  2.采用“小步快跑”的激励办法,扩大减刑奖励面。每季度表扬一次,表扬面30%,每次表扬间隔不少于3个月。每半年记功一次,记功面25%,每次记功间隔不少于半年。使得普遍获减刑奖励面增大,概算每年表扬面为120%,每年记功面为50%,使所有罪犯经过努力每年都有获奖的机会和希望。
  3.采用“小步快跑”的激励办法,扩大减刑奖励面,符合罪犯的矫正心理和客观规律,使所有罪犯在争取近期小奖目标中,不断积累进步成绩,最终得到矫正;使年初、年中有错者,有从下季度起重新争取获奖的机会和信心。每次表扬、记功有一定间隔期,可限制少数人过多、重复获奖,有利于调动绝大多数罪犯的积极性。
  为适应减刑假释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在积累多年新经验的基础上,北京市高院正在修订北京市《监狱提请减刑工作规定(讨论稿)》。目前,北京市刑罚执行和减刑工作水平,用现代刑罚理念衡量,已摆脱传统的刑罚执行的同一化,达到刑罚执行的类别化,正在尝试向刑罚执行的个性化方向发展。
  (三)涉财判决执行情况与减刑、假释的关系问题
  涉财判决执行情况,是刑罚执行个性化的一项内容,包括:判决的罚金和没收个人财产,判决继续追缴、退赔、没收的赃款赃物和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等执行情况。目前,缺少涉财判决执行情况与减刑、假释挂钩的法律依据,异地的法院减刑、假释裁判机构,不具备考察涉财判决执行情况的能力,法院、监狱之间对涉财判决执行动态情况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因此,北京市法院没有实行涉财判决执行情况与减刑、假释挂钩,这是值得重点研究和试点的新课题。
  对于涉财判决执行情况能否与减刑、假释挂钩的问题,在认识上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涉财判决执行情况与减刑、假释不宜挂钩,理由:
  1.刑法规定的减刑、假释法定条件,都是本人监内实际表现,没有与涉财判决执行情况挂钩的规定。执行涉财判决,是罪犯应当履行的强制性法定义务。
  2.绝大部分案件的涉财判决没有或不可能执行到位,罪犯在服刑期间很难或基本没有可执行的财产。少数罪犯涉财判决执行到位的,实质是其亲属的主动垫付行为,为罪犯多减刑而殃及其亲属的财产权和日常生活,有社会、法律负效应。
  3.如规定涉财判决执行到位可以多减刑,有利于有涉财判决、有财产的罪犯,不利于没有涉财判决、无财产的罪犯,显失公平;有悖于立法本意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利于有、无涉财判决和有、无财产的罪犯的平等改造和减刑。
  4.涉财判决由北京市相关一审法院执行机构执行,剥夺自由刑由北京或外地监狱分别执行,北京市各法院执行机构,与各地监狱沟通涉财判决执行动态情况的信息渠道不畅,长期累计的工作量巨大。
  第二种意见认为涉财判决执行情况与减刑、假释可以挂钩,理由:
  1.刑法规定的减刑、假释法定条件中的“确有悔罪表现”,理应包括涉财判决执行情况。我国家庭财产权主要实行夫妻共同共有制,国家对个人财产权和经济行为监控不力,罪犯个人的财产易于隐匿,使法院难以发现、甄别和强制执行。这一客观规律决定,没有奖励政策激励罪犯与亲属自愿析产,积极主动交付执行,涉财判决很难执行到位。
  2.大多数涉财犯罪的客体是“财产权和经济秩序”,具有可弥补性和可恢复性的特殊属性,这一显著特征不同于其他犯罪。涉财判决执行到位,有利于弥补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和恢复经济秩序,可以有效减轻涉财犯罪造成的实际危害后果。有涉财判决的罪犯,约占罪犯总数的一半,如涉财判决执行到位,对主刑的减刑、假释没有影响,一律同等对待,有损于全面履行法定义务的罪犯的积极性,有失公平,客观上助长了不主动执行涉财判决的行为。
  3.在目前绝大部分案件涉财判决执行不到位的形势下,褒奖涉财判决执行到位的罪犯,有利于改变不利局面,促进积极主动执行涉财判决,可以增加国库收入,降低监管成本,对纳税人、国家、社会都有利。
  4.为避免同监攀比的负效应,涉财判决执行情况与减刑、假释挂钩,建议在有涉财判决的罪犯中试行,特别应奖励涉财判决执行全部到位的罪犯。
  将涉财判决执行情况作为减刑、假释的参数是可行性,存在的难题:如在原有统一的减刑、假释幅度基础上,额外奖励涉财判决执行到位的罪犯,将导致没有涉财判决的罪犯的减刑、假释幅度减少,影响这部分人的积极性,显失公平;如仍在原有统一的减刑、假释幅度内奖励,将导致大部分没有执行涉财判决实际能力的罪犯的减刑、假释幅度降低,又影响这部分人的积极性,也不公平。两难的原因:将有、无涉财判决的罪犯同监混押,如使用原减刑、假释幅度,难以兑现对涉财判决执行到位的罪犯的奖励;如使用不同的减刑、假释幅度,将产生攀比的负效应,影响没有涉财判决的罪犯的积极性。
  倾向性意见:建议将涉财判决执行情况作为减刑、假释的参数,在有涉财判决的罪犯中试行。为避免同监攀比的负效应,建议将有、无涉财判决的罪犯分监狱、监区关押;在此之前,对涉财判决执行到位的罪犯的减刑、假释幅度,一般不应明显高于平时表现、奖励相同,主刑相同而没有涉财判决的罪犯的减刑、假释幅度。
  (四)减刑假释案件书面审查程序的程序性缺陷和隐患
  《刑法》第79条、第82条,《刑事诉讼法》第221条第2款至第224条的规定,为减刑、假释提供了法律依据,立法精神是以人民法院审判权为核心,与执行机关、检察院共同构建,对减刑、假释案件的提请、审理和监督的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三角形制衡的程序。
  但是,在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中,法院不提审罪犯进行实质性审查,仅对执行机关移送的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罪犯表现等材料、法律手续进行书面审查.,检察机关事后监督,案件审理的效率确实高,但缺乏客观、公正的有效保障程序。这种以执行机关为主导型的减刑、假释书面审查程序,使法院、检察院的审理、监督流于形式,容易滋生司法腐败,有程序性缺陷和隐患。建议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新课题,在实践中法院会同监管、检察机关共同试点,探索改革和逐步完善。
  二、北京市法院近3年假释工作
  (一)假释概况
  2003年度,北京市监狱管理局14个监狱有在押罪犯15,586人,其中北京市法院裁定假释371人,假释率2.38%。2002年度,监狱有在押罪犯15,927人,其中裁定假释366人,假释率2.3%。2001年度,监狱有在押罪犯15,712人,其中裁定假释457人,假释率2.91%。近3年,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系统的假释率基本持平,北京市的假释人员的重新犯罪率为零,仅两人因违法行为被撤销假释,收监服刑。
  (二)依法扩大假释面的可行性问题
  近年来,北京市被监禁罪犯的人均年支出财政费用,由10年前的人均3000元,上升至2003年的近20,000元。罪犯人均监管成本,高于2003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882.6元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1,123.8元;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6496.3元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655.3元;远远高于城镇居民年最低生活保障4000余元等5项人均指标。标志着北京市已步入发达国家早已普遍实行的,采用扩大非监禁刑适用范围,逐步提高减刑、假释率,发挥社区矫正作用,以此降低国家监管成本的时期。
  多年来,北京市对假释工作持慎重态度,假释率一直徘徊在不足3%的水平,与上海、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省市的假释率持平。与减刑工作及司法理念相比,假释工作及司法理念更为保守、滞后。执法观念上最大的思想障碍是担心一旦假释罪犯重新犯罪,影响首善之区的秩序和社会稳定,司法机关的责任风险大。
  我国《刑法》规定假释的法定条件比较宽泛,但是实际的假释率很低,在司法体制上有以下几个深层次的原因:
  1.法律规定,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罚,都由当地公安机关监督考察,北京市人户分离量和流动人口量十分巨大,公安机关工作面广,任务繁重,很难专门负责非监禁刑的监督考察工作。具备最相近专门司法职能的司法局及下属监管局、司法所的潜在的司法管理资源和积极性被闲置。
  2.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工作,重点在监禁刑的执行,专设“监所检察处”;对非监禁刑的法律监督工作,未设专职机构发挥法律监督作用。
  3.在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中,刑法规定原有配合监督考察非监禁刑的所在单位和基层组织,发生很大变化。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有独立核算、自主用人的权利,导致非监禁刑罪犯原所在单位,不愿保留他们的工作和配合监督考察非监禁刑,判刑后一般被除名进而推向社会。居民、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各项权能有所削弱;大量新建居民小区人户分离情况严重,外地常住人口比例大,居民熟识程度低,新建居民委员会不健全或管理难度大。
  4.在可依靠的社会配合力量中,小区物业管理公司有保安力量,综合素质不高,不具备基层组织的权能等。社会上大批潜在的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没有被组织起来发挥应有的合力作用。
  上述原因,导致原有专门司法机关对非监禁刑监督考察工作与社区配合的整体能力明显下降,5种非监禁刑人员长期处在监督考察不力的状态,形成不稳定的社会问题,以至司法机关不敢扩大假释面。
  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由市委政法委负责,市委常委、政法委吉林书记任组长,成立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市、区(县)、街道(乡、镇)成立各级领导小组,在司法局、司法所常设办公室,整合北京市综治办、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民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监管局等成员单位的力量,由市司法局负责具体实施,开展对5种非监禁刑人员的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工作。在3个区县法院、3个区县先后试点的基础上,又推广到另9个区县试点。街道(乡、镇)司法所司法助理员,是社区矫正的专业主导力量,派出所、司法所、民政科、劳动和社会保障所人员,参加基层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实施。司法局、监管局、劳教局抽调人民警察,统一分配到社区,是社区矫正的专业辅助力量;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是社区矫正的补充力量。主要包括:社区居民、村民委员会成员、所在单位相关人员、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离退休干部、高等院校高年级学生、矫正对象的亲属等。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由区县社区矫正组织选聘并颁发聘书。
  存在的法律问题:司法局、监管局、司法所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缺少法律依据,与现行法律规定不一致;但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司法解释规定,处在“有规无法”的改革试点状态。司法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强制措施的权力做威慑后盾等,这些问题有待立法机关解决。
  总之,普遍建立健全基层社区矫正组织,将为扩大假释面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北京市普遍建立健全基层社区矫正组织和加强法治宣传的基础上,将稳步扩大假释面。同时,在司法理念和规定上,在加强监督考察中,应允许存在一定限度的重新犯罪率,因为假释人员毕竟是刑罚没有执行完毕的罪犯。
  (三)修订中的假释对象范围的新规定
  北京市高院正在修订的北京市《监狱提请假释工作规定(讨论稿)》第2条规定,假释应具备的“一般条件”有以下7个:
  1.有期徒刑的罪犯已实际执行原判刑期1/2以上的,原判无期徒刑的罪犯以实际执行10年以上的,原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罪犯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12年的。
  2.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必须同时具备以下4种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
  3.处于宽管或者普管级别的。
  4.居住地公安机关或具有社区矫正组织监督考察条件,本人自愿接受社区矫正的。
  5.被害人与罪犯不是亲属、同村、近邻的或者表示已谅解的。
  6.符合减刑后假释的法定间隔期限要求的。
  7.有前科劣迹的、持续作案的或者提请假释的考验期在2年以上的,需由司法机关指定心理医生,提供没有重新犯罪心理倾向的测试结果,作为参考依据。
  因国家政治、国防、外交等方面特殊情况需要提前假释的,经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条件的限制。
  不得假释的范围:1997年10月1日以后犯罪的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中一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罪犯,不得假释。
  (四)修订中的扩大假释面的新规定
  我院正在修订的北京市《监狱提请假释工作规定(讨论稿)》第5条、第6条,对扩大假释面,作出新规定:
  1.有前科劣迹或者持续作案的有期徒刑罪犯,符合本规定第2条“一般条件”的,获得监狱改造积极分子或者立功、重大立功减刑奖励,计算应减刑期后余刑在6个月以内的,可变更为提请假释。
  2.有前科劣迹或者持续作案的,原判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有期徒刑的罪犯,符合本规定第2条“一般条件”,并获得监狱改造积极分子或者重大立功减刑奖励,计算应减刑期后余刑在1年以内的,可变更为提请假释。
  3.其他一般罪犯,符合本规定第2条“一般条件”的,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变更为提请假释:
  (1)年满65周岁或者身体残疾(不含自伤致残),丧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不能自理,假释后生活有着落的老残犯。
  (2)过失犯罪的。
  (3)犯罪时系未成年,不满20周岁的罪犯,假释后有就读学校,学校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签订假释考验期间帮教协议的。
  (4)非恶习较深的女犯,因丧偶或丈夫被判刑,有不满16周岁子女确需本人抚养的。
  (5)原判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罪犯,获得减刑奖励,计算应减刑期后余刑在6个月以内的。
  (6)原判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罪犯,获得减刑奖励,计算应减刑期后余刑在10个月以内的。
  (7)原判10年以上不满15年有期徒刑的罪犯,获得减刑奖励,计算应减刑期后余刑在1年2个月以内的。
  (8)原判15年以上至20年有期徒刑的罪犯,获得减刑奖励,计算应减刑期后余刑在1年8个月以内的。
  (9)原判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有期徒刑的罪犯,获得减刑奖励,计算应减刑期后余刑在2年以内的。
  具备两种以上情形的,可优先适用有利于罪犯的条款。
  北京市稳步扩大假释面的策略和步骤:
  1.实行初期,严格掌握假释标准,先假释无重新犯罪能力的老残犯、过失犯、女犯和有学就读的可塑性强的青少年犯,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同。
  2.待假释重新犯罪率很低,得到社会普遍认同,逐步对其他罪犯扩大假释面。
  3.实行初期,对假释考验期较长的,要慎重提请和裁定,原则上假释考验期年限要短些,大体相当于减刑奖励计算应减刑期加少量余刑,这样对一旦违法或者重新犯罪的,有撤销假释收监重新服刑的威慑作用,有利于整体降低违法和重新犯罪率,减轻社区矫正的工作量,降低司法机关的责任风险,易于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被害人方的容忍。
  三、减刑假释工作中遇到的适用法律问题和建议
  (一)建议对罪犯保外就医期间擅自外出的,由法院裁定刑期顺延
  1989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加强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和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监督考察工作的通知》第5条第2款规定,“经过批准外出的监外罪犯,其被许可外出的期间,应计入执行期,但超过许可的时间不计入执行期;对于未经批准而擅自离开所在地域的监外罪犯,其外出期间,不得计入执行期。扣除的执行期,由县级公安机关在其法律文书上注明,并加盖公章,通知本人。”
  第6条规定,“执行地的县级公安机关对于监外罪犯被扣除刑期,或出现迁居、死亡、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包括表现不好应于收监执行)的变动情况,应书面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原审判或批准机关。”
  1990年12月31日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16条第2款规定,“保外就医罪犯未经公安机关批准擅自外出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对此款解释为,“将罪犯保外就医未经公安机关的批准擅自外出期间不计入执行期间,并将该罪犯收监继续执行其刑期,其刑期终止日期自动顺延。”
  罪犯保外就医未经公安机关的批准擅自外出期间不计入执行期间,是正确的。但是,上述“其刑期终止日期自动顺延”;“扣除的执行期,由县级公安机关在其法律文书上注明”;由“执行地的县级公安机关对于监外罪犯被扣除刑期等变动状况,书面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原审判或批准机关”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在程序上造成混乱,在实体上触犯了法院的审判权,给刑期顺延期间的减刑、假释留下法律障碍。审判权的法律位阶高于行政权,生效的裁判书所确定的刑期及刑期起止日期,行政机关无权变更。
  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擅自外出,属于非监禁刑人员脱管的违法行为,不构成脱逃罪,但对这类收监罪犯的减刑、假释应严格掌握,在刑期顺延期间,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依法减刑、假释。
  问题在于:罪犯在刑期顺延期间减刑、假释,仅依据执行地的县级公安机关注明自动顺延刑期的行政文书,不依据法院顺延刑期的裁定,导致在原生效裁判书确定的刑期终止日期之外减刑、假释,使减刑、假释裁定失去法定依据和与原判刑期终止日期自相矛盾。
  因此建议:最高法院与公安部、司法部作出规定,由执行地的县级公安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期间擅自外出的情况,书面通知收监机关,由收监机关及时提请法院作出刑期顺延裁定,或者在对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罪的罪犯在实行数罪并罚中重新折算前罪余刑刑期,使罪犯在刑期顺延期间的减刑、假释有法定依据,也有利于加强对暂予监外执行工作的司法监督。
  (二)建议司法解释细化对无期徒刑减刑幅度的规定
  建议对于1997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第6条,做如下细化修改。
  1.司法解释第6条前部分规定,“无期徒刑罪犯在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服刑2年以后,可以减刑。”《刑法》第50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相比,无期徒刑罪犯的减刑标准,远高于死缓罪犯的减刑标准,两者规定失衡。虽然两者减刑期限均为2年,但死缓罪犯在2年内只要不故意犯罪,法定减为无期徒刑;无期徒刑罪犯如没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不能减刑,而且没有规定必须减刑的最长服刑期限,导致有的无期徒刑罪犯,因长期坚持申诉,没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长达5至8年没有提请减刑。
  建议:司法解释第6条前部分最后补充规定:无期徒刑罪犯“服刑满5年的,应当减为有期徒刑”,避免无期徒刑罪犯超长期服刑,不能减刑。
  2.司法解释第6条后部分规定,无期徒刑罪犯“减刑幅度为:对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可以减为十八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十三年以上十八年以下有期徒刑。”最后一句对无期徒刑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减刑幅度长达6年,过于笼统,没有细化对不同情形的减刑档次和幅度,缺少对“悔罪表现突出”、或“并有立功表现”、或“并有重大立功表现”3种情形的具体规定,执行中主观随意性大,不便于统一操作。
  建议:参照司法解释第2条对10年有期徒刑以上罪犯不同情形的减刑档次和幅度的规定,将第6条从“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起的最后部分,增改为:“对悔改表现突出的,可以减为十七年以上十八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悔改表现突出并有立功表现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十五年以上十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悔改表现突出并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十三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北京市规定,无期徒刑罪犯的“悔罪表现突出”是指,获得两次以上监狱改造积极分子奖励的,或者获得一次监狱改造积极分子奖励,并获得二次以上局级嘉奖、监狱嘉奖的。
  (三)建议明确规定,罪犯“不得坚持申诉,写认罪悔罪书”,不是认定“认罪服法”和减刑、假释的必要条件
  长期以来,执行机关、法院将罪犯“不得坚持申诉,写认罪悔罪书”作为“认罪服法”和减刑、假_的必备条件,认为坚持申诉,不写认罪悔罪书、是不“认罪服法”的表现,形成以下传统作法:(1)不写认罪悔罪书,在申诉期间或驳回仍坚持申诉的,丧失参加减刑、假释考核的资格;执行机关不提请减刑、假释;法院将必须附有认罪悔罪书、不得坚持申诉,作为减刑、假释的立案必备条件。(2)虽写认罪悔罪书,但事后发现坚持申诉的,取消已有的考核资格,已取得的考核分数无效。(3)没有经监狱审查并代为投寄,由亲友投寄申诉书的,执行机关不负责查询申诉结果。
  要处理好保障罪犯享有的公民申诉、检举、控告等宪法权利,与正确认定“认罪服法”的关系。《监狱法》第21条规定,“罪犯对生效的判决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第23条规定,“罪犯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应当及时转递,不得扣压。”第24条规定,“监狱在执行刑罚过程中,根据罪犯的申诉,认为判决可能有错误的,应当提请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监狱提请处理意见书之日起6个月内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法律规定,司法机关不但不能限制罪犯的申诉权,相反,监狱还有“根据罪犯的申诉,认为判决可能有错误的”,向检法机关提交“提请处理意见书”的法定职责。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63条,没有规定减刑、假释案件,必须附有认罪悔罪书和不得坚持申诉的条件。最高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确有悔罪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4个方面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对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提出申诉的,要依法保护其申诉权利。对罪犯申诉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应当一概认为是不认罪服法。”确有悔罪表现,是罪犯主观认识与外在行为的统一,表明罪犯真诚悔罪并积极改过自新的状态,一般同时具备上述4个方面情形。但有例外不需要同时具备上述4个面情形,如老残或有严重疾病的,出于人道主义不需具备“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形,仍可以减刑、假释;依法申诉的,同样属于法定例外情形,可以减刑、假释。
  “认罪服法”,是指服刑人认识和悔悟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服从执行被判处刑罚的行为。“认罪服法”,并不排斥依法申诉,罪犯的特殊身份和境地决定了,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责大小、量刑轻重和对法律会有一定认识偏差,不排除存在冤情的可能,依法申诉是罪犯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应依法保护。要正确处理好依法申诉与认定“认罪服法”的关系,只要在申诉过程中能够服从执行被判处的刑罚,没有抗拒执行刑罚的行为,即可认定“认罪服法”。
  将写认罪悔罪书,作为罪犯的自愿行为予以鼓励是可行的,但不能规定必须写认罪悔罪书。罪犯只要同时具备上述几个方面情形,用各种外在的行为表明真诚悔罪并积极改过自新,同样可以认定“确有悔罪表现”。将写认罪悔罪书,作为认定“认罪服法”和减刑、假释的必备条件,可能导致部分罪犯违心作假,对文盲不利。因此,北京市法院系统自2003年起,已取消将罪犯必须写认罪悔罪书、不得坚持申诉,作为“认罪服法”和减刑、假释的必要条件的传统做法,没有同意签发《关于处理申诉和不认罪服法罪犯考核、奖励、减刑、假释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北京市和外地的监狱管理系统的观点不尽一致,普遍认为“不得坚持申诉,写认罪悔罪书”,是“认罪服法”和提请减刑、假释的必要条件。
  建议: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定,将易有歧义的“对罪犯申诉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应当一概认为是不认罪服法”一句删去。因为,监狱法明文规定,“罪犯对生效的判决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申诉是因罪犯对生效判决不服,依法向法院而不是向监管系统提起的,是法院发现纠正错案的重要法定途径。对于理由不足,又坚持申诉的,由法院依照法定程序驳回即可,减刑、假释重在实际表现,没有必要限制和强制罪犯放弃申诉权。否则,将丧失减刑、假释资格,是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精神的。罪犯申诉的法定渠道,应始终保持畅通,防止服刑期间表现确实好,可能有一定冤情或对法律有重大误解,始终坚持依法申诉的人,丧失减刑、假释的机会。
  (四)建议试点和增设减刑假释案件听证审查程序
  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程序的规定,分散在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监狱法、行政法规中,传统做法由执行机关书面提请,法院书面审查裁定,检察院事后提出书面纠正意见。长期以来,书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导致法院、检察院、执行机关、被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及其他有异议人员互不见面,互不了解,审理过程不公开、不透明,法院仅进行书面审查,难以确认和保障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证据的客观公正性;即使在实体上提请内容和裁定结果是公正的,在程序上仍有“暗箱操作”之嫌,有悖于程序公正和缺乏说服力。
  为充分发挥执行机关公开举证的职能,检察机关公开监督的职能,维护被减刑、假、释罪犯和其他罪犯的合法权利,为增加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透明度,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增强对罪犯积极改造的感召激励作用和信心,建议试点和增设减刑假释案件听证审查程序。北京市高院拟在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清河法庭试点,主要做法如下:
  1.听证审查的范围
  (1)执行机关、检察机关、其他人员对提请罪犯减刑、假释提出异议的案件。
  (2)提请一次减刑2年以上的,或者提前3年以上假释的案件。
  (3)根据抽样比例,法院筛选认为需听证审查的减刑、假释案件。
  (4)检察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纠正意见,认为减刑、假释裁定不当,法院维持或者撤销减刑、假释的案件。
  2.听证审查参加入员
  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的工作人员,检察机关住所检察人员,法院法警或者监狱武警人员,被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旁听人员(包括:被提请减刑、假释的未成年罪犯的法定代理人、对提请减刑、假释提出异议的人员、证明不同证据的相关证人、罪犯代表、管教人员代表等)。
  3.听证审查的提起
  (1)执行机关向法院移送提请罪犯减刑、假释的卷宗,包括相关手续、证据、对监狱公示提请减刑、假释建议反馈的不同意见和相关人员名单。
  (2)同时向检察机关移送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罪犯表现等材料、相关手续、证据的副本,检察机关在收到后7日内向法院书面提出异议和建议参加听证的重点人员名单。
  (3)法院在立案书面审查后,选择决定听证审查的案件,提前3日向执行机关、检察机关和参加听证的重点人员送达听证通知,听证审查中可以当场通知有关人员参加听证。
  (4)听证在被提请减刑、假释罪犯的服刑地举行,旁听人员一般在10人以上,由执行机关组织通知。
  4.听证审查程序
  (1)宣布听证会的纪律,核对被提请减刑、假释罪犯的自然状况,审判长宣布听证开始。
  (2)执行机关宣读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
  (3)对事实进行举证、质证。
  (4)检察机关对事实和适用法律发表监督意见。
  (5)参加听证的重点人员或者一般旁听人员,经审判长许可以发表意见。
  (6)合议庭评议。
  (7)宣判或者另行送达减刑、假释裁定;不同意减刑、假释的案件退回执行机关。
  (五)建议重视研究涉财判决执行情况与减刑、假释的关系问题和财产刑可以减刑的问题
  1.涉财判决执行情况与减刑、假释的关系问题及建议,报告前面已经总结,不再赘述。
  2.财产刑可以减刑的问题。刑法规定,在5种主刑中,除死刑立即执行以外,所有主刑都可以减刑,其中有期徒刑还可以假释;在4种附加刑中,只有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减刑,罚金、没收个人财产、驱逐出境,不能减刑。罚金有的高达数十万元,基本无法执行;没收个人财产,在判决生效后初期不能执行的,以后也很难执行。罚金、没收个人财产没有执行期限,执行期限为罪犯的一生,实际上基本无法再执行,但执行压力将伴随刑满释放人员终生,必然影响他们的基本生活,不利于顺利回归社会。与其让财产刑长年处于空判状态,不如同主刑、剥夺政治权利一样,实行减刑制。建议最高法院、立法机关对没收个人财产、罚金实行减刑、没收个人财产可以减为罚金、罚金可以折抵为“社区服务令”偿还等新课题重点研究。
  (六)建议研究增设非监禁刑劳役刑类的“社区服务令”
  目前,世界各国刑种分6大类:生命刑(如死刑、死缓)、身体刑(如剁手、鞭笞)、自由刑(如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财产刑(如没收财产、罚金)、资格刑(如管制、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劳役刑(如社区服务令)。身体刑因残酷、非人道、造成被执行者终生残疾和社会新负担,绝大部分国家早已废止。目前,大部分发达国家刑种有4大类: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和劳役刑。发展中国家、少部分发达国家的刑种,以上述4大类为主,但仍保留、限制执行或不执行生命刑。
  世界各国刑罚体系正在由以生命刑、自由刑为中心,逐步向以自由刑、非监禁刑为中心方向转化。伴随着各国刑罚轻刑化、轻罪非监禁刑化、人文化、个性化的总发展趋势,一些发达国家恢复了在奴隶、封建社会曾广泛实行的,部分限制但不剥夺人身自由的古老刑种劳役刑,但是赋予了现代社会的新内涵。现代劳役刑类的社区服务令有5个优点:(1)避免轻、重刑犯混合监禁的“交叉感染”;(2)减少国家的巨大监管成本;(3)强化了刑罚的补偿社会、感化罪犯的功能;(4)有利于轻刑犯家庭和社会的稳定;(5)有利于轻刑犯顺利回归社会。
  我国刑种有4种: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缺少劳役刑。建议重视研究增设劳役刑类的社区服务令的问题,有3种设想方案建议。第一种设想:将曾带有政治色彩的非监禁主刑管制,改为劳役刑类的社区服务令。第二种设想:同时增设可以单处或并处的附加刑劳役刑类的社区服务令,与现有的管制、拘役缓刑、有期徒刑缓刑一并附加判处。第三种设想:扩大劳役刑类的社区服务令的适用范围,在裁定假释时兼作变更的监督考察的执行方法。
  同时,建议增设刑罚易科制度,充分发挥劳役刑类的社区服务令的优点。我国罚金等财产刑执行到位率很低,建议规定,罚金与劳役刑类的社区服务令,可以易科、折抵,可以判决二择一的选择性易科刑罚,将解决长期困扰法院罚金执行难的问题,有利于维护判决的严肃性。还可以规定,在裁定假释时,将主刑或罚金易科为每年从事一定数量的劳役刑社区服务令,以利于对假释犯的监督考察、矫正和罚金执行到位。
  (七)建议重视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刑罚实行国民待遇、最恵国待遇问题
  目前,对外国人、无国籍人的刑罚,没有完全实行国民待遇原则。主要原因是刑法对相关问题的规定滞后,存在一定法律障碍。有的外国、无国籍罪犯,具备判处管制、缓刑条件的,或者在押罪犯具备暂予监外执行、假释条件的,却因外国人、无国籍人在中国没有户籍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由哪个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负责对非监禁刑的监督考察的管辖权不明确,造成互相推诿,或者在中国没有保外就医的保证人等原因,以致不能、很难直接判决、或者变更为上述刑罚。
  在直接判决刑罚或者减刑、假释中,对于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罪犯,过于向发达国家斜,过于侧重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刑罚问题,对平等的第三国的罪犯,没有完全实行最惠国待遇原则。
  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国人、无国籍人的刑罚,能否完全实行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问题更为突出,关系到中国的法治形象、国际关系和长远的国家利益,不能长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建议最高法院作出可具体操作的相关司法解释。
  (八)建议调整对刑罚执行和减刑假释工作的指导思想
  21世纪初以来,发达国家普遍认为,各国在经济起飞时期,犯罪率高居不下,主要是由于贫富悬殊扩大等多种深层次社会原因造成,单靠司法机关判处重刑不可能消除和减少犯罪。各国立法、司法和法学界的主流理念,由刑事古典学派的刑罚目的,是追求罪与刑的等价性的报应刑思想,转变为刑事实证学派的刑罚目的,是教育矫正改造,不是威吓和报应罪犯的教育刑思想。发达国家现代刑罚的目的,已不是传统的单纯惩罚报应罪犯,而是教育矫正改造使他们回归社会。二战后,随着世界人权运动的发展和各国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和纳税人越来越难以承受监禁罪犯的巨额费用,刑罚轻刑化、个性化、轻罪非监禁刑化,扩大减刑、假释率,发挥社区矫正的作用,使罪犯尽早顺利回归社会,已成为现代刑罚发展的总趋势,有的发达国家的假释率高达60%以上。
  建议:最高法院并提请立法机关重视研究和顺应各国现代刑罚的目的和发展总趋势,根据国情依法适时调整法院和相关司法机关对刑罚执行和减刑、假释工作的指导思想。
出处:《刑事法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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