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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政策概念新探

2012/7/25
 研究刑事政策,首先要科学界定刑事政策的概念。在我国内地,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对刑事政策的研究逐渐成为刑事法学研究中的一大热点,这方面的论文、专著、译著不断问世,各种有关的研讨会频频召开,国家相关部门也日益重视,从而把我国刑事政策研究的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更深、更广的新高度。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内地,刑事政策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但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却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远没有达成一致,甚至还大相径庭。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各种观点的述评,重新界定我国刑事政策的概念。

  一、刑事政策的缘起

  在界定刑事政策的概念之前,应该首先知道什么是“政策”。按照通常的解释,“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1}。由这一“政策”概念可以看出,尽管刑事政策的概念出现得比较晚,但刑事政策的实践却古已有之,亦即,由某一国家制定的刑事政策同诸如土地政策、人口政策、外交政策等各种各样具体的政策一样,早已随着阶级、国家的出现而出现;而由某一政党制定的刑事政策也可以说已随着政党在近代的产生[1]而产生。日本著名刑法学者大谷实也认为:“犯罪防止对策对于社会共同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可以说,刑事政策在人类社会的起始之初便已存在。”{2}

  大谷实进一步指出:“但是,探讨防止犯罪的合适、有效的手段,并将其作为国家的系统性的政策——刑事政策而加以推进的自发性认识,则是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出现的。”{2}

  一般认为,“刑事政策”(德文kriminalpolitik;法文politique criminelle;英文criminal policy)一词起源于18世纪末的德国,具体而言,“刑事政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法学教授克兰斯洛德(Kleinschrod)与费尔巴哈(Paul Johann anselm v.Feuerbach,1775~1833)的著作中。克兰斯洛德认为,刑事政策是立法者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预防犯罪、保护公民自然权利的措施。费尔巴哈则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是‘立法国家的智慧’。”{3}不过,迄今最有力的说法则明确指出,刑事政策一词系由费尔巴哈在其所著《德国刑法教科书》(1801年出版)中首先使用,随后由德国刑法学者亨克(Henke)及李斯特(Franz v.Liszt,1851~1919)等学者加以普遍推广,逐渐由其他欧陆法系国家所陆续使用而成为一门学问{4}。日本的大谷实教授也认为:“刑事政策一词,在18世纪末的德国便开始使用,但现在意义上的刑事政策的称呼则始于费尔巴哈。他将心理学、实证哲学、一般刑事法及刑事政策作为刑事法的辅助知识,赋予了刑事政策的独立地位。”{3}但是,“依法国学者Saldana之研究,刑事政策一语,究竟由何人首先使用,目前尚未明朗。”{5}

  二、国外学者观点述评

  从上述克兰斯洛德和费尔巴哈给刑事政策所下的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都将刑事政策限定在了刑事立法政策的范围内,将制定刑事政策的主体定位于“立法者”或“立法国家”,尤其是费尔巴哈,他所考虑的刑事政策是基于其心理强制说的刑事立法政策。就现在来看,他们的刑事政策概念的含义明显过于狭窄,但这是与刑事政策最初被看做是一种立法技术或技巧,被作为刑法的指导观念和思想而存在,因而仅限于刑事立法政策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定义不但大大限制了刑事政策的范围,也不能体现出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正如有国外学者指出,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提出“刑事政策”一词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刑事政策”一词常被视为刑法理论与实践的同义词{6}。我国也有学者指出:“近代西方刑事政策始终在刑事法律的范围内展开,侧重于立法策略,并由此表现出一定的批判性而不同于规范刑法学,因而与近现代的刑事政策理论保持有一定的联系,并具有当代刑事政策学的基本特征。”{7}

  费尔巴哈的刑事政策概念沉寂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一直到20世纪初才由李斯特加以复兴,并被赋予了新的更加广泛的内容。李斯特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和社会据以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原则的总和”。李斯特的这一刑事政策定义大大拓宽了刑事政策的领域,应对犯罪的策略、措施不再局限于刑法的范围,而是以刑法为中心扩展到了整个社会政策领域。我国甚至也有学者因此分析说:“事实上,两位19世纪初期的德国学者(指克兰斯洛德和费尔巴哈)并未对刑事政策的概念加以明确的定义。从文献上分析,最早对刑事政策的概念加以界定的是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8}李斯特坚持认为,由于社会的原因而产生的犯罪应当用社会政策来消除,并提出了“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著名论断。

  李斯特的上述观点引起了各国刑法学者的注意,很多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如法国早期刑事政策学者Donnedieu de Vabres认为:“刑事政策就是国家对犯罪所作出的反应,其作用是对犯罪进行惩罚。”由于该定义过分强调刑事政策的惩罚性,其影响比较小。法国刑法学家马克·安塞尔认为:“刑事政策是由社会,实际上也就是由立法者和法官在认定法律所要惩罚的犯罪,保护‘高尚公民’时所作的选择。”{9}这一观点在欧陆法系国家影响颇深,至今仍被许多现代刑事政策学者所认可,如法国的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认为:“刑事政策就是社会整体据以组织对犯罪现象反应的方法的总和,因而是不同社会控制形式的理论与实践。”{3}现今西方最流行的刑事政策定义则表述为:“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刑事政策是对犯罪现象的综合分析,对犯罪现象以及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方法措施的解析;它同时也是建立在一定理论基础之上的旨在解决广义的犯罪现象的打击与预防所提出的问题的社会和法律的战略。”{10}

  在英美等国家,本无“刑事政策”这一专用语,而是将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内容并入犯罪学(criminology)之中,即作为广义犯罪学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刑罚学(penology)、监狱改革(prison reform)或刑罚改革(penal reform)等用语,与刑事政策的意义较为接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渐有德文kriminalpolitik之英译criminal policy一词被使用。此后,联合国于1952年开始发行国际刑事政策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riminal Policy),对于世界性的刑事政策活动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刑事政策”一词的使用却至今并不普遍,一般仍多将刑事政策的研究包括在犯罪学的范围之内。

  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些国家就不存在刑事政策的研究,相反,他们对刑事政策的研究也是全方位的,在许多领域甚至是相当深入和发达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英美国家以刑事政策冠名的著作开始增多,如牛津大学犯罪学研究中心主任罗杰·胡德教授分别于1989年和1999年主编了《欧洲的犯罪与刑事政策》和《欧洲犯罪和刑事政策的转型状况》两书,分别收进了欧洲数国学者对犯罪预防、犯罪被害者的抚慰、非监禁化、毒品政策等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的对刑事政策下了定义,如安德鲁·卢瑟福于1996年出版的《刑事政策转轨》一书中对刑事政策定义如下:“刑事政策,广义来说,可以被认为是社会整体对由于犯罪现象所引发的问题的具体反应。其中心内容包括:刑法的界限(包括个人责任的界限);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与犯罪作斗争的措施;为防止任意搜查和逮捕以及为确保公平、公正和体面对待所提供的保护;在执行刑法时无论性别、阶级、种族,一律不偏不倚;被害人的地位;最后,还有更深更广的犯罪预防领域。”{11}

  从以上德国、法国、英美等国学者的观点来看,尽管他们各自的定义有所不同,有的差异还比较大,但他们均是从整体上给刑事政策下的定义,亦即把刑事政策看成是国家、社会打击、预防犯罪的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或系统工程,认为刑事政策的主体是“国家”或“社会(整体)”,刑事政策的内容是“国家”或“社会(整体)”“据以组织对犯罪现象反应的方法的总和”,而不仅指其中的某一或某几个方面。并且,针对复杂多变的犯罪现象,这种“反应”又必须具有机动灵活的特点。

  在日本,刑事政策一词由大场茂马在他的著作《最近的刑事政策的根本问题》(1909年3月出版)一书中最初使用,其后,不断有刑事政策学的著作问世,从而也就有了多种刑事政策的定义{12}。例如:

  木村龟二认为,刑事政策有广狭二义,“广义之刑事政策乃在探求犯罪之原因而确立其对策”;“狭义之刑事政策乃在探求犯罪原因,研究犯罪对策,而批判现行刑罚制度之价值,且以确立改革刑罚制度之诸原则,并补充现行刑罚制度的犯罪对策之各种原则。”{5}

  藤木英雄认为:“刑事政策系以犯罪之镇压、防止为目的之公私组织之活动。”{13}

  田中政义认为:“刑事政策系国家、自治团体抑民间团体,籍刑罚或类似刑罚之方法或制度,以达直接防止犯罪与矫正犯罪为目的,更且为排除因犯罪所生之社会的恶害,考究其手段与方式,以对犯罪实施斗争之谓。”{13}

  按照上述藤木英雄、田中政义的刑事政策定义,可以把私人、民间团体的防止犯罪的活动列入刑事政策的范围,亦即也可以把民间团体和个人作为刑事政策的主体,然而根据日本目前的通说(下面的大谷实、森本益之等人就持通说的观点),虽然承认民间人士对于防止犯罪的贡献的重要性,但还是认为“政策”是借国家、社会团体之手实施的{14}。

  大谷实认为:“所谓刑事政策,是国家机关(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通过预防犯罪、缓和犯罪被害人及社会一般人对于犯罪的愤慨,从而实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的一切措施政策,包括立法、司法及行政方面的对策。”他进一步指出,他所采用的是狭义刑事政策概念,至于最广义刑事政策概念(认为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有关犯罪的所有的对策),其对象过于广泛,和社会政策等难以区分,而最狭义刑事政策概念(认为刑事政策是指对犯罪人及具有犯罪危险性的人所采取的强制措施),其对象又过于狭窄,会将少年的不法行为之类的重要事项从刑事政策的领域中遗漏{2}。

  森本益之等人认为:“刑事政策是由国家或社会团体以预防和镇压犯罪为目的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森本益之等人进一步指出,根据这一定义,刑事政策“就不仅仅停留在立法政策上,而是包含了司法、行政上的各种措施”,但又认为不能将刑事政策的范围无限扩大,像社会政策、教育政策、劳动政策、住宅政策等在犯罪防止上都是有效的,但都不是以防止犯罪为直接目的的措施,通常不能包括在刑事政策的范围里{14}。可以看出,在刑事政策的主体和范围这两点上,森本益之等人和大谷实的观点是非常接近的。

  三、我国台湾学者观点述评

  在我国台湾,尽管有关刑事政策方面的著作并不算多,但对刑事政策的研究却比较系统、全面,并且针对刑事政策的概念,大多数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划分,其中,有的持狭义说,有的则坚持从狭义说出发进行折中的观点,而持同一说者,其观点的具体内容又会有所不同。例如:

  林纪东1957年初版的《刑事政策学》一书被认为是我国台湾第一部系统研究刑事政策学的著作。在该书中,他将刑事政策分为广义狭义二说:广义说认为“刑事政策乃是探求犯罪的原因,从而树立防止犯罪的对策”;狭义说认为“刑事政策乃是探求犯罪的原因,批判现行刑罚的制度,及各种有关制度,从而改善或运用现行刑罚制度,及各种有关制度,以期防止犯罪的对策。”他进一步说明:广义狭义二说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以探求犯罪的原因作为刑事政策的起点,以防止犯罪作为刑事政策的终极目标;不同之处在于,狭义说使用的手段只限于以改善或运用现行刑罚制度为范围,而广义说则不限于此。他更进一步指出:广义说导致刑事政策学的研究范围过于宽泛,因而主张应由狭义说的观点出发,同时兼顾广义说的观点,以免把刑事政策和其他社会安全政策完全隔离开,使其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至于狭义说的内容,林纪东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犯罪原因之研究;(2)现行刑罚及各种有关制度之批判;(3)如何改善或运用现行刑罚制度之研究;(4)如何改善或运用各种和刑罚有关制度之研究;(5)而其最终之目的,则在犯罪之防止{15}。可以看出,林纪东的见解受到了前述木村龟二观点的深刻影响。

  张甘妹在其《刑事政策》一书中也认为:刑事政策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广义及狭义二种,“就广义言,刑事政策得谓为国家以预防及镇压犯罪为目的所为一切手段或方法”,“狭义之刑事政策,得谓为国家以预防及镇压犯罪为目的,运用刑罚以及具有与刑罚类似作用之诸制度,对于犯罪人及有犯罪危险人所作用之刑事上之诸对策。”他进一步分析说:“依广义说,刑事政策之防止犯罪目的不必是直接、积极的或主要的,而凡与犯罪之防止有间接或从属的目的之方法亦可属之。申言之,广义的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的以防止犯罪为目的之刑罚诸制度,而间接的与防止犯罪有关的各种社会政策,例如居住政策、教育政策、劳动政策(失业政策)及其他公的保护政策等亦均包括在内。……就理论治地方的各级自治机关在内),则只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而各种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就更不能制定刑事政策,只能同党和国家的地方机关一起成为刑事政策的执行主体。

  (2)关于个人能否成为我国刑事政策的执行主体,在谈及这一问题的学者中,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持肯定态度,尽管他们的表述有所不同,例如,有学者明确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现在所实行的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等刑事政策,也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他们的积极拥护和贯彻执行。”{16}还有学者明确指出:“在刑事政策执行领域,虽然仍以‘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共机构’为主,但此时有的刑事政策执行并不排斥甚至需要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乃至个人来予以协助执行。”{11}但另外一些学者则持否定态度,例如,有学者认为:在执行刑事政策的过程中,尽管公民个人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取得和拥有对犯罪作出适当反映的权力,但原则上讲,公民个人不是刑事政策的执行主体,公民个人对政策只能是遵守,遵守和执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7}。也有学者认为,刑事政策的执行主体只能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21}。我们认为,无庸赘述的是,从我国现有的刑事政策及其实践来看,不但不能把个人排除在刑事政策的执行主体之外,而且还应把个人视为刑事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执行主体。再有,我们在写个人总结的时候经常会用这样一句话:“本人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里的“政策”当然包括了刑事政策在内。

  (3)关于刑事政策的领域,我国刑法学者过去多采狭义说,但近来则有不少学者持广义说。应该说,狭义说和广义说都有其各自的道理,但我们分析后认为,究竟是采狭义说还是采广义说,应根据给刑事政策下定义的不同角度来决定,具体说就是要看,是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政策研究者的角度出发。这一点将在下文论及。

  (4)关于刑事政策的对象即刑事政策概念中“犯罪”一词的范围问题,我国绝大多数学者都将其界定为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这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也不符合我国制定各种刑事政策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针对这一问题,上述曲新久的观点还是基本可取的,即刑事政策概念中的“犯罪”只能是指现行刑法规范意义上的犯罪,无需扩张其内容和范围,但是,刑事政策的视野却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可以涵盖整个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

  (5)另外,不少学者在刑事政策概念中心词的表达上不够严格,单是以上列举的定义中就出现了“策略”、“对策”、“准则”、“方针”、“方略”、“方法”、“手段”、“措施”、“办法”、“计划”,甚至“战略”、“规范”、“态度”等众多的词语,而至于它们各自的确切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则并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和阐释。比如,有的学者就将“策略”和“方针”并列使用,而实际上根据权威汉语词典的解释,策略已经包含了方针在内。再如,还有学者竟然将六七个词语并列在一起,,真的是不知所云。

  五、我国(内地)刑事政策概念的重新界定

  通过以上对境内外学者们关于刑事政策概念各种表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由于其历史、文化和社会等背景的不同,对刑事政策概念的理解有着较大的差异;而即使是同一时期、同一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基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分析和见解,他们给刑事政策所下的定义也不尽一致,甚至也有较大的区别。可以说,这一状况的存在并不足为奇,因为其他一些相关概念的定义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例如,单是翻开我国内地众多的刑法教材和著作,它们给“刑法”、“犯罪”、“刑罚”这些基本概念所下的定义,我们也很难找到两个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关键要看哪一种定义是合理、科学亦即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通过上面的述评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下一个世界各国通用而又简明的刑事政策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这里,就只给我国(内地)的刑事政策下一个简洁的定义:

  我国(内地)的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依据我国一定时期的犯罪态势及其成因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准则。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上述定义显然是从刑事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作出的,也可以说是一个狭义上的刑事政策概念。如果我们从刑事政策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为了能使其研究更为深入和有效,则就应该从广义上来把握刑事政策的概念,像诸如教育政策、人口政策、土地政策等社会政策,只要是它们与预防和控制犯罪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皆可纳入刑事政策的研究范围。

  另外,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我国的刑事政策(指狭义)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目前,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宽严相济政策(由过去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演变而来)和“严打”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如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职务犯罪的刑事政策和死刑政策等等。
【注释】
作者简介:狄世深(1968—),男,山东莘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刑事法学。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5
Law School,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China
[1]一般认为,政党是代表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政党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夺权斗争中的产物,后来。工人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也建立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从17世纪70、80年代英国最早出现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前身)算起,政党已经存在300多年了。18世纪末,以美国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的形成为标志,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迄今也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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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生,1982年1月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到检察机关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1991年5月起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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